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都是在国家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精神高涨的背景上展开自己的话语行为。在民众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作家不可避免地会被“国民化”，“国民”的内在规定性及其话语行为主体与这种内在规定性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决定着话语的基本内容与形态。
平江不肖生开中国留学生文学先河的《
留东外史》于民国初年在东京开始创作——这一事实在多重意义上均具有“原型”性质。尤其是作品表现出的鲜明的反日、侮日态度，不仅是甲午战争之后日中两国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在国民感情层面上的折射，而且显示出中国现代国家意识、民族精神与日本扩张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情感也为留日的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孙工拥有，并通过留日作家的口被理性化地表现出来。一九三六年初，郁达夫在《雪夜——自传之一章》（发表于《宇宙风》）中说：
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对圈子里夺利争权的皇帝之子孙，若要叫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那〔哪〕一国去住上两三年。印度民族的晓得反英，高丽民族的晓得抗日，就因为他们的祖国，都变成了外国的缘故。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里能够坦白到像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同年年底，周作人在《谈东方文化》（发表于《立报》）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认识，指出:“一盘散沙似的中国民族近来略略养成了一点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这都是受日本之赐。”日本的侵略是现代中国“国家想像”的主要材料，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主要是以日本为指向的。这种精神投射在作家的创作、思想活动以及生活形态之中，除了前述《
留东外史》的创作，另有孙工《续一个青年的梦》与包起权《肉弹》的创作，有周作人“儒家文化中心论”的提倡，甚至有平江不肖生的投身抗日、送子参军（空军）、父子两代在空中、地面与日本入侵者进行“立体作战”。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个事实象征着近代日本的侵略行为与中国人国家意识觉醒、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之间的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曲的词作者田汉和曲作者聂耳均曾留学日本，而且，聂耳溺死在东京附近的海里。
日本现代作家在思想状态、情感状态方面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起因于国民身份的差异。他们是作为在东亚的现代化过程中率先获得成功，并因此展开对外扩张的日本国的国民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樱井忠温创作《肉弹》，佐藤春夫创作《亚细亚之子》并作为“笔部队”成员往中国前线（以及东南亚）采访，武者小路实笃放弃和平主义理想、创作支持战争的《三笑》，片冈铁兵维护“皇国文化观”，所有这些话语行为本身都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工具，因此具有帝国主义文化的性质。
在中日两国进入敌对状态之后，两国国民的民族意识各自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指向。这一事实从根本上决定着现代中日两国文学关系的特质。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作家民族主义精神高扬的结果，同时也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文学的对立物出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趣旨》首先指出抗战开始之后中国文艺阵营与其他文化部门相比显得沉寂，然后说：“反视敌国，则正动员大批无耻文氓，巨量滥制其所谓战争文学，尽其粉饰丑态，麻醉民众的任务。”在此背景上，与日本作家群成为“笔部队”相对应，中国作家的笔也“枪”化了：“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一九四二年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与三十年代日本作家的“笔部队”一脉相承，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文学报国会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二者构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对称性结构。
《国民作家的立场》一书展示的是国民意识的对抗在中日作家的文学创作和两国文学关系中的具体存在形态。这种对抗发生在现实政治、文化观念、文学表象等不同层面。《
留东外史》与《续一个青年的梦》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直接批判，《亚细亚之子》对日本扩张的美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抨击，是发生在现实政治层面。而围绕“儒家文化中心论”的冲突，则是发生在文化观念的层面。佐藤春夫还对日本的扩张进行文化解读，在文化的层面上赋予日本的扩张以合理性，而郁达夫在抨击佐藤春夫的文章中，也将矛头指向日本文化，斥之为“抄袭文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意识在文学叙事层面上的转换——身体（以及与身体相关的性别）、语言等文学元素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成为国家的隐喻，承担着特殊的叙事功能。在樱井忠温的《肉弹》和包起权的《肉弹》中，军人的身体化为“肉弹”在死亡中获得的意义，是通过这种死亡对于各自的国家的价值建立起来的。身体所具有的暗示性在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中被发挥到极致。在那里，以中国男性为夫的日本女性的身体被比喻为亚细亚的母体，在混血儿的血液中中国与日本也完成了融合——融合为“亚细亚”。与此不同，在中国作家平江不肖生这里，日本妓女的身体成为反面的隐喻——《
