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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携一支医疗队，
       和我们一家到了延安
       1938年新年刚过，两辆大卡车载着国民政府红十字会的第23、第33医疗支队从西安出发，由卫兵和一位参谋护送，目的地是延安。
       第23医疗支队有五六位医生，十多位护士，还有一些随行的家属子女。金德崇和他的父亲金茂岳就在这支队伍里。父亲是医疗队的副队长、医学博士，大家心目中很有威望的大哥，当时的金德崇还是个九岁的男孩子。
       车行途中，他们一路看到许多背着背包的青年人步行去往延安。
       父亲和医疗队一进延安城南门，就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许多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晚，边区政府为医疗队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欢迎会，并和我父亲等医疗队成员一一握手问候。因为医疗队的到来，体现了国共两党的实际合作，同时延安的军民和抗日根据地也非常需要医务人员的支援。
       那时的延安城，坐落在宝塔山下，城里只有南门到北门一条街，城的中心，有一个钟鼓楼，城北面，有一座挺显眼的老建筑，即天主教堂。1936年4月9日，周恩来等和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在这里举行过谈判，后来党的许多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出了城东门不远，就是延河，过了延河就是东关地区了。
       刚到延安的红十字会医疗队，被安排住在教堂对面的一个大院子里，刚刚开办起来的延安边区医院也在同一个院子里办公。我父亲、母亲带着我，还有我一个堂兄，就此开始了延安的新生活。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在边区医院上班、看病外，还经常到延安周边的一些县区和八路军的野战医院巡诊。
       那时的延安很热闹，抗大、鲁艺都在这里。延安的生活让我们感到很新鲜，到处都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我们住的对面那个大教堂里，经常召开大会，一开大会，就能听到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
       白求恩对父亲说：“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过去了。”
       白求恩大夫是1938年春来到延安的，比我父亲来延安稍晚些。他是在转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才来到延安的。延安城古老破旧，但街道清洁，人的精神面貌好，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过了两天，时任八路军卫生顾问的马海德医生便带着白求恩来边区医院参观，还有一个女护士。傅连院长向他们介绍了我父亲，因白求恩与我父亲在齐鲁医科大学的老师罗大夫相识，所以大家交谈起来很亲切。回医院办公室休息时，白求恩还说：“边区医院这个地方很好，窑洞病房不怕敌人轰炸。”
       三天后，白求恩又来到边区医院，我父亲陪他一起到外科查房。那天，白求恩穿一身咔叽布军装，戴着八角帽、红五星，右臂上还佩带着八路军臂章，光脚穿草鞋，很精神。而我父亲却还是一身医生的惯常打扮，西装、皮鞋，还穿着袜子。他看了白求恩才来延安几天就很融入的样子，自感惭愧。
       白求恩查房很仔细，他把病人的情况一个个地详细记录在小本上，然后再做诊断和处理，看到术后病员的绷带绑得不够好，他就脱了手术手套，亲自为病员重新包扎了一遍。父亲一面陪白求恩查房，一面为他做现场翻译。
       为交流医疗技术，我父亲特别约请白求恩大夫来医院做一例扁桃体摘除手术。第二天，白求恩如约来了，为萧劲光女儿做了手术，我父亲给他当助手。
       白求恩是当时世界上六大胸外科名医之一，他来延安的时间不长，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不仅到边区医院查房、做手术，还用自带的手提X光机为延安的干部们检查身体，他提出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因此做好干部的保健医疗工作十分重要，这些思想都使我父亲和延安的医疗工作从中受益。
       在一次交谈中，白求恩还对我父亲说：“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面临战争，时间就是生命，医生护士要到前方战场去救护和诊治伤员，而不能坐等伤员来找医生。”白求恩还介绍了他在西班牙战地医疗队时使用的一个高招。因战地医疗队需要经常流动转移，没有汽车，各种医疗器材都靠马驮，白求恩就制作了一个马鞍手术箱，把手术室需用的各种器械设备都分别在箱子里装好，马一驮就上路了，取用也很方便。这个马鞍流动手术箱给我父亲很大启发，他也模仿做了一个。白求恩在延安和毛泽东会面谈话，提出要亲自组织一支医疗队去前线。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白求恩在延安停留了短短三个星期，就去了晋察冀抗日前线。临走前夕，他听说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患有严重的痔疮，便亲自主刀，为傅院长动了手术，留下了一个特殊纪念。这些我父亲都看在眼里。白求恩的一言一行，都对我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把菌种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带回延安
       1940年前后，红十字会要调遣金茂岳和他的这支医疗队返回西安。那时，延安中央医院刚刚成立，金茂岳已调往延安中央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儿子在延安保育小学上学。
       这时，他面临一个选择，是留在延安，还是返回西安。经过反复思想斗争，金茂岳还是决定和一家人留在延安。因为他觉得，在延安，他这个医生和医院都备受尊重和爱戴，他的确大有用武之地。
