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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恩怨》王晓华张庆军 著
       被孙中山尊为“国师”的鲍罗廷为黄埔军校引进了苏联顾问团，这些顾问都是苏联国内最优秀的军事人才，凭着真才实学和苦干精神，在黄埔赢得尊重。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还记得这些苏联人，请求他们来中国帮助抗战。
       被孙中山尊为“国师”的鲍罗廷为黄埔军校引进了苏联顾问团，这些苏联顾问凭着真才实学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尊重
       为了支持中国革命，黄埔军校成立后，苏联人立即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将国内最优秀的军事人才热情地介绍给了黄埔。
       被孙中山尊为“国师”的鲍罗廷，是一位极具政治眼光和组织才能的人物，苏联第一位驻华大使加拉罕向孙中山介绍他时夸赞说：“鲍罗廷是我党最杰出的干才之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鲍罗廷就积极着手从军事上加强国民党的建设，他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建军经验，为黄埔军校的建设制定了蓝图。1923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就有鲍罗廷参加，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建立黄埔军校的决定。
       鲍罗廷将苏联最优秀的军事干部介绍到了黄埔，如切列潘诺夫、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等人。
       切列潘诺夫一行也是由苏联政府精心挑选的军事人才，即以切列潘诺夫为例，他本人就是苏联红军中一名骁勇善战的优秀军官，早在童年时代就对中国发生兴趣，古老的中国历史和文化让他心醉神迷，特别是他在总参谋部学院（后改名伏龙芝学院）东方系学习时，又结识了当时正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瞿秋白是何等的优秀，切列潘诺夫自然深深地为瞿秋白的风采和谈吐所折服，更增加了对古老中国的神往。
       切列潘诺夫是在1923年6月到达北京的，随后又到达广州，不久就在鲍罗廷的引荐下，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
       切列潘诺夫遵照孙中山的嘱托，把从苏联国内战争中和总参谋部学院得来的经验与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黄埔师生。
       让一个汉语讲得蹩脚的不知所云的苏联人给一群对俄语一窍不通的中国人讲授复杂的军事课程也实在难为他了，切列潘诺夫常常一边指着字典上的字词，一边比划，还不时苦笑着摇头，但他也不得不佩服中国军人的悟性，一番劳累下来，对他讲授的课题，虽不能句句领会，却也八九不离十，然后再由这群中国教官照本宣科，教出来的学生居然也练得有模有样，中规中矩。
       惟有何应钦对苏联顾问不太服气，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在他眼里，日本的军事教育才是顶尖的呢。
       切列潘诺夫是经过大阵仗，从战场上滚过来的人，十八般武艺俱精，尤其实战本领更是高超。记得后来部队东征，攻打淡水，那是黄埔军第一次攻坚战，何应钦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得十分清楚，因为部队没有攻坚经验，敢死队冲到淡水城墙火力死角时，竟然一时束手无策，原来他们竟没有带上攀城工具。面对着高耸的城墙，真是望城而叹呀。
       就在何应钦着急时，切列潘诺夫冲了出去，从他充当军事顾问随军出征以来，连日腹泻，身体虚弱，每天就靠几块粗饼干充饥，但他仍整天忙于制定计划，训练士兵的战术配合及战术意识，所谓临阵磨枪，不锐也亮，这些都在实战中起到了作用。
       刚才，他在指挥所已经看到了冲锋队员面临的窘境，一着急也跟着冲了出去，他灵敏的身躯充分显示了高超的军事素养，他的每一个战术动作都那样完美，无可挑剔。几个起伏后，已经跃到了城角。
       切列潘诺夫召集了队员，亲自示范了搭人梯的方法，只一会儿功夫，几组人梯已缘墙而上，黄埔军旗飘扬在淡水城头。
       这一幕给何应钦的印象太深了，从此他有意识地结交切列潘诺夫。北伐发动后，时任第一军军长的何应钦留在东路坐镇指挥，任务是看好门户，防止北洋军由闽南叩粤东，在西路、中路未得手之前，使闽粤间不要过早燃起战火，避免北伐军两线作战。许多人都批评说蒋介石当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留在后方是私心，避重就轻，这种批评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否认何应钦肩上担子的沉重。因此，他特地去找蒋介石，请求将切列潘诺夫留在东路，协助自己。
       何应钦的正面对手是闽督周荫人的部队，也是同样不想妄动战火，因此乐得与何应钦形成僵持，尽管两湖战场打得激烈，但东线无战事，大家都是平静得很。
       到了北伐军开辟江西战场，并一时与孙传芳的军队形成僵持，切列潘诺夫坐不住了，他一再要求何应钦主动出击，以支援主战场。
       为了说服蒋介石，在切列潘诺夫的帮助下，何应钦制定了一份作战报告，列举了十条可以进兵的理由，从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考虑，备极详细，中肯有据。据说蒋介石看后极为欣赏，以往的将领请战，多是豪言壮语，哪像这份报告，扎扎实实地列举各种因素，让人看了心中有底。
       东路军终于杀了出去，破八闽，下浙江，进江苏，如入无人之境，有力地支援了江西战场。
