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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人生阅历　扎实的生活积累
       

       
　　中国古代艺术家很重视从自然界获得创作的灵感，比如许多书法家都是从自然界中领悟到艺术的真谛，从而“落笔惊鬼神”的。大书法家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草圣张旭，因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公孙大娘舞剑器行》)，遂因而悟道，得舞剑之神；书圣王羲之从白鹅游水而悟出用笔之法；唐代书法家李阳冰从大自然变幻无穷的景观物象中顿悟书法之“道”：“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牙齿，得摆位咀嚼之势。”(《唐李阳冰上采访李大夫论古篆书》)当然，艺术绝不是对自然物象的简单模仿和再现，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极富艺术辩证法的。艺术家主体与对象客体的融合便有了艺术创造。
       
　　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说：乔羽是一位始终没有离开过生活的作家，他有相当厚实的文化功底，有相当扎实的生活积累，他真正是厚积薄发的作家，他的作品永远回荡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灵气和大气。这话是说得中肯的。
       
　　乔羽说“地理环境对造就一位艺术家来说，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①他读了黄淑子的词集后，黄淑子问他最喜欢其中哪一些，他“以为还是杏花春雨江南的那一部分为好，有感受、有情趣、有意境。这可能由于作者是一位南国女儿的缘故。那些词稿中也有北国冰河铁马，我却以为这是着意写出来的，是在做文章，而且以为今天的文章只能那样做才合时宜。我想这不仅指的是风格，也包括着作者的见地、情怀、取材的视野、选材的角度，等等。总之，这指的是作为一个作者从生活观察到艺术创作的全部状况。”②这话也适用于他自己。生活在大运河、微山湖之滨的乔羽，从小心灵受到水乡情韵的浸染，京杭大运河上著名码头之一的济宁城，浩淼无际帆樯连翩的微山湖，给他无限的遐想。家乡的风土人情、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乔羽对济宁母校的学生说：“咱们有个大白楼就在咱旁边，我小的时候天天上太白楼，因为家就住在太白楼下，学校也就在附近，你说一个大白楼也对我们有影响啊，因为我每天在那里读书，一个李太白在那里坐着，你不好意思自己写的东西那么不像样呀。这是一种无形的，又是非常有形的力量。”③
       

       
　　一、深入农村生活，听村妇拌嘴学习新鲜词汇。
       
　　1946年春，乔羽进了北方大学学习，在战争的环境里生活工作了三年多，这期间他除了学习，还跟随王任重领导的农村土改工作团进村搞调研，在《光荣报》担任编辑，一直在太行山深处转来转去，深入农村生活。1958年3月，乔羽31岁，剧本创作室解散，组织安排他重返太行山，再次来到河北邢台地区沙河县体验生活，住在渡口村、石槽村等山川农村，睡土坑，吃农家饭，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对山村里发生的一切新鲜事儿都非常关注，总要记录下来。对妯娌吵架拌嘴也挺兴趣，说她们骂了两个钟头，一句话不重复，净出新鲜词。乔羽这次在太行山体验生活，一呆又是三年。这三年，他积累了不少农村生活素材。后来他创作《人说山西好风光》《汾河流水哗啦啦》其生活之源就是他在太行山的经历。
       
　　他在给陈小奇歌词集《涛声依旧》写的序言中，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就是希望小奇“再在民歌上下些功夫”。他说：“小奇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妙处颇有领会，这在形成他的作品风格上有目共睹。这也是他的优势。但是我也在想，如果他对中国民歌的妙处也有同样的领会，同样的功力，情况会怎样呢?”④足见他对吸取民间新鲜词汇以及民歌的营养是十分重视的，不仅自己重视，还希望词界青年一代也引起重视。
       

       
　　二、聊天也是尽揽天下风情的方式。
       
　　乔羽乐于同普通老百姓交朋友，乐意在平淡的气氛中生活。休息时尤其喜欢和朋友聊天。他认为“聊天也是一种读书方式，能聊出许许多多东西。”聊天中可以了解世风民情，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知道老百姓心里想什么，脉搏怎样跳动。聊天中大家说话都很真诚、放松、无顾忌，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状态，更便于作者观察、体会客观对象，从而更准确地捕抓其特征，让作品传神。正如苏轼在《传神记》中所说的“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聊天成为乔羽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一种手段，成为他尽揽天下风情的一扇窗口。
       