       父亲和我们一起留在了延安。没过多久，毛泽东和朱总司令就专门邀请我父亲和中央医院外科主任魏一斋吃饭。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他们边吃边谈着工作、生活。毛主席说：“从医，也不能脱离政治。知识分子来边区工作，开始投身革命，会有很多困难，要加强政治学习，改造世界观！”并鼓励他们向白求恩学习，努力办好医院，为革命作贡献。
       饭后，毛主席还给我父亲题了词：“努力救人事业。”朱总司令也题词：“不但医人，还要医国。”
       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治病回到延安，也来中央医院视察，他为我父亲题词：“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周恩来副主席听说医院的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奇缺，就表示回到重庆一定想办法。周副主席回重庆后，马上通过宋庆龄、史沫特莱等友好人士募集了一批药品器材运回延安，并从“大后方”输送了一些医务干部来中央医院工作。
       当时中央医院通过关系，在重庆搞到了一些延安奇缺的伤寒和副伤寒甲、乙菌种，院长听说周副主席近期要回延安，就写信请他设法带回。周副主席考虑得非常周细，为使这些活菌种携带安全，便将三管菌种放在自己中山装上衣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延安。一到延安，他又亲自打电话告诉院长。
       毛主席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
       1942年初的一天，我父亲去杨家岭窑洞为毛主席诊病。进了窑洞，父亲就在主席对面的椅子坐下，听主席叙述肩膀疼痛、不舒服的症状，并给他做了检查，然后说道：“主席，您患了肩周炎，很可能就是因为劳累和受风引起的，我给您开一些药，再配合按摩针灸治疗，会好的。”
       说着，我父亲站起身，仔细查看了一下主席窑洞内的环境布局：窑洞的陈设很简单，外面靠门口有两把会客的椅子，里面靠墙是一张办公桌，桌对面是一防空洞口。
       我父亲说：“主席您看，您这张桌子的位置，正对着防空洞的洞口，从防空洞里吹出来的冷风，正吹着您的肩膀。您应该把这桌子挪一挪地儿，避开那个防空洞口，要么，就在防空洞口挂上个布帘儿，挡挡风。”
       主席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
       这次诊病，看来也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后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还引用了这件事。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所谓学风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
       毛主席幽默的比喻，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次杨家岭诊病中，毛主席说的“预防为主”的话，引起了我父亲的重视。他考虑到延安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药品也比较匮乏，在这样条件下，提倡预防为主是个好办法。在几次为毛主席看病中，父亲都如实把这些想法和毛主席做了交流，毛主席很耐心地听取和吸取了他的意见。后来，延安边区医疗工作的方针也多次提出“防治疾病，以预防为主”的口号。
       给王明看病的前前后后
       金茂岳大夫到延安中央医院后，工作十分繁忙。不仅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还担负着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同时还兼任中国医科大学妇产科教授和负责延安卫生学校的临床实习教学。
       1942年3月28日那天，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请我父亲到组织部去一趟。我父亲以为是要他去看病，赶快背上药箱，骑马匆匆赶去了。到了陈云那里，二话没说，先为他检查了一遍身体。他仔细地检查了一番，告诉陈云：“没发现你有什么毛病啊！”
       陈云笑了，这才对我父亲说：“老金，今天不是请你来看病的，是要和你谈一个事情。你不是正在要求入党嘛，组织上已经考虑了你的要求。”
       接着，陈云和我父亲谈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了解了我们家庭的情况和父亲到延安来的经过及他在延安的工作情况……
       谈完后，陈云马上打电话通知中央医院的石昌杰副院长和党总支书记苏爱吾同志，请他们到组织部来一趟。二人来后，陈云即领他们和我父亲一起来到组织部干部处张凯同志的房间里。他的房间里挂着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我父亲就在这面党旗下庄严宣誓入党。
       宣誓完毕，陈云当场郑重宣布：“茂岳同志，你现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但你的党员身份对外暂不公开。你和石院长在一个党小组，由他担任党小组长，你们一起秘密过组织生活。”
       我父亲就这样由组织部长陈云介绍入了党，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党员。
       但就在他入党后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料到的事情。
       那个时期，王明一直称身体不好，长期处于病中休养状态。后因长期失眠住进了中央医院。
       王明在中共历史上是有名的“左倾路线”的头子，共产国际的红人，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推上了党中央领导的高位。在他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党内依然给了他很高的位置。此时的他由“左”倾转为右倾，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但王明的主张逐渐为人们唾弃，在党内没有了市场，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可以在党内颐指气使了。但他毕竟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担任着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医院也一直把他当作高级领导和病人，认真为他治病。
