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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99年4月26日的那一天，北京已是春意盎然。一大早就下起的霏霏细雨把整个北京城淋洗得清澈剔透，桃红柳绿的诱人景色真是动人心怀！中国史学界又一次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艳阳天。
       那天，我很早就到了父亲的住所，见到了格外神采奕奕的父亲。90岁的人，早已是重病缠身，眼下看去显得更加消瘦了。他依旧一身布衣，穿着得那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那花白的头发，两道浓浓的长眉，炯炯有神的双眼，依旧是那样慈祥可亲、严谨肃穆。我坐在父亲的身边，他稍带微笑，双手握着我的手，使我感到格外的温暖亲切。他对我讲着今后的工作：“大通史”已经全部完工了，马上要抓紧《中国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一谈起他的工作，便是滔滔不绝，兴致勃勃的，仿佛浑身仍然有使不完的力量。我早就知道父亲见到我一定是“汇报”他的工作，不会有什么新鲜内容，因为他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工作。我只好听着，来此之前我以为这特殊的时候，父亲会有什么“出奇”的“举动”，例如好好休息休息，我的估计全成为泡影。我长到今天，真不知道父亲会不会休息。俗话道：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真怪，我的父亲偏偏不会休息，就会工作，而且非常会工作。怪矣！
       祝贺大会定于上午9时30分开始，时间快要到了，我同父亲的研究生许殿才等一起把父亲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的会议厅。
       在会议厅外大堂的正面，摆放着镶有父亲巨幅彩色照片的“白寿彝教授学术成果陈列”的横标，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里展出了父亲七十年来不同版本的著作和著述手稿，使来宾驻足止步，浏览感叹。
       走进会议大厅，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白色大字写着：“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主席台的四周摆满了鲜花绿草，它的两边摆满了祝寿的鲜花、花篮、寿幛、寿桃、礼品等等，光彩照人，显得格外庄重喜庆。敬献花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等同志，有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党和政府部门、社科院及有关学者。
       祝贺大会开始了，我把随身带的摄影机即刻开启，把这重要而难忘的时刻收录镜头，永远珍存。
       大会宣读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们的贺信（电）。国家民委老干部赠送的“松鹤寿图”，签名的有白立忱、杨静仁、司马义·艾买提等十多位少数民族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百多位民族界领导同志及知名人士。启功老先生特意送来亲笔所题“寿”字条幅，以字祝贺。师生代表送上鲜花、生日蛋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赠送的寿瓶，新华社高级记者兼教授的西藏同胞格来献上洁白的哈达，北师大党委宣传部送上《白寿彝教授学术生活》特制录像专题片，出版社送上出版的《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等等。当宣布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史学所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代表向我的父亲献上鲜花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会上父亲兴奋、激动。他坐在轮椅上，虽然早已疲惫难忍，但是他仍尽力支撑着重病的身躯。当人们几次劝他退场回家休息时，他竟然拒绝，他想和老朋友、同人、师生、同志们在一起，尽量多待一会儿，享受着他们独特而常人难以理解的幸福！
       大会上，父亲作了书面发言，其中讲得最多的仍是向大家“汇报工作”，“感谢大家”多年的支持与鼓励，“争取再过上一个90年”与大家一起工作。
       那天午饭后，父亲一觉睡了四五个小时，直至晚间，起床后又继续工作了，仿佛上午的大会并没有开过一样。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办，还有几部大作仍没有完成。
       《中国通史》，12卷本22册，1400多万字的一部巨著，被公认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它的全部出版，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二
       撰写和出版《中国通史》，始终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是历史赋予父亲的使命。
       20世纪初的1901年，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又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等著作，并用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开始了强烈的批判。1904年，梁启超先生树起中国“史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了重新撰写中国历史，也开始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的追求。
       举起反清大旗的章太炎先生，在他的《哀清史》中附笔《中国通史略例》，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而后，夏曾佑先生写了《中国古代史》，陈黻宸先生写了《中国通史》，章太炎先生写了《中华通史》，王桐林、陈恭禄先生都写了同名的《中国史》，钱穆先生写了《国史大纲》，吕思勉先生写了《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周谷城先生写了《中国通史》，邓之诚先生写了《中华二千年史》等通史类著作。再后，范文澜先生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先生写了《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生写了《中国史纲要》第一、二卷等著作。
       全国解放后，翦伯赞先生主编了《中国史纲要》，郭沫若先生主编了《中国史稿》，经许多学者的努力也终成完帙。范文澜先生在五六十年代，着手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并陆续出版了修订本。蔡美彪先生继续范文澜先生的未完事业，于1994年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通史》。我的父亲于1980年主编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并于1999年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总主编并全部出版了12卷本、22册的《中国通史》。这些撰述都为中国20世纪百年来历史学家们的累累硕果！