留东外史》为了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将日本“妓化”。郁达夫的《日本的娼妇与文士》虽然是一篇檄文，但其将失去“操守”（政治操守与文化操守）的佐藤春夫等日本文士指为“娼妇”的比喻，与《
留东外史》将日本“妓化”体现出同样的逻辑。语言问题在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这篇作品中，日语和汉语都被作为“国家”的象征物而获得了语言之外的意义——对于郭沫若与佐藤富子所生的混血儿来说，既会说日语又会说汉语与血管里流着两国人的血一样，成为“亚细亚之子”的主要表征。
在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发生过程中，留日派作家显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能。这种情形的发生与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基本状况有关。一九二八年，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谈及中国新文坛的时候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此言不虚。郭沫若本人和周氏兄弟、郁达夫等新文学健将与被视为旧小说作家的平江不肖生均留学日本，并且都是在日本开始文学生涯。不仅如此，中国最早有影响力的话剧团体春柳社一九○七年成立于日本，开中国留学生文学先河的《
留东外史》是在日本开始创作，五四时期主要两大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成立于日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
留日派作家扮演的角色是双向的。一方面，作为“日本”的叙述者，他们将来自日本的影响转化为文化精神体现在中国新文学中（如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周作人和孙工的人类主义精神），并展示日本的风土民情与社会生活形态（如《
留东外史》以及崔万秋的《新路》等等）。近代以来留日学生的日本认识成为中国人日本认识的主体，以“日本论”在社会上发生了广泛影响的戴季陶和周作人均为留日者。另一方面，留日者也被置于日本人的目光中、被日本人叙述。郭沫若和郁达夫以及田汉等人成为佐藤春夫《亚细亚之子》、《一旧友》等作品的主人公，鲁迅的仙台留学生活被太宰治创作成长篇小说《惜别》，就是被日本人叙述的结果。正是以双向活动的留日作家群为中介，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中日两国文学的广泛交融与“互文”现象大量发生。不仅新村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两国共时性地被倡导，孙工续写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而创作了《续一个青年的梦》，日本作家或作品甚至作为“角色”出现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在徐祖正二十年代创作的剧本中，剧中人阅读的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在崔万秋写于三十年代初的《新路》中，中国女留学生阅读佐藤春夫的小说《骄傲的女人》并且在旅途中与带着情人的武者小路实笃相遇。
留日派作家尽管在两国的文学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其心灵历程却是悲剧性的。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将他们置于多重矛盾之中，他们直接承担、切身感受着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近代中国的衰落给国民心灵造成的痛苦在他们这里达到极致。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自一八九六年，这与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相关，中国留日学生从一开始就是怀着弱国子民的心态进入日本的。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陈天华为了让同胞们记住日本报纸污蔑中国留学生时使用的“放纵卑劣”四个字，在东京南郊的大森海岸蹈海自杀。此事给国人的心灵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当时在湖南读书的少年平江不肖生（那时的名字还是向恺然），都因为参加要求公葬陈天华的学潮而遭学校开除。留学仙台的青年周树人的那种“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的意识，郁达夫的《沉沦》表现出的病态的自卑感，均为陈天华心态的延续与变形。国民情感层面的歧视和日本的侵略一样，成为中国人“留日反日”现象普遍发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是首要原因。五四之前中国的大规模反日斗争多为留日者发起，本书论及的平江不肖生、郁达夫、郭沫若、孙工乃至周作人，都处于这个“留日反日”的系谱之中。
与一般中国人的反日相比，中国留日者的反日具有多重悲剧性。这悲剧性不仅在于日本在本应出现合作者的群体中培养了异己力量、与此同时众多留日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变得灰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对立的出现使中日两国丧失了一条建立共通价值与共通观念的重要途径，进而直接影响到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这种悲剧性集中体现在“东亚”意识的消亡与《一个青年的梦》所宣扬的人类主义精神的沦落。
