一
在明清时期，牌坊的修建由朝廷统一支配和管理。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太祖降旨修建状元坊以表彰廷试的状元，开创了由朝廷批准修建牌坊的先例。至此，这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便和帝王的恩宠联系在一起，拥有一座牌坊，也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荣光。
除了那些科举考试中的成功者，贞女节妇也可以获准立牌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就惊天动地的“义举”，也不是每个家族都能培养出学问出众同时又有足够运气的读书郎，但是男人的死亡并不罕见，因此贞女节妇也就不难寻找。由政府出面旌表贞节的做法开始于汉代，这种传统被后世所继承。元大德八年（1304年），政府旌表节妇，根据规定，“诸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其节行卓异，应旌表者，从所属有司举之，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推行这样的制度，无疑宣示着这个非汉族的政权继承了儒家治国的政策。
到了明代，“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清代由礼部掌管旌表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在一般的年份中，“岁会而上，都数千人”。康熙六年（1667年）旌表节妇的规定与元、明两代大致相同，寡妇守节二十年者，即可得到旌表。雍正元年（1723年）又规定，守节超过四十岁而未到五十岁去世者、守节十五年以上者，也可得到旌表；道光四年（1824年）又改为守节十年去世者，可予旌表，同治七年（1868年）进一步把这一年限缩短为六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各地的牌坊以颂扬当地在科举考试或仕途上成就卓越的人为多，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自18世纪开始，旌表的焦点转向了节妇贞女。根据《吴县志》载，明时吴县（今江苏苏州）境内共有牌坊一百二十三座，其中科举高官的占九十九座；到了清代，吴县拥有一百一十三座牌坊，其中节孝坊多达九十七座。《镇海县志》的统计同样有趣，浙江镇海县五十座明代牌坊中，高官、科举的占三十四座；与之相比，四十九座清代牌坊中除“孝子坊”、“乐善好施坊”外，其余四十七座全为贞女节妇坊。牌坊表彰重心移向贞节烈女，固然和中央的政策有关，同时也可能与官方控制削弱，地方豪族势力膨胀的背景相联系，而这些地方豪强正需要来自朝廷的褒扬以彰显其实力。
有的研究者提醒我们注意，晚明以来方志中贞节烈女事迹的增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市井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专叙床笫之事的色情小说，说明当时世风变化，男女关系正在逐渐松弛。正因为贞女节妇太少，统治者才会大力提倡。
二
一座牌坊的建立，需要多个前提条件：其一，要有合法的借口；其二，要得到皇帝的恩准；其三，要有足够的钱财。节妇贞女自然可以当作建造牌坊的借口，然而，尽管文化传统、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一再鼓励妇女守节，但是，做一名节妇却不是件容易事，除了超凡的忍耐，孀妇还要面临种种的困境。首要问题便是经济的困扰。对于那些收入一般的家庭来说，妇女在丈夫死后，就失去了经济上的顶梁柱，这时，即使孀妇有守节的念头，也不具备守节的条件。而婆家往往也希望通过孀妇的改嫁而得到一笔财礼，以摆脱眼前的困境。道德观念和实际生活的矛盾还会导致行为上的冲突，对于婆家来说，在分家以前，孀妇是他们的负担，而分家后，孀妇的财产又会成为家庭内部其他人觊觎的目标。孀妇也会成为其他男子求婚的对象，在有的贫困地区，甚至存在抢孀的恶习。这些来自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使得守节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而是一种艰难的命运抗争。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有足够的钱财，这其中的许多问题就会得以化解。一旦这个家庭出现了一位长年守节的节妇，就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个家庭既有钱又和睦。
当节妇以极大的毅力摆平各种矛盾，在家族内部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后，其事迹要由乡邻、族长、地方官，或当地的“仁人君子”以及在外地做官的同乡出面上报，再由督抚与学臣共同核实，最后由礼部题请旌表。这种上报过程极其漫长和繁琐，需要时时面对各级官僚的傲慢与贪婪。这期间，银子是少不了要花费的，安丘《秦氏族约》则规定：“一族中有忠孝节义无力请旌者，皆以公费为之。”所谓公费，即家族内部所筹集的钱款。安徽歙县徽州盐商一份筹建牌坊的资料，清楚地说明了这类钱款的去向：