       可惜切列潘诺夫一身惊人武艺却得不到淋漓的发挥，很快蒋介石就背叛了革命，他也奉命离开了中国，但他并没有忘记这块流过他汗水和心血的热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8月，他又受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指派，作为中国抗日军队的军事总顾问再次来到中国。当时蒋介石正着手布置武汉保卫战，切列潘诺夫一到，他就十分恭敬地请求指导，因为他十分了解切列潘诺夫的军事才能。
       切列潘诺夫一眼就看出了中方战略的缺陷，对于中国这样辽阔的幅员来说，日军兵力相对不足，他们的战术是利用技术上的优势，采取“楔形”攻势，把优势火力集中到主要的作战方向，亦即集中到比较狭窄的战线上，打破中国人的防御，然后向纵深发展。
       中国人则在日本人可能发起的狭窄战线上堵防御“塞子”，日军打掉一个“塞子”，防御者随即又堵上一个“塞子”。总的来说，整个防御是消极的，充作“塞子”的军队在打仗，而其余军队通常都在待命。
       因此，切列潘诺夫形象地向蒋介石提出对战局的看法和建议：日军的攻击部队仿佛一只蜘蛛，在网上顺着树枝往下爬，这样随着敌军向纵深推进，最终他们便会挂在一根丝上，从而有可能被切断。所以，在敌人进攻道路上堵“塞子”的同时，还应该在主要的南北两边集积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将像雪崩一样压向敌军的侧翼和后方。
       蒋介石非常欣赏切列潘诺夫的战略构想，并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高级军事会议进行讨论，后来第五战区的大别山阻敌作战，就是这种战略构想的具体体现。而且整个战役也相当成功，使得该路进攻的日军在到达主战场之前已经伤亡累累，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而大大丧失了作战能力。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切列潘诺夫奉召回国，这一次他已经成为一个集团军的司令，指挥着大兵团作战了。
       切列潘诺夫与中国的缘分还没有尽，直到1956年，62岁的他作为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再次来到中国。他仍然十分怀念在黄埔工作的日子，尽管未能故地重游，却在原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墓前献了一束鲜花，缅怀那些曾经并肩工作过的同志。
       加伦是苏联的名将，他受到中国人广泛普遍的崇拜
       苏联政府又委派加伦到广州负责领导军事顾问小组。加伦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英雄，加伦是他在中国的化名。
       加伦军事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是他在1918年8月至9月间，指挥南部游击军奇袭哥萨克白匪军的后方，接着又率领这支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以及中国人组成的国际队伍，历尽艰险，翻越乌拉尔南部的高山峻岭，穿越巴什基利亚茂密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地与红军队伍会师。
       加伦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于言表的，这从当时人们对他的崇拜中就可以体会出来，只要加伦在广州街头露面，马上就会受到围观，受到人们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广州老百姓分不清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是谁，他们只知道加伦有能耐，加伦是苏联人，因此见到苏联顾问，都一律称之为加伦。
       加伦不仅长于军事，也同样具有政治家的素质，黄埔军校内政治委员制度就是在他的建议下通过实行的，这是一项重大的创建，是黄埔军校战斗力的保证。
       当这群苏联顾问和中国教官的合作一旦全面展开后，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学就跨上了一级新的台阶，呈现出独树一帜的风貌。
       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讲时就承认，黄埔与国内那些老牌军校，如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相比，无论从规模、设施、经验各方面都无法匹敌。但黄埔军校有朝气，无羁绊，非常时期当以非常之方法和教育手段。苏联顾问会同邓演达、何应钦、严重等人，决定进行两项工作。首先制定出军事教育计划，按六个月正式教育期限，安排好各项科目的进度、日程，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讯等教程教材，由顾问团提供苏联红军最新、最适用的资料作为编写的基础材料。
       苏联人把他们在十月革命期间，武装工人所施行过的办法搬上了黄埔岛，一切从实际考虑，先让你学会用枪、刺杀、装退子弹、瞄准、射击等基本战斗动作，然后再教你整队，队形变换、散兵、地形地物利用等项军事技术，先保证你能上战场。至于立正、敬礼、转法、步法，等等，都摆到次要地位，有时间就教一点，没时间就不教。苏联顾问这一套，让那些老牌军校出来的教官看着也新鲜，真是未会走，先学跑，那些学生连正步都走不齐，枪却玩得透熟。
