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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藏有多部巴勃鲁·聂鲁迭译诗集，其中《葡萄园和风》里夹着一页剪报，是从1973年10月1日的《参考消息》上裁下来的。标题是：“法新社报道聂鲁达病故”，文不长，录一则如下，竟是35年前的信息，那年，我女儿刚出生。
       “[法新社圣地亚哥九月二十五日电]今天共产党诗人巴勃鲁·聂鲁达的葬礼成为智利左派对新的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示威。
       在这位六十九岁的诗人的数百名朋友在他的墓旁唱国际歌时，武装的军队把圣地亚哥的通用公墓完全围起来。
       虽然军队在旁观看并听到‘打倒法西斯军事委员会’和‘打倒独裁统治’的呼喊声，但是他们并没有干预。
       聂鲁达的遗体在当地时间十点从他在市郊的住宅运出，由他的妻子马蒂尔达、朋友们、瑞典大使和许多新闻记者陪送。”
       近读北岛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青灯》，其中一章《智利笔记》写他参加智利诗歌节的随笔，参观黑岛聂鲁达故居，笔就留在那里，详写1973年9月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自尽，病中的聂鲁选在黑岛寓所一直不离开收音机，最后被急救车送往圣地亚哥医院。北岛写道：“墨西哥总统派专机到智利来接聂鲁达，但他谢绝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他家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惟一的武器，就是文字。”政变12天后，他死于癌症，被军人们草草埋葬。“皮诺切特垮台后，新政府举行国葬，根据遗愿，把他的遗骸迁到黑岛。”因为他曾经说过：“同志们，请把我埋葬在黑岛面对我熟悉的海洋，而这一切，我那遗失的双眼将永远不能再看见。”
       这里选读他的短章散文诗《名字》，犹如一粒多棱的钻石，放在阳光下映照转动，每一闪烁，便是一个完整的和谐。
       《名字》写的是聂鲁达熟悉的朋友、亲密的同志的名字。他点了一连串的名字。这章散文诗的力量，在于他用三四句话，一个短促的自然段，便准确地从聂鲁达的瞳孔里概括出了一个人。
       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法国诗人艾吕雅，他突出艾吕雅勿忘我般的天蓝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是不会黯淡死亡的，正如他的诗。
       这章散文诗教会我们用散文诗的语言满含感情地去表达一个人，既不是传略，又不是速写，而是凭直觉把握的诗句。六个人，一幅简洁的群像组合，正如读罗丹的群塑《加菜市民》的体验，各自独立又是同一支歌。“一本充满我悲伤的小小的选集”。
       诗的开头便说：“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屋粱上。”不仅仅“因为他们伟大”，也不仅仅因为“把他们当作同志”，而同时因为他们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