       上述回顾虽然简略，但是让我们观察到了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是十分艰难的。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49页中写着：“总史”的成功，需要几十人分头进行研究，经过“横集”和“纵集”，然后汇集起来，才有可能成功。梁启超先生在文中所指“总史”为通史；“横集”指内容而言，那么“纵集”则是就时代而言。
       4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第77-78页中评论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存在的问题“多属千篇一律”，又“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
       从50年代至60年代，范文澜先生在1963年写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77页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的最后写道：“通史的工作是这样的艰难，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地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
       1961年，翦伯赞先生主编了《中国史纲要》，他置身其中，深入思考，1963年他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重要文章中，在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全面观点及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等诸多的问题上，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与探索中不断耕耘积累，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也逐步走向更高的认识水平和学术境界。
       “文革”的十年残酷浩劫中，研究和撰写中国通史的历史学家们不得不被迫停了工作。范文澜先生、翦伯赞先生相继去世，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也被禁止，《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受到了重挫。
       我国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生前曾主持出版几种中国通史著作，但都没有出齐。那时，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型中国通史。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及出国做学术访问时，都迫切感到，从国内外需求看，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1972年，总理周恩来提出了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这就更坚定了史学工作者编写通史的决心。
       
       三
       正是在这艰难与困惑的年代里，我的父亲清醒地看到编撰中国通史的重要性，勇敢地承担了编撰中国通史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他开始酝酿和勾画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工作，并深信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完全可以团结一致，于20世纪末，完成编撰《中国通史》的百年大计。
       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很多史学界的朋友和热心的读者曾多次问到这个话题。父亲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他说：
       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
       父亲还曾经讲道：
       ……史学家的责任，是把理论和实际二者融化在一起，按照历史真实的面貌，发展规律，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及出国做学术访问时，都迫切感到，从国内外需求看，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中国通史。
       我们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不仅让中国人看，也要让外国人看。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史学家刻不容缓的责任。
       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父亲深深感到编撰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其意义是多么重要，他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1975年编纂工作开始时“文革”尚未结束，很多人劝父亲，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但父亲严肃地回答：我是历史学家，我们不来做谁来做？事实上，父亲已年逾花甲，近视达到1800度，其后不久又患上了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因此这项工作从一开始便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当年，父亲郑重地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由他组织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建议书。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下达了编写《中国通史》的决定，并形成了其编撰规模、要求、体裁、体例等，以及编委会委员、主编人等诸项决议。
       1979年金秋十月，父亲住在西城区兴华胡同13号，那是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曾经住过的地方。“文革”后，父亲“平反”了，我们从西单武功卫胡同6号搬入了这套相当不错的北京标准四合院。父亲开始为各卷的编写班子四处奔忙。离住处不远处是北师大化学系的学生宿舍楼，青砖筑成，简陋陈旧。为了使编纂人员有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父亲就在这幢楼里借了两大间屋子和一些陈旧的桌椅和木床等，大家总算有了固定的落脚的地方了。父亲记得很清楚，就是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史》的第一次编写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通史》各分卷的主编徐喜辰、杨钊、何兹全、陈光崇、王毓铨、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等几十位专家学者，编写皇皇通史巨著的“万里长征”，也就从此迈开了第一步。父亲那时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相当自信地开始操办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虽然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父亲深知今后的道路仍很遥远。这一批由老、中、青知识分子组成的编辑队伍，“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父亲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成了，它便成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前导性著作。