       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黄埔军被打造成一把无坚不摧之利刃，甫一出鞘，便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名气。平定广东，两次东征，大小十余战，无往而不胜。这一时期，蒋介石与苏联顾问的关系也很融洽，鲍罗廷在给上级的报告中也特别地将蒋介石的第一军列为可靠的队伍，相信他们可以共同合作。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与苏联人交恶，但他对在黄埔工作的苏联顾问另眼相看，他的北伐作战计划还是加伦将军帮助他制定的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与苏联顾问交恶，但也不是一概而论，他打击的主要是以季山嘉等在国民政府或其他机构工作的苏联顾问，他以为他们是偏向他的政敌汪精卫的，对大多数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在黄埔工作的苏联顾问，他还是很敬重、很客气的，因为这些人对他而言，还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比如说，北伐作战计划就是加伦将军帮助他制定的。
       北伐前，就当时的敌我双方态势而言，广州国民政府是处于劣势的，它的主要对手分别是三股北洋军阀势力，一为直系头目吴佩孚，控制湖南、湖北、陕西、河北、河南一带，有兵力20万，声势一时极盛。二为所谓北洋系后起之秀孙传芳，据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拥兵20万。三为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平津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兵力35万，兵强马壮，进退自如。而面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总兵力，只有八个军，约10万人，其中可出动的部队不过5万人，较之即将与其战斗的北方军阀兵力悬殊。
       在蒋介石最初制定的北伐战略中，是准备双管齐下的，即同时向盘踞两湖和江西的吴佩孚、孙传芳进攻。加伦当即指出，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若是平均分配兵力，同时进攻吴、孙两大对手，怕是力有不逮，还会露出破绽，有可能被吴、孙各个击破。所以他提出：作战部队要集中出发，集中突击，湖南、江西只能择一省而攻击之，攻克一个省后再廓清另一省。
       在北伐军首先进攻的目标上，加伦选择先攻打吴佩孚，因为吴佩孚正以湖南为根据地积极准备攻打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孙传芳其人素以投机观变著称，惯收渔人之利，他不太可能为吴佩孚两肋插刀的。至于张作霖，因远在北方，暂时还构不成威胁。
       蒋介石接纳了加伦的计划，并将它形象地概括成了三句话：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管张作霖。
       这一战略被实践结果证明是正确的。自北伐军进入湖南战场，一路上摧枯拉朽，战事发展异常顺利，很快就进入了湖北境界。那一段日子里，加伦一直跟随司令部行动。蒋介石几乎不可一日不见君，什么事都要拉着加伦商量，他是言听计从，一付谦虚的模样。
       加伦确实指挥作战一流，部队打下岳州、通城后，他已经想到攻打武汉了。于是派出一支兵马从嘉鱼渡江，待大军兵临武汉城下，那支奇兵也正赶到对岸，正好起到作用，以致汉口守将刘佐龙不得不反正。北伐军上下也无不对加伦的预见同声称赞。
       这一路上，蒋介石只是对加伦的意见有一次没有采纳，结果就吃了败仗。兵抵武汉后，蒋介石有点心浮气躁，因为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一直挑战他的权威，两人曾约好分别攻打汉口、汉阳、武昌，看谁先攻进城内。由于加伦的一着妙手，负责攻打汉阳、汉口的唐生智取得先机，二城唾手可得，所以蒋介石打武昌时就失去了冷静，限部队48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战斗前，加伦在武昌城外转了一圈，他劝告蒋介石，武昌城城坚墙厚，守军又作困兽之斗，不要采取硬拼，以免伤亡过大。但蒋介石拒绝了加伦的建议，他这个人有时候喜欢蛮干，如今又是唐生智在挑战他的权威，如果武昌不下，那他就太没面子了。
       强攻武昌开始了，果然一切如加伦所料，守敌困兽犹斗，倚仗着城高墙厚作拼死一搏，北伐军连续攻城未果，导致伤亡惨重。
       蒋介石不得已罢了手。
       这个面子丢大了，于是转马来到了江西，因为吴佩孚大势已去，根据事先制定的战略，该和孙传芳较量了。
       自打武昌战罢，蒋介石对加伦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一些重大决定也不事先商量了，比如说他在江西战场采取了宽大正面的进攻战略，很容易造成被对手各个击破的危险，王柏龄的第一师就因为贪功冒进被孙传芳击溃，占领南昌城后又被赶了出去。蒋介石虚荣心强，他得挽回这个面子，于是率兵二打南昌。
       对此，加伦表示坚决反对，不说南昌城城高墙厚，守敌顽强，只是那几条铁道线就是万无一失的保证，因为交通便利，援兵、武器、给养都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试问这仗还如何打？
       蒋介石却是硬着头皮又打了一回，撞得头破血流。
       加伦总结了自进攻江西屡屡失利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交通权的掌握，孙传芳的部队倚仗交通便利，部队调动及时，指挥如意。加伦提出了破城先破路的口号，作战重点从攻城掠地改为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这一着果然见效，敌人首尾难顾，南昌城最终就像熟透的桃子自动掉落，北伐军兵不血刃，占领南昌。
       终因迁都之争，蒋介石与鲍罗廷反目，但他对加伦却很怀念，闻鼙鼓思良将，抗战后几次向苏联交涉，希望加伦再度来华助他一臂之力
