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中说：高俅本来是苏东坡的“小史”，是苏东坡推荐给小王都尉，小王都尉又推荐给端王的。端王登基做了皇帝，高俅因此发迹。言中之意，似乎高俅迫害林冲等人，都是苏轼的罪过。其实，苏东坡把高俅介绍给小王都尉，实有其事，而高俅迫害林冲，则是空穴来风。高俅其人，并不像《
水浒传》中写的那样坏，至少不是“六贼”之一。是不是施耐庵的祖上和高俅有仇，才把这个“屎盆子”扣在高俅的头上啊？
凡是看过《
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宋徽宗时代有个太尉叫高俅，而且知道这个高俅，是被“小苏学士”推荐给小王都尉王诜的。因为他善于踢球，小王都尉派他给端王赵佶送东西，正赶上赵佶在踢球，又赶上那球滴溜溜正往高俅这边飞来，高俅一时大胆，使了个“鸳鸯拐”接了一脚，却踢得非常漂亮。端王大喜，就把高俅从小王都尉那里要了过来。不久哲宗故去，赵佶当了皇帝，高俅方才发迹，当上了太尉，从此引出他陷害王进、林冲等一系列故事。
从《
水浒传》所描写的时间推算，“高俅踢球”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哲宗元符末年（二年末或三年初），因为书中写得很清楚：高俅到了端王府仅仅一个多月，赵佶就登基做了皇帝了。
赵佶登基那一年，刚满十八岁。可见高俅去端王府的时候，赵佶还是个未成年的“大孩子”。
高俅这个破落户子弟，是《
水浒传》开篇头一个详细介绍的重要反派角色。但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
宋史》中居然没有传。因此，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竟没有正史可查。根据史料的零星记载，知道他确实是宋徽宗的“幸臣”，罪名主要是“败坏军政”——因为他主管军事，却没能阻止金兵入侵。但他没有被列入“宣和六贼”之中，与蔡京、童贯等人相比，大概还不算大奸大恶。靖康元年金兵南下的时候，高俅病死在家。对比被枭首的童贯、死于贬窜途中的蔡京，结局还算不错。——施耐庵把高俅写成了奸诈无耻加大奸大恶，没有多少根据。如果不是“随手抓一个历史人物”来演绎一番，十之八九就是高俅曾经迫害过施耐庵的祖先。不然，他不应该这样指名道姓地糟蹋高俅。
从《
宋史》中的零星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并不太多。人们把高俅和“六贼”并列，甚至说他比“六贼”中的一些人更坏的原因，的确是因为《
水浒传》的大力渲染。
其实，史书上并没说高俅善于踢球，因为善于踢球而受到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彦。他出身市井，善于应对，自称“李浪子”。后来官至宰相，老百姓说他是“社稷之贼”。把高俅说成“善踢球”，有可能是沾了他名字中有个“俅”字的光，经过联想，就把李邦彦的本事移植到他的身上了。
《
水浒传》中说：高俅是因为“小苏学士”的推荐，又遇上特殊的机会被宋徽宗所赏识，方才平步青云，以一个市井泼皮无赖登上“太尉”的宝座的。从老苏、大苏、小苏的“三苏”排行看，“小苏学士”应该指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的第三个儿子苏过，因为善于书画诗文，当时也有人称他为“小苏学士”。但是据宋代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史”的记载看，这个“小苏学士”，却是苏轼。
王明清是南宋时代的人，距离北宋末年时间不远，他说的话，应该比较可信。《挥麈后录》中说：元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出帅”——实际上是被贬“下放”到中山府（即定州，今河北正定），曾把高俅推荐给曾布。虽然苏东坡和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但他们在元年间不但有所交往，而且还有一定的交情。据学者考证，《
挥麈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因此王明清记载外公家的事情，应该比较可信。不过曾布可能知道高俅的人品，“以使令已多辞之”，谢绝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才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
苏轼从元七年九月到京，先后任兵部尚书、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到元八年九月，被贬定州，正好一年时间。这样算起来，高俅在苏东坡那里，最多也不过呆一年左右。苏东坡在连遭丧妻、被贬种种噩运之中，居然没有忘记给高俅找一个吃饭的地方，一方面固然显示出苏东坡头脑的清醒、理智并有人情味儿，一方面也应该说高俅在苏东坡那里干得还不错，至少是印象还不坏。
据王明清说，高俅在苏东坡那里当的是“小史”。有人认为“小史”就是“小使”，也就是“书童”的身份。因为曾布说的“使令已多”，而所谓的“使令”，也就是仆役的意思。据我看，既然说高俅“笔札颇工”，那就绝不是只管伺候笔墨纸砚的“书童”，很可能是个“书记”，也就是秘书的身份。像苏东坡那样的文豪，即便用不着高俅帮他“起草文书”，由于公私两忙，大概用他抄抄写写（笔札），总是免不了的。——看起来，高俅的字一定写得还可以，至少不是一个不通文墨、不学无术的人。此外，据施耐庵的说法，他不但“球艺精湛”，而且唱歌、跳舞、摔跤样样来得，特别难能可贵的，为当代球星、歌星、舞星所缺少的，是他还会书法、能写诗。但是他最大的缺点，是“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这话当然是施耐庵说的）。换言之，他是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没想到，才十八岁的大宋皇帝赵佶，这个只会看画、不会看人的赵佶，收录高俅仅仅一个多月，就身登大宝，居然就对高俅“破格使用”了。于是，高俅在上任的当天，就从打击报复陷害王进开始，直到为儿子抢夺美女而陷害林冲，所作所为，无不丧心病狂，穷凶极恶，令人愤恨，令人发指。我们今天一提到《
水浒传》，就联想到“官逼民反”；这个“官”，首先指的就是高俅。
那么，像高俅这样一个恶人，是不是因为苏东坡的错误推荐而高升的呢？应该说不是。第一，所有这些“劣迹”，其实都是《