由学备文移县转府申详藩宪及院宪，共额费元银五拾五两
内老师计额元拾贰两
学胥计元八两
县礼房额元六两
府礼房额元四两
布政司房额元七两
院房额元拾八两
倘由部报饬县印结，约额费元拾两之间
系老师处约在八两
县、府礼房各一两
藩、院房无额费，县、府礼房均可承办
在这份账单中，打点从县学到院房各级衙门的费用多达五十五两银子。
并不是所有节妇的事迹都能呈达到朝廷，许多家族为了鼓励孀妇守节，族规中规定族长有申请建坊的义务，但同时也补充说，如果无法与朝廷建立链接，则退而求其次，只将其事迹记入家谱。因此，申请建坊的过程，也是对一个家庭财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的考验。
三
每年上呈到朝廷的烈女节妇多达数千人，被批准建坊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影响选择的因素很多，如妻以夫贵、母以子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除了家族的影响力外，节妇贞女们的事迹是否富有戏剧性也相当重要，考虑到这种旌表手段的宣传作用，那种最为离奇煽情的故事最容易被选中。如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日（1783年5月10日）的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档案中有一条说，江西庐江县汪朝献的妻子王氏在与一位男子交谈时，被对方趁机捏了一下手，汪王氏因羞愤而自缢。会审的官员认为，汪王氏捐躯明志，节烈可嘉，于是被批准建坊。在这个今天看来至多属于性骚扰的案件中，汪王氏因为以死相抗，使得事件极富感染力，这样的案例自然更会得到社会的关注。这种选择也容易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节妇们会以这些被旌表的人为榜样，模仿那些惨烈却不再具有任何创意的行动，例如，在各种文献中，节妇尝粪、割肉、毁容、断指、挖目等惨剧会一再上演，而向壁虚构、瞒天过海的勾当也自然不可避免。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民间的琐事是无须皇帝逐一御览的，因此，高悬在每一座牌坊上的圣旨，其实是以皇帝的名义由礼部“批发”的。按照清朝的规定，获准建坊后，要拨发三十两“建坊银”，由其家族出面组织修建。拨发三十两银子是一个通例，如中举者的建坊银也是三十两。对于建造一座牌坊来说，这点钱显然只是一种象征，远不及前面所列的打点各级官员的费用。于是有的中举仕子干脆拿这笔钱去孝敬主考官，而不是建牌坊。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雍正皇帝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命令“地方公所设立祠宇，将前后忠孝节义之人，俱标姓氏于其中，已故者则设牌位于祠中祭祀，用以阐幽光而垂永久”。
这道谕旨显然也在山东起了作用，嘉庆《
山东通志》记：
经礼部议覆行，令直省州县分别男女，每处各建二祠，一为忠义孝悌祠，建学宫内，祠门内立石碑，将前后忠义孝悌之人刊刻姓氏于其上，已故者设立牌位；一为节孝祠，另择地营建，祠门外建大坊一座，将前后节孝妇女标题姓氏于其上，已故者设立牌位。每岁春秋二次致祭，祭品同名宦、乡贤二祠。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安丘城东门里为“贫苦节烈无力请旌者，合建一坊于节孝祠东旷”，名曰“节烈合坊”，“共四百余名贫苦节烈咸得旌表”。这种牌坊的钱财似乎要由多方筹集，在安丘节烈合坊的建造中，身董其事的官员需要“出资任劳”。最令人惊异的是安徽歙县徽城光绪年间的一座牌坊，其额枋上镌有“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等大字，应是旌表人数最多的牌坊。这座由地方官出资兴建的牌坊用砖砌成，也是最为寒酸的一例。
只有那些拥有足够财产的人家，才有能力建造属于自己家的牌坊。
四
在建造牌坊的各个环节中，家族的钱财和势力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许多高门大户缺乏在科举或仕途上成功的才能，却有足够的财力让孀妇继续留在家族中，并以她的名义向朝廷申请立坊旌表。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富家大户才有可能通过修建牌坊来炫耀他们在当地的显赫地位，而那个可怜的节妇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修建牌坊的真实动机是为整个家族涂脂抹粉，而不是给那位苦命的女子树碑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