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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儿子的回忆:张爱萍出山,卫星上天
作者:张 胜

《中外书摘》 200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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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九年。
       一
       邓小平给予父亲有力的支持。
       1975年5月18日邓访法归来。第二天上午,就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父亲的汇报。他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前拿出东5、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1965年八年四弹的规划推迟了四至五年。1977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三至四年,就是说,延误了七至九年。
       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父亲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第一站是新疆戈壁滩上的马兰核试验基地。
       当他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基地领导人张蕴玉将军拥上来,他们都落泪了。张蕴玉后来说,什么都不要问了,看到张爱萍的那根手杖,九年来经历的一切劫难,都尽在其中了。
       1975年10月27日9时,我国的第十七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核裂变巨大的能量自地心深处爆发出来,山崩地裂!
       随后是七机部所属717厂,接着又飞067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65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
       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1975年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
       乱讲话?我讲什么了?不就是骂了那帮小爬虫吗?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
       不祥之兆。
       11月8日,父亲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专机已经派出,请到宝鸡机场乘机返京。
       他应该是有数的,只不过不知是什么事。他还是推迟了一天,他要做最后的安排。赶到宝鸡要坐四个小时的汽车,他发着高烧。
       回京的当天晚上,妈妈给他服了药,看他极度疲劳的样子,原本不想再说什么了,只要他早点休息。但又担心第二天中央的紧急传讯,没有一点准备也不好。于是,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最近刘冰发生的事情。他靠卧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通常他都是腰板挺得直直的,即使是坐在沙发上,腰从来都不靠椅背。下面垫两个沙发垫子,双手搭载在拐杖上,一副军人姿态。所以我们家的一圈沙发中,总有一个是没有垫子的,谁摊上就坐硬板凳。经常搞得客人莫名其妙,怎么你们家的沙发少个垫子?我们会指给他看,在主人屁股底下呢!今天他是真不行了,高烧且有些胸闷,吸了会儿氧气,他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默默地听着。他有时常这样,只听不说,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很晚很晚了,他睡下又爬起来要长途电话,断断续续地听到,好像是一切发射准备要加快,时间还要再提前。
       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六个人,除父亲外,其余五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
       “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
       “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
       二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这个宝贵的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为父亲开脱责任。1975年的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三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在空旷的戈壁上,待命起飞的长征-2号火箭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
       父亲原计划是要亲临第一线指挥的,他多么希望避开这肮脏的、无聊的政治漩涡,将自己置身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和浩瀚之中啊!他是多么愿意和那些真正干事业的、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出来的科学家、解放军指战员在一起啊!他希望亲眼看到我们的卫星升上太空,希望和大家欢呼、拥抱、干杯!
       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限制,戴罪之身是不能放出京的。就像1966年10月,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试射前夕,他被勒令做出反省。历史又一次重演,他亲自送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科技部长马捷上飞机。马捷回忆道,爱萍首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三个字:“拜托了!”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是啊,“尖兵”上天了,它要在太空绕行整整三天,它能按时返回吗?美国为这一尖端技术花了整整十二年时间!我们这次能过吗?
       这颗“尖兵”返回式卫星,重约1800公斤,携有一台可见光物的相机和一台星空相机,卫星上天后,前者将在轨道上对国内预定地区摄影,后者则同步对星空摄影,以用来校正误差。完成拍摄任务后,装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必须返回地面,方能获得遥感资料。
       现在,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它按时返回来了。
       整整三天。他上午参加“帮促”会,下午去指挥室;白天应对声讨,晚上和前方通电话。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现代化的。
       父亲心系“尖兵”。我们全家也是如此。其实我们都知道,成功与否,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功劳和立场相比,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成功了,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失败了,就是你“右倾翻案”的罪行。
       但父亲自己不这样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有一篇采访总设计师孙家栋的回忆文章,我把它整理摘录下来:
       “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后就爆炸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将军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返回式卫星,就是要它回来。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继续往南?走不好就出国了,到了柬埔寨、越南,落到人家国家里去。卫星里装了个炸药包,一旦发现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就把它赶快炸掉。但卫星假设不出毛病,正常落下来,分解,把片盒拿出来,谁知道这炸药包出不出毛病?一开盖,里头炸药包嘣了,你不就出事了?”
       “一个信任,一个工作上支持。这话就是张爱萍将军说的。张先生他有个口头话,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是认真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确实是真心话。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四川……返回舱进入大气层的速度是每秒8公里。巨大的摩擦力将周围的空气点燃,它遍体通亮,以20-30倍的音速,排山倒海般地呼啸着从宇宙归来。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已经飞过了预定地点,前面就是国境线!再等一等……
       父亲回忆说:“紧张程度超过战争。因为不可知的因素太多了,同时影响面也太大了。”
       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