水浒传》的描写，历史上的高俅，大概不是这个样子的。第二，即便《
水浒传》的描写有些根据，高俅在苏东坡那里当“小史”，用的也是他的文墨，事实上并没有怎么高抬他，他也没有什么借重苏东坡的势力为非作歹的劣迹记录。他的“变坏”或曰“暴露”，应该是在他被赵佶宠信之后。《
水浒传》中说：
一天，徽宗对高俅说：“朕想要抬举你，但要有边功方才可以升迁，先叫枢密院给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有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
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竟以边功至殿帅。”——这话正好给《
水浒传》宋徽宗的话作注解。
《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他的升迁资本，很可能就是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
水浒传》中说：“后来没有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分明不是事实。
高俅是不是有这样的武功？可以这样理解：刘仲武体察到徽宗把高俅托付给自己的目的，很有可能送个顺水人情，故意扩大高俅的功劳。这从高俅以后和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得出来：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大概是因为有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他的儿子刘担任大将。
高俅出身篾片帮闲，尽管文的武的都知道点儿，却不一定有多少正经本事。他管理禁军，为了讨好赵佶这个“风流昏君”，在军队训练上，就玩儿了不少花架子。据宋代孟元老的《
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但是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当仪仗队凑热闹的。指责高俅贻误军政，不是给他扣帽子。
高俅不但无能，不是“帅才”，而且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就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己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把军营的地皮用来建私宅，还把禁军当作私役，不认真训练，却要求为他个人出力。如果谁没手艺，就只能花钱去雇工匠来帮他干活儿。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去赚钱，当然也就无法参加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金军进攻的时候，开封城内号称拥有几十万禁军，居然不堪一击，很快瓦解。这和宋徽宗任用高俅这种庸人、小人、恶人，是分不开的。
小人得志，一定猖狂，本也不足为奇。奇的是这样的小人，偏偏有人赏识；古往今来，总是君子难于出头，小人容易得志。于是市井无赖，摇身一变，成了显贵；正人君子，倒要受他们的鸟气。
高俅得势害人，罪在赵佶（他自称“道君皇帝”，可以解释为“所有魔鬼的领袖”）；尽管《
水浒传》中许多人被逼上梁山，但并不都是高俅一人所为，因为除了高俅之外，还有蔡京，还有高俅的弟弟和儿子，还有蔡京的儿子和女婿，组成了一个“奸臣集团”，危害百姓。归根结底，其罪难道不在赵佶？蔡京的字写得好，号称“状元宰相”，并非“白痴总理”，可见字写得好不见得人品好，才子更不等于君子；高俅球艺精湛，如果当个球社教练，也许还能发挥他的所长；如今让他当“首都卫戍司令”，不单不称职，还要横生事端，祸害百姓。
这就是所谓的“高俅现象”，也就是“所用非人”。可以说：“重用吹牛拍马的痞子”，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坛上难以根除的老大难问题。
根据《
挥麈录》的记载，高俅是开封府人。父亲名叫高敦复，有两个兄弟，四个儿子。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已经渡过黄河，连夜仓皇往东南逃窜。据《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来和他汇合。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宠，相互倾轧。他们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就和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入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京城的几十万禁军尚且难以阻挡金兵入侵东京，要想以三千人马阻挡金兵南下，简直是痴人说梦）。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却把高俅留在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则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儿人，都被连坐处死：童贯被杀并枭首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的下场比童贯、蔡攸等人都幸运得多：靖康元年五月十四日，高俅在战乱中病逝，生前没有受到羞辱，比徽宗、钦宗都要“幸运”得多。
这样看起来，《
水浒传》中的高俅，只是一个“艺术形象”，不是真正历史上的高俅。真正的高俅，虽然是经过苏轼的推荐，“辗转”多次之后，才到达赵佶身边的。即便是苏轼推荐，也没有过失。苏轼是在自己即将离京的时候，给自己的秘书找一个混饭吃的地方，并没有向哲宗皇帝或徽宗皇帝推荐高俅当太尉。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问题，宋徽宗的宠信高俅，所用非人，导致误国，和苏轼一点儿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