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适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置疑。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适性”的观念。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群体的，不同地位、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体，共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地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公认共通的价值。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适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如一位作者所说，它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浙江会计师舒圣祥：《活下去，是有种信念》，载2008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青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的年青人厌世、轻生的悲剧，再也不能发生了。
“生命至上”，这是一个总概念。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根据在这次救灾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它至少有八个层面的意思。
首先，我们讲的“生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到我写作本文时为止，我们从废墟里救出的六千条生命，是一个一个地救出的；我们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指的也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生命；我们说“为人的生命负责”，其含义也是明确的，就是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这在救灾中好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却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很少强调“个体的人”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这当然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也容易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权利的忽视和压抑。所谓“敬畏生命，关爱和尊重生命”，就是“敬畏个体生命”，它是必须落实为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每一个公民的尊重、关爱，和具体服务的。不仅治国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的爱也必须落实为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具体帮助。
第二，关爱每一个生命，同时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次救灾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等级观念，即所谓“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贫富，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官员平民，我们一起受难，互助互救，共度艰难，共同承担生命的艰险，也共享生命的意义和欢乐。如论者所说：“生命的宝贵不因包含身份、地位在内的一切差异而区分，所有的生命都同等宝贵。”（舒圣祥：《活下去，是有种信念》）这样的“生命平等”的意识也应该成为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并成为我们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基本依据。
第三，给最危急、最困难的，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最及时的救助，这是这次救灾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它其实也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关爱生命，首先是关爱弱者的生命，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所提出的“弱者、幼者本位”的观念。
能不能把“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把“谁在教育上出了问题，就罢官，走人”成为一个制度，真正把教育置于今后中国整个国家、社会发展首要的、绝对“不能亏”的地位，不仅在理念上，更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这是我们在救灾以后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第四，在救灾中人们关心和考虑的，不仅是孩子现实的生命存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他们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这也有普遍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这次救灾，不仅医治伤病，也注重心理的治疗，就表现了这样的对人的生命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怀。这背后的理念，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的生命的健全的发展，即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所说的人权，生存权、温饱权和发展权，是缺一不可的。这次震灾所突现的，就是这三大人权。
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问题。这次救灾至少就涉及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这次抗灾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知情权的扩大、透明度的增强。这都可以视为一个历史的进步。
第五，这也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灾难告诉我们，人与人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作者：广西市民范大中，2008年5月17日）。在这次救灾中，许多受难者都谈到，是“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信念支撑自己战胜了死亡。文章作者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是以这种默认的契约依存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敬畏、关爱生命”的观念，它还包含着一个“生命相互依存”的“约定”。作者说：“或许，只有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才有机会看清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群体之中、同一片天空之下，每一个人都同时是别人生命的一部分，你的伤就是别人的痛。在这个群体之中，任何一条生命的逝去，都会让所有活着的人悲痛，感到生命的减损。”——这大概是所有的人在这次救灾中的共同感受，由此形成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其背后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念：“每一个人的不幸都与我们有关，每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我们的羞辱，每次对别人苦难的冷漠都是我们为命运自挖的墓地。”
第六，我们说生命视野、境界的扩大，也包括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也是那样充满了仁爱。如一位作者所说，我们突然发现，“这里的‘地’，已不只是中华大地，而是全球各地；‘人’也不只是中华儿女，而是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全球民众”（顾顺中：《大难兴邦，震情唤醒公民意识》，载2008年5月17日《新民晚报》）。于是，有人想起了胡适六十年前留下的名言：“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徐迅雷：《地球可以颤抖，精神不可颤抖》，载2008年5月17日《新民晚报》）。日本参议院议长说得好，这次中国四川的震灾，可谓“全球之痛”（新华社5月20日电）。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之间，既有差异，有利益的冲突；更有利益的相关，以及生命的相通。有朋友说得好，通过这次救灾，我们不仅要“感恩”中华儿女，更要“感恩世界”，人以仁爱之心对我，我更应以仁爱之心对人。
第七，人性的扭曲之外，更有人性的美好。这次救灾所展示的人性的光辉，让我们所有的人为之感动而震撼，也是举世瞩目的。我们说人的生命之所以值得尊重，就因为它蕴涵着这样美好的人性。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还应该把我们这里讨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变成一种治国理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很长时期，我们奉行的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现代化路线。这固然是为了满足国家独立与富强的要求，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对于人民利益的忽视，以及“见物不见人”的弊病是明显的，其后果也是严重的。这些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说，这是治国理念上的一个进步；通过这一次救灾，我们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深化，应该更明确地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里的关键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与“健全”，其内涵前已论述，不再重复。这次救灾，还有力地证明，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尽职，政府的权力才真正获得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