       
　　三、放下架子，摆平心态，感受最基本的生活。
       
　　乔羽认为，一个作家一旦远离最基本的生活，远离生活中最生动、最本色的东西，是很悲哀的。所以，他到外地出差，总爱到处乱转，甚至在最简单的饭摊前津津有味地品尝当地的小吃。他说，他这是想感受一种在北京大都市里没有的生活气息，他时常被这种气息所陶醉。他在创作实践中认识到，“人真正的精神世界，总是和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和土地，和岁月，和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情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绝不把自己当作名人高高在上，而是摆平心态，深入最具体的生活中，获取最真切的感受。这样他的作品总是十分贴近老百姓的思想脉搏，贴近老百姓的情感。
       

       
　　四、善于发现社会生活中独具个性的情感。
       
　　没有个性的美，不体现个性化情感的美，是没有魅力的。歌词作者平时观察得多一些，深一些，比别人更独特一些，形成“自己的眼睛”，善于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观察别有见地，感觉新鲜独特，写出的作品才能显出异彩。当然，这新鲜的感觉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去发现，才能从一滴水珠中见出阳光，从一片新叶中感受春天。古代诗词浩如烟海，说起封建社会贫富差别的诗，人们常会想起白居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为什么?因为这形象、这情感独具个性；明清小说故事繁多，许多故事听后就忘了，但武松打虎的故事却让人听后再也难忘，并对武松不喝三碗不过冈，喝了三碗更勇猛的打虎英雄心生钦佩。为什么?还是因为这形象、这情感来自社会生活并独具个性。乔羽深知这个道理，善于发现并捕捉这独具个性的情感。如他的《鞋子随想曲》：
       
　　有人爱穿别人的鞋子走路，／不管自己的尊脚如何痛苦。／他相信只要穿上这双鞋子，／他就能踏上神圣的天国乐土。
       
　　有人爱让别人来穿自己的鞋子，／不管人家走起路来是否舒服。／如果别人皱了一下眉头，／他便忧从中来，大呼人心不古。
       
　　结果大家一起诅咒这双鞋子，／鞋子哑口无言，只有痛哭：／“呜呼，我有何辜？／呜呼，我本无辜!”
       
　　没见过有人把鞋子写成歌吧，乔羽写了，没见过从穿鞋走路还能见出什么哲理的吧，乔羽就“随想”出来了。他针对社会上有些人不问实际情况如何，总爱盲目模仿他人，以及有些人不管对方情况如何，总要别人仿效自己的行为，借鞋子之口，发出“呜呼，我有何辜?”的感慨，对这两种不合理的社会
       现象予以善意的批评，揭示了不能盲从，要用特殊的方法解决特殊的矛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乔羽的许多歌词所捕捉的情感都是独具个性的，这是他的作品之所以那么引人注意并能经受时间考验的原因之一。
       

       
　　五、经历“文革”洗礼，加深了解人生百态。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一个历史性错误，但诗人作家们在灾难中也不无收获，那就是从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感受到政治风浪的险恶，从喧嚣尘上的群众运动中看清忠奸善恶各式人生百态。乔羽在“文革”中“看到了一些坏人，更多的是一些无奈的人，一些品格很高的人”，“我最讨厌两面三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文革’给我最大教训之一，就是看人看事：仔细，仔细，再仔细!”正因为乔羽有这样的生活感受，所以能写出“牛鬼蛇神倒比那正人君子更可爱”的佳句，才能写出“不是自己的果子，不要品尝”的警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乔羽在“文革”中比起那些家破人亡的人来说，经历相对平淡，没有大起大落，但也被打成黑帮，下放农场劳动，心灵深处照样留下很大的“伤疤”。这些生活经历，使他后来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全面的更辨证的认识，思想更加成熟起来，作品也更加深刻。
       