       1979年，父亲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一个年迈的学者还能实现这个极为超重的愿望吗？这对父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时，父亲反而十分平静地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对于一般陌生人来讲是令人十分诧异的一句话。但是对于了解他的老友、同人和学生们来讲是令人十分兴奋、并非惊愕的一句话。父亲在学术方面常出“头彩”，这也不足为怪！
       “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可以说包含着两层意思。一谓，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壮年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现在国家安定了，环境上宽松了，不正是坐下来安心做学问的时候吗？另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作的积累、积淀而已。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已做了充分的奠基。现在，他把这些都看做是新的起点的准备和积累，是为建筑学术工程打制的坚实基础。
       “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是伟大时代的感召，也更是当代中国一代老学者的豪言壮语。
       父亲又多次与在京的同人们一起就全书的总规划、总书目及第一卷的书目征求意见，交换想法，集思广益。
       父亲认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一卷《导论》，应在“纵通”与“横通”相结合的原则下贯穿始终，从而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论述，从历史理论方面重点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具体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此外还明确了该卷的编写原则：重理论说明，结合必要史料；强烈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中华民族精神和科学态度有机结合；各册、章之逻辑体系要与全书各卷融合一统，导论与正文的要求既要关联又要有区别等。父亲当年强调：无论是第一卷的撰述内容，还是各章的编写提纲，目前还只是初步的设想。在撰写过程中，一定的修改和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撰写者本身的理论水平和学术见解也是在不断提高的；学术界同行们的批评和指教也是非常有益的。父亲强调在撰写过程中，要不断修改，在修改中不断提高；要采取诸家之长，方可真正成一家之言。这些就是要始终遵循的编写指导思想。
       总体思想和大纲确定后，父亲开始亲自撰写文稿。
       他每天趴在桌上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由于视力越来越差，最后的几年只能由助手念给他听。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极好的思维能力，父亲将需要修改的地方口述给助手。令人惊叹的是，这样的陈述常常无须改动。80年代父亲住院期间，他的病房是全医院闻名的，简直像一个资料室，堆满了稿子。父亲在病床上依然坚持审稿、思考，一有好的思路，不管是什么时候，都立刻起身记录下来。
       1989年4月，父亲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出版了，字数268000，第一次印刷3000册。楚图南先生特为本卷题写了内封书名。在父亲80大寿的喜庆日子里，这本书的出版，真谓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这对于父亲的一生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其内在意义仿佛大于父亲自己的80大寿！
       《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而创造性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通史编纂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著作，被史学界和理论界公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理论发展前沿的代表性著作，受到国内外相关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父亲在第一卷《导论》的“题记”中写道：
       在体例上，除第一卷、第二卷按照具体情况另作处理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工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彻古今的发展规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364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这为中国历史今后的长期研究设定了框架，确定了研究中心，指出了研究的重要课题。
       1999年，《中国通史》12卷本，历经了22个春夏秋冬的磨砺，终于在父亲90寿辰之年，全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是父亲七十多年学术生涯的沉积，是史学茫茫大海中久滋而出的一颗硕大耀眼的珍珠！
       从1989年《中国通史》第一卷出版，直到1999年《中国通史》二十二册全部出齐，父亲自始至终主持全过程，并亲自开篇：通史第一卷《导论》。《导论》阐述了通史编撰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通史体例的新的构思。父亲并且对各卷书的文稿作了大量的通稿、修改、择图、编目、定稿等具体工作。
       为编撰《中国通史》，父亲曾组织召开编撰会议近百次，而他为此约见的相关人及相关单位部门的专家学者就达530余位。父亲凝聚了他一生的精力和智慧，同他的学生、挚友和同人们一起辛勤笔耕，将全部身心扑在了这部巨著上。
       《中国通史》的编写是世纪的系列工程，《中国通史》的出版，最终累倒了我九十多岁的父亲。但他却感到十分欣慰。他兴奋地说：“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是啊，作为一名中国的老史学工作者来讲，历史的使命重于他的生命，《中国通史》是父亲整个生命的最后投入。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价值和影响，却是目前无可替代的。可以相信，它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将长久地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父亲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一座史学丰碑，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