       王明的身体确实有病，心脏、肝脏、肾脏都有点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王明的身体都很关心。王明住院时，主管中央医院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亲自来到中央医院，嘱咐院长傅连要对王明的病认真负责，毛泽东也曾来医院探望过王明。
       当时李富春和傅院长都亲自交代我父亲，要他给王明检查身体，并组成了医疗小组，由我父亲主要负责王明的治疗。开始父亲并不太情愿，提出自己的专业是妇产科，最好能找内科大夫主治。后李富春专门做了我父亲的工作，说：“你是党员，中央觉得你管比较合适，你和其他大夫关系比较好，还是希望你来协助傅院长管一管，其他再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研究。”在他们的说服下，父亲才答应下来。
       为了王明住院之事，医院领导专门进行了研究安排，将原设在医院第二排窑洞的托儿所搬走，腾出了三间窑洞，其中一间给王明单独住，隔壁一间给他妻子孟庆树和儿子王明明住，还有一间则是他的警卫人员住。
       王明住院后，我父亲多次为他进行了细致检查，发现他的扁桃腺肥大发炎，就使用了当时的新药磺胺消炎。后来，又发现王明有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疸肝炎，父亲就采用了传统的中药甘汞为他进行治疗。这些诊治和用药方案，都是医疗小组集体讨论通过的。
       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我父亲就通知护士停止给王明服用甘汞，但当时是通知了白班的护士，夜班的护士却不知道，加之当时护理记录也有疏漏，夜班的护士仍继续给王明服用了甘汞，使他的病情有所加重。王明的病经西医治疗不见好转后，医院又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的中医李鼎铭先生来诊治，在服用了草药后才又渐有好转。
       当时经化验查出，王明的尿液里含汞量超标。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一听说，便跑到中央医院傅连院长的办公室去吵闹，指责傅连派金大夫蓄意谋害王明，他们幕后还有人指使，一定要追查幕后的操纵人。
       其实，王明确实是“疑心生暗鬼”了，自从他在党内的地位有所变化后，就经常以小人之心，猜测有人会对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暗中加害于他。
       我父亲说，他好几次去王明家诊病时，王明都提出要看他的国民党证。
       我父亲说：“我哪儿有国民党证？我不是国民党员。”
       王明却武断地说：“是！因为你是红十字会的人。”
       父亲向他解释说：“参加红十字会的人，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员，有许多人不是，我也不是。”
       后来父亲再去王明家时，他又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国民党证借给我，介绍我去重庆看病，做一个证明呢？”
       父亲说：“我确实没有国民党证。我在重庆也不认识什么人。”
       其实，王明几次三番向我父亲逼要国民党证，显然就是怀疑父亲是国民党派来谋害他的，借机审查他的身份。
       孟庆树到中央医院闹了以后，中央也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指示组织人员对王明的病重新会诊，并派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主持召开调解会。
       按照中央的意见，傅连院长组织了延安各所医院的十多位主治医生进行了会诊，马海德大夫也参加了。我父亲等介绍了王明的病情、诊断、用药量等情况后，会诊人员一齐进行会诊分析。
       经过会诊，医生们一致认为，针对王明的病情，金大夫和医疗小组的治疗基本正确，但使用磺胺药，对肾脏有些影响；使用甘汞治疗也是有效的，但由于服用的时间过长，反而导致了病情有所加重。金大夫对治疗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这只是由于经验不足，制度检查不严格，措施不当而造成的一次技术事故，并不存在“暗害”问题。事后，中央医院将这一会诊结果上报给了中共中央。
       我父亲也为自己的医疗经验不足和疏忽感到歉疚，特意到王明家中向他致歉。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1942年5月，中央办公厅有人来通知我父亲“去给首长看病”，结果他一到了枣园，便被抓了起来。他随后被拘留在社会部，罪名就是“蓄意谋害王明”。
       在拘留审查中，康生指使人对我父亲进行逼供，要他承认，一是受国民党指派来的延安，二是以治病的方式蓄意谋害王明。但我父亲始终据实讲明情况，不承认任何不实之词。后来康生又派人到山东我们的老家调查我父亲的情况。
       父亲被关押审查了一年多后，有一天，中央医院的党组织来人通知我父亲说：“老金，你好久没参加晚会了，今天晚上礼堂有晚会，你一定去啊！愿意跳舞就去跳跳舞。”
       那晚，我父亲就去参加了晚会。毛主席也来参加了晚会。有人把我父亲引领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道：“金茂岳，你还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啊。”
       晚会后没过几天，我父亲就被无罪释放，又回到了中央医院的工作岗位上。
       后来的事实已很清楚，王明对党中央批判他的错误怀恨在心，趁机发难，把他的病情恶化，说成是中央有人要通过傅连、金茂岳来暗害他，借以中伤中央领导同志和毛泽东。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没想到三十年后，王明在其妻孟庆树帮助下写成《中共50年》一书在苏联出版。书中又把1942年那次因缺少经验和不慎造成的医疗事故提出来，言之凿凿地说是毛泽东通过傅连等，具体指派金茂岳来陷害王明。还造谣说我父亲曾跪在王明的床头，请他饶恕错误，这些实在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