从清末至民初（就日本而言即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在国家意识觉醒的同时也有超国家意识的形成——主要是“东亚”意识与人类意识。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西力东渐以及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催生了对于“东亚”的期待并为“东亚”的成立提供了可能性，二十世纪初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则促进了世界主义和人类意识的传播。亚洲意识（东亚意识）为当时的孙中山拥有，并为不少旅日、留日中国人所接受。一八九八年的孔子诞辰，横滨的华人在中华会馆举行庆祝会，会场有对联曰：“同文同种，复能同教相联，未许区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见冯自由《革命逸史》）这副对联经典性地传达出部分中国人以“清日同盟”为主体的“东亚”意识。五四时期围绕《一个青年的梦》展开的武者小路实笃与周作人、鲁迅、陈独秀、蔡元培等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也体现出中日两国知识阶层建立共同价值观（反战、和平与人类主义）的努力。在这种情形下双方是作为“人类知识分子”存在的。显然，留日者成为“东亚”意识或者人类意识的主要承担者。但是，日本的扩张、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使这种共同价值观的追求失去了前提。社会主流话语演进的过程呈现为人类主义、亚洲主义消而民族主义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表现出渐渐扩大的差异性。就中国作家一方而言，周作人是完整体现这一过程的符号。周作人是现代留日作家群中少有的曾经产生“亚洲主义”意识的作家，但“亚洲主义”仅仅成为他从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回归过程中的一个短暂停留。他在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的《元旦试笔》中总结自己的思想时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这种转换与不肖生、孙工、郁达夫等人的话语行为一样，表明的不是人类主义的现实性而是人类主义的虚幻性，不是东亚的一体性而是东亚的分裂性。在崔万秋等留日派作家那里，甚至日语都成为抗日（搜集日本文化情报）的工具——亦即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工具。这与在佐藤春夫的想像中语言所承担的功能正相反。同一时期尽管武者小路实笃、佐藤春夫等作家努力将中国和日本（以及东亚的其他国家）整合在“东亚”的框架之中，但日本军国政府在“大东亚共荣”的名义下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并没有给这种整合提供现实基础，并且使这种整合具有了“文化帮闲”的意味。如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所显示的，“亚细亚”不过是“大日本”的代名词。伊藤虎丸在为《田汉在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写的序言中指出：“围绕着中国赴日留学生的日中文学交流史，是日中知识分子各自试图追求‘超越国家价值’（共产国际主义又是一个顶峰）、培育‘超越国界的友谊’而几度受挫的历史。”确实如此。人类主义精神作为中日两国作家的共通意识尽管没有完全消失——比如鹿地亘、绿川英子等日本作家在中国从事反战运动，郁达夫在抨击佐藤春夫的时候也肯定那些不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合作的作家，但这毕竟是微弱的声音。在更多的情形下作家们不得不作为“国民作家”发出声音，而难以作为“人类的”（或“东亚的”）知识分子确立自我。
一九四五年，去世九年的鲁迅在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中复活，再一次表明了鲁迅在现代中日关系（包括文学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惜别》在佐藤春夫以郭沫若的旅日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亚细亚之子》七年之后出现，体现出某种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颠覆性，暗示出留日者“被日本人叙述”的宿命。
《惜别》作为创作于战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和《亚细亚之子》一样包含着日本意识和东亚意识。两部作品均涉及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海军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大捷（这一天因此成为旧日本海军的纪念日），并非偶然。在《亚细亚之子》中，“亚细亚之子”们在海军纪念日这一天来到北京郊外的通州，看到街上悬挂着太阳旗，听到有人唱《君之代》。而在《惜别》中，青年鲁迅不仅满面笑容地走在仙台人庆祝日军旅顺大捷的游行队伍中，并且从日本海军的五二七大捷受到冲击，开始深入思考日本获胜的原因。不过，太宰治对鲁迅的处理与佐藤春夫对郭沫若（以及郁达夫）的处理显然存在着根本差异。太宰治追求鲁迅的真实，而佐藤春夫肆意扭曲郭沫若。相对于《亚细亚之子》借郭沫若的口对鲁迅进行的简单否定而言，太宰治在《惜别》中对鲁迅的重塑以及对“鲁迅真实”的追求尤其意味深长。
以战时日本作家的思想观念为背景、将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武者小路实笃的《三笑》与太宰治的《惜别》作为一个系列来看，能够发现《惜别》与前二者之间潜存着的另一种颠覆关系。与佐藤春夫将日本人说汉语和中国人说日语作为“亚细亚”成立的主要标志不同，太宰治把青年周树人与藤野严九郎、日本同学田中卓的亲密关系解读为日语不标准、同病相怜的结果，于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东亚之亲和”受到嘲讽。与《三笑》中的日本青年为了打败“美英鬼畜”想像出“飞行炸弹”不同，在《惜别》中，狂热的日本青年学生被以调侃的笔调叙述出来——他们为了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幻想对鹰进行特殊训练使其背负炸弹去炸敌人的军火库，或者幻想在敌阵上空引爆装有辣椒面的炸弹以使敌人睁不开眼。这种调侃与太宰治对于“日本人的爱国心过于天真”的认知具有内在关联。“大东亚战争”得到了佐藤春夫、武者小路实笃的肯定与配合，但在太宰治这里遭到怀疑与一定程度的颠覆，这种怀疑使太宰治对于“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追求具有了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惜别》在“二战”结束半年前被创作出来并在日本战败之后出版，象征着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某种转折。
（《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董炳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