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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最有权势的是哪些人，包括瑞典政府首相在内的这些人的总收入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瑞典总工会专家最近对198个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职位和自1950年以来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的收入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瑞典社会差距在急剧扩大，在某些领域甚至倒退了几十年。
       瑞典谁的收入最高？
       瑞典收入最高、影响最大的198个职务来自11个不同领域或者说不同的权力集团，他们分别是：
       （一）企业界精英这个集团包括了七大行业——机械制造、钢铁、建筑、造纸、金融保险、商业和其它行业的50位企业总裁。他们所管企业在每个调查年度都是该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因而是最大的公司，其中，有30多个是最大的上市公司。这个集团在11类权力集团中人数最多，对瑞典经济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企业界的决策人物。
       （二）政府与议会领袖他们是代表国家与政府的民选最高领导，也可以说是瑞典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政府首相和五个最重要的政府大臣，议会议长、三个副议长和议会三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议会五大政党领袖、社民党书记和议会财政委员会成员等共22人。
       （三）劳资双方代表劳动市场组织在瑞典影响很大，其主要代表自然也属于权力精英。如劳方三大组织——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和瑞典学者中央组织的主席，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和其八大行业工会的主席。资方雇主组织（瑞典企业联合会）和公共部门雇主组织（瑞典市政区与省议会联合会）的主席等，加在一起共26个职务。
       （四）国企代表 10个最大国企的老总。
       （五）地方代表全瑞典10个最大城市的市政府主席和其最高执行官共20个职务。
       （六）都市高官三大都市的住房、福利、医疗和交通企事业管理局的12名局长或总经理。
       （七）上层社会包括王室、最高法院、教会、军队和驻外大使等传统的上层社会的11个职务。
       （八）媒体大腕包括了四大报纸主编、电台及电视台的5位台长和著名记者等16个大腕。
       （九）科研教育主要是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重要研究所所长和著名科研部门的首脑等10人。
       （十）经济学家近年来他们极力鼓吹要控制或降低瑞典工资增长速度，因此有必要看看这些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的收入。他们包括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三大银行、三大工会和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共10个职务。
       （十一）人民运动组织高层人民运动组织，如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大厦组织，房客全国协会和戒酒运动组织，红十字会，合作社全国组织和全国体育总会、田径运动协会、足球协会三大体育组织的主席等11个职务。
       这198个职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瑞典社会的精英。
       如何调查权贵们的收入
       权高势重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如企业董事一类兼职，同时也常有资产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收入。因此，调查时不仅仅要搞清其工资收入，而是要搞清其他收入，特别是总收入，因为它比工资更好地反映了这些上层人士的经济情况，可以对其实际生活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信息大部分可以从税务局档案、企业报告等正式材料中查找，但有时需要向有关方面进行查对。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人们不仅会有收入，也会有亏损，因此有些人会出现总收入低于其总工资的情况。与工人工资进行比较时，使用的是双方税前总收入。对于某些没有固定职务的股票所有者和一些体育文娱明星难以进行追踪调查，因而没有选入。
       工人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人们把工人工资作为比较对象。自195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国家采矿与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也是选定它作参照对象的原因之一。2005年，工人平均年工资为261690克朗，约合36200美元。
       统计时，人们对同一类别的职务使用了平均工资和收入，也就是说把属于同一类别的职务工资或收入之和除以其总人数，从而得出了整个类别的平均工资和收入。调查的目的在于追踪这些特定的职务持有者的收入变化。当某个职务换人时，被调查对象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
       瑞典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2005年，这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9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其平均收入在55年间增加了3.8个工人工资，而与1980年（4.9倍）相比，多出了10个工人工资。2005年，这些社会精英中有42名妇女，没有一个属于经济精英。这些精英人物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企业界总裁们收入最高，国企总经理们次之，资方组织代表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经济学家收入也不错，而大学精英和民选官员们落在最后。下面按其收入多少依次进行介绍。
       2005年，瑞典企业界的这50位代表人物的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其差别之大远远超过了1980年的16.5倍，而且比1950年的差别也大得多（26.1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巨大差距有稳定下来的趋势。2000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总裁们与工人的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曾达到工人工资的46.4倍。其收入近年来的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其资本收入大幅度增长有关。2000年企业权贵们收入的30%来自资本收入，2005年这类收入达到其总收入之18%。
       2005年名列前三名的企业家是PEAB建筑公司老板（年收入4664万克朗）、爱立信公司老板（年收入3268万克朗）和斯堪地亚卡车公司老板（年收入2810万克朗）。他们的收入分别是工人工资的179、125和108倍。如果这三位总裁收入不计算在内，这个平均差距就从40.7倍下降到35倍。处于第四位的是“投资者”公司总裁（年收入2598万克朗），第五位是斯堪的纳维亚私人银行总裁（年收入2136万克朗）。这家银行是瑞典最大私人财团——瓦伦堡财团的权力基地，“投资者”投资公司是瓦伦堡财团的旗舰。斯堪地亚是瓦伦堡财团下属公司，而爱立信是该财团与第二大财团联合控制的企业。在瑞典五大公司中瓦伦堡财团控制了三家半，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财团在瑞典经济中的显赫地位。1998年至2005年间，经济界精英们的工资平均增长了55%，同时股价平均上涨30%，而工人工资仅增长24%。