       自略取江西，蒋介石的野心开始膨胀，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挑起迁都之争。根据原来国民政府的决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将国民政府由广东迁往武汉，这也是当时蒋介石所同意的。然而蒋介石为了控制国民政府，并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格局，竟要求政府改迁到南昌，且态度倔强，一意孤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还在中山舰事变期间，鲍罗廷就对蒋介石这种近似反革命的行为表示了愤慨，他抨击说：“国民党像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一样，是个厕所，不管你冲洗多少次，它总是要散发臭气的。”但是因为苏联政府考虑到“不惜任何代价稳住在广东的立足点”，鲍罗廷最终还是对蒋介石妥协了，并达成了和解条件，结果让蒋介石在反共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从此鲍罗廷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清醒的认识，到了迁都之争时，他决定坚决不退让，针锋相对。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结束了，自此双方冰炭不能同炉。
       蒋介石明确提出驱逐鲍罗廷的口号。
       为此，武汉方面也召开了会议，专门讨论了鲍罗廷的去留问题，有人提出请鲍罗廷走人，给蒋介石一点面子，但遭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中共方面的反对，不能如此迁就蒋介石。
       蒋介石一旦与谁结怨，那是轻易解不了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发出来的第一份通缉名单就有鲍罗廷的名宇，不久，又悬赏30万，要鲍罗廷的人头。
       既然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鲍罗廷也提出了讨蒋的口号，然而他对中国当时形势的分析是错误的，以致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不该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这个人华而不实，外热内冷，惯于投机，只是个假左派，也不该联唐以制蒋，唐生智从骨子里来说，还不脱一个军阀的本质，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只是基于争权夺利的基础，因此，当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他们都背叛了革命，以致大好的局势急转直下，中国革命又陷入了谷底。1927年7月13日，就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大革命败局已定，鲍罗廷才匆匆离开武汉，经西安、库伦，回到苏联。
       由于追究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鲍罗廷在国内的日子很不好过，备受指责。他本人也谨言慎行，惟一让他欣慰的，是他当年并肩工作过的中国朋友并没有忘记他，他还记得黄埔军校那位年青英俊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让人转告他，“尽管发生了许多事，但在改组国民党时，鲍顾问帮助了孙中山，确立了对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解释，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1949年年初，鲍罗廷因“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罪名而被捕，这当然是莫须有的，两年后的一个春天，他在远东的一个劳改农场默默死去。四年后，苏联共产党为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加伦将军的遭遇也让人唏嘘不止，眼看着蒋介石一步步向反革命路上滑行，加伦也无力阻止，悄悄地带着助手回到武汉，担任起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武汉政府走向反动后，加伦没有来得及撤出，但他不担心安全，他在中国的名望太大了，各方面的人缘关系也很好，就连蒋介石也没忘了他，专门打来电话，说是可以派一艘军舰专门接他去上海疗养。不管这是否虚情假意，但蒋介石总算不忘故交，尽了礼数了。
       加伦回国后，因为在华期间的表现，苏联政府又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蒋介石也没忘记他，抗战前，专门让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请教对日战争问题，邓文仪是黄埔一期生，参加过东征，在加伦亲自指挥下作过战，因此对加伦执弟子礼甚恭。双方也谈得很融洽。
       闻鼙鼓而思良将，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屡次向苏联请求，将加伦派往中国，充当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他又回忆起与加伦合作的那段岁月，真是无往而不胜啊。苏联方面对蒋介石的心情很理解，但加伦实在是太重要了，是苏联红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排名五大元帅之首，斯大林舍不得呀。
       遗憾的是，这时苏联的“大清洗”已经开始，加伦竟也牵连了进去，还被关进了牢房，1938年11月9日，以“叛国罪”遭枪决。据说蒋介石听此消息后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责任编辑：韩冬梅
       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