       
　　自称“慢手”，精益求精
       

       
　　一、反复修改，精益求精。
       
　　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是乔羽的创作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技巧，正是这样做才使他的作品成功率高、成活率高。古人胡稚威云：“诗有来得去得存得之分。来得者，下笔便有也；去得者，平正稳妥也；存得者，新鲜出色也。”词作者应精益求精，力争成为存得者。文艺作品不因量多取胜，历史上有的名家只因一篇或一佳句而流芳百世。歌词大家塞克说他自己一生就满意一句歌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可见其要求之高。这些都是前人弥足珍贵的成功经验。
       
　　乔羽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每一个字仿佛都是用戥子称出来，经过反复揣摸、掂量的。他说：“认真地写作，是写作者的根本出路。真正的大家，都是不肯轻易下手的。有些艺术家，宁肯多少年，默默无闻，也绝不走粗制滥造的路，这不仅是艺德，也是艺术规则所决定的”。⑤他还说：“我在创作上基本上是个‘慢手’，‘慢手’有什么不好?袁枚就说过：‘作诗能速不能迟，亦是才人一病……余因有句云：事从知悔方微学，诗到能迟转是才。’”乔羽说：“常常，有许多人找我写歌，而且总说随便写几句就行。我却从来不敢随便写几句，既然写了，就得写好，每首歌词，必须都得有凝炼的思想，升华的感情和打动人心的语言。做到这一步，你就得做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溥仪》、《说雍正》，这两个皇帝你怎么说?你就得把能够找来的资料和文章都一一看过。”⑥
       
　　乔羽有写一遍就成功的歌词，但更多的是他自己反复改出来的歌词。比如《说雍正》写出来后听听朋友的意见，就又改了一道。他同时坚持歌词要改得靠自己改，不能由别人捉刀代笔。因为每个人的视觉、角度、风格都不一样，别人改来改去，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袁枚曾说：“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还说：“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已过，大局已定。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万气，求易不得……”，这也道出了乔羽为什么写歌词基本上是慢手的原因。
       

       
　　二、坦然面对无奈——好词难保流行，流行难保好词。
       
　　乔羽说：“歌词由于它的简短，常被误认为是文学创作中最容易的一种，草率从事的情况是、有的。歌词创作又有一种现象，词不见得多么好，但曲子流畅动听，歌曲也能流行一时，于是便被认为是自己的成功，这也助长了上述的那种误解。”⑦流行的不一定是好词，好词不一定流行，这是歌词的无奈，是搞歌词创作的人都感到头痛的事。它不像写小说，作品是否受读者欢迎主要决定于作者的水平，虽然也有“市场订货”的问题，但基本上是由作者决定了的。可是歌词作家却决定不了一首歌词谱曲后能否流行，因为制约流行的因素太多，比如作曲、配器、伴奏、演唱、录音、媒体传播、社会心理需求、接受群体审美动态变化等等，流行是以上各个环节的完全契合，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全都赶上了。而如果某个环节不迭要求，就可能前功尽弃，流行不起来。歌词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以收到最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在创作时必须尽可能把各个因素考虑进去。但是，流行不流行既然往往不能由词作家来决定，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平常心投入创作，认真对待每一首作品的诞生，才不会一旦作品流行了，作者却觉得遗憾，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有时甚至成了一首次品的亮相，并没得到多少美誉。应当说，正因为流行难保好词，好词难保流行，所以，人们重视流行，又不完全以流行定优劣。词作家要克服浮躁的心理，大可不必不择手段地钻营作品的流行，还是潜心把作品写好，写出高质量、高水平的词作来，总有一天，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在这一点上，乔羽就是榜样，他只管把词写好，流行不流行他很少考虑。
       
　　①(乔羽文集·文章卷)第155页。
       
　　②同上，第168页。
       
　　③同上，第225页。
       
　　④同上，第147页。
       
　　⑤周长行(乔羽“恋”歌)第330页。
       
　　⑥同上，第329页。
       
　　⑦(乔羽文集·文章卷)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