       按总收入排名第二的是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处于前三位的是国家电信公司（年收入938万克朗）、水电公司（年收入769万克朗）和邮政公司（年收入499万克朗）总裁。如果不把他们三人的高收入计算在内，其他人的平均收入就降到工人工资的8.3倍。1950年国家电信公司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但目前国有股份仅占45%。同年国家银行总裁总收入为208万克朗。
       十大经济学家平均年收入237.9万克朗，在11类精英中名列第三。他们是三大银行和三大工会以及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2005年，其人均年收入是工人的9.1倍。其中，学者工会首席经济学家（年收入601万克朗）和斯堪的纳维亚私人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年收入431万克朗）收入最高，如不计算他们俩的收入，这一差距会降到6.4倍。
       26个劳动市场代表2005年平均年收入211.6万克朗，是工人的8.1倍。其中总工会主席总收入110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2倍，而1993年这一差距是3.7倍。1950年，其与工人工资差距是6倍，这与当时的工会主席兼任议会议员有关。2005年，其下属的冶金工会主席收入137万克朗，建筑工会主席收入81万克朗，市政工会主席和商业工会主席各收入93万克朗。白领工会——职员中央组织主席收入138万克朗（5.3倍），学者中央组织主席收入139万克朗。但瑞典企业协会主席等三个资方组织代表平均收入是工人工资的15倍，如果不把他们三人计算在内，这个差距会降到4.1。
       16个媒体大腕年平均收入16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6.4倍。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社长收入354万克朗，《晚报》主编收入319万克朗，瑞典电台台长收入185万克朗，电视新闻台主编收入131万克朗，私人电视TV4台长收入323万克朗。最著名记者年收入103万克朗。
       人民运动组织11个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14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6.3倍。其中，合作社全国组织总裁收入最高（年收入466万克朗）。全国农民协会主席年收入232万克朗，国家体协主席、足球协会主席、红十字会主席年收入分别为121万、102万和105万克朗。
       12个地方当局主办的公益事业局局长（或总经理）的年平均收入11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建筑局局长收入133万克朗，交通局长收入122万克朗。哥德堡交通局长收入103万克朗，卫生局长收入101万克朗，马尔默卫生局长收入109万和社会局局长收入62万克朗。11个传统的上层社会代表人均收入100.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1倍。其中，王宫总管收入125万克朗，最高法院院长收入146万克朗，国家总检察长收入100万克朗，三军总司令收入139万克朗（5.3倍），陆军司令收入77.8万克朗，瑞典大主教收入92万克朗，驻美国大使收入87万克朗，驻英大使收入60万克朗。瑞典国王是国家元首，没有工资，也不交税。2002年，其收入为195万克朗，而之后接连下降，2005年收入仅53万克朗，但国王收入一般不列入统计。
       大学与科研部门10位著名学者平均收入9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3.6倍，其中，国际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院长收入161万克朗，卡路伦斯卡医学院院长收入153万克朗，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收入63万克朗，隆德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收入65万克朗。瑞典大学的教授们的工资由政府决定，受整个公共部门工资发展的影响，这可能是其增长速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民选官员的收入要考虑选民影响，因而增长相对较慢，与工人收入差距较小。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3.6倍。而1985年他们的平均收入是2.4个工人的工资，1950年这个差距是4.9。
       除国王之外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议会议长2005年收入143万克朗（5.5倍）。国家第三号人物——政府首相年工资是145万克朗（约20万美元），是工人工资的5.6倍。财政大臣同年收入105万克朗，外交大臣收入106万克朗。财政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收入85万克朗。1983年前政府首相与大臣们工资相同，后来差距逐渐拉开，现在首相与大臣收入已经相差一个工人工资。首相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由1980年的2.2个工人工资，增长到2001年的5.1个工人工资。其他大臣的收入同期与工人相比由3.1倍增长到4倍。而首相与大臣1950年收入分别是工人收入的7.2和6.2倍。瑞典2005年保守党主席收入127万克朗，社民党总书记收入112万克朗。政府和议会领导人的收入水平在这11类精英中是倒数第二。
       政府大臣们的工资由1994年成立的大臣报酬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得到议会授权，专门负责部长以上高官的工资和报酬，其三个成员由议会宪法委员会任命。80年代曾有过类似组织，里面还有工会代表。但80年代末被撤销，以致大臣们工资一度出现停滞。加入欧盟后，首相对外职能增加，工作负担加重，因此其工资增长较快，并与大臣们拉开了距离。但首相工资对其他政府官员又是一个信号。他们出于对这个职务的尊重，在工资数额上与首相保持一定距离。首相和大臣们工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到1000多名国家官员和整个公共部门的工资发展。在瑞典精英中，地方民选官员的收入最低。2005年，十大城市市长和其行政执行官共20人的平均收入是88.5万，是工人工资的3.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政委员会主席（市长）的收入分别为106万、108万和165万克朗。这三市的行政执行官的收入分别为133万、97万和119万克朗。
       总之，瑞典人的收入差别自1950年起逐步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福利社会建成时降到最低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这个差距再次拉大。近些年来，企业界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精英们收入飞速增长，与工人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五十多年前。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政府高官、地方民选官员、大学教授和其他公共部门官员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加上其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效益，瑞典社会虽然差距有所扩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贫富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