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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与“擦抹”
作者:黄 梅

《读书》 2004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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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以下简称《迈克尔·K》)是二○○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现已移居澳大利亚的(原)南非作家迈克尔·库切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它一九八三年出版后曾引起很大的反响,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为作者赢得了国际性声誉。几乎各类读者都一致认为,这部小说就其主旨来说是不属于写实传统的。它围绕高度象征性的主人公展开,构成了一个醒目的寓言。
       “拒绝”的姿态
       《迈克尔·K》成书并发表之际,南非正处在国内国际矛盾急遽激化、冲突频发的时期。库切笔下的“故事”即以(想像中的于不久后爆发的)内战为背景。
       属于有色(coloured)人的迈克尔·K是为开普敦市政府工作的园丁。对于他的这一介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身份,作者从未强调,甚至没有明言交待,只是通过拘留营登记卡上的缩写标记一带而过地表达出来。K天生兔唇,在一家残疾儿监护院长大。他不理会正在发生的战争,用自行车改装了一辆手推车,企图把病重的母亲从开普敦市送回到卡鲁地区她度过青少年时代的乡村。母亲中途病故,但是K仍继续旅程并最终把她的骨灰埋在一处废弃农场的土地里。无家可归的K曾两度试图在那里种南瓜等,但终不得安生。几经波折,他最后又流浪回到出发的地方——开普敦。
       小说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三部分基本从K的视角出发,为第三人称过去时叙述;第二部分是一位拘留营医生的现在时记录。叙述包含好几种象征“元素”:如,旅行所涉及的求索主题;园丁身份所暗示的田园诗传统等等。但是小说的核心寓意以K的最主要特点——即他是个“拒食者”——为基础。K是西方文学史中一些著名绝食者的后继。在他之前,有卡夫卡的绝食艺人(又译“饥饿艺术家”),还有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卡夫卡对库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连K的姓氏都像是直接从卡夫卡作品中复制出的。迈克尔·K与绝食艺人有所不同,他的拒食基本没有表演成分,没有打破极限、创造记录的虚荣。但是他们也有相似之处。比如说身处牢笼的境遇:绝食艺人被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而K则三度被政府送进各种“营”。又如,两人都似乎被某种“天职”感召并毫不妥协地坚持绝食立场。绝食艺人在表演结束后仍然不肯进食,他死前留下的最后的话是:他不吃是因为没有“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K也如此。他在农场里突然顿悟之后,园丁身份便有如绝食艺人的“饥饿艺术”,使他产生了某种使命感,使他的身体开始挑剔食物的种类。他曾一度逃进山里,几乎不吃东西。下山后进了安置营,仍然不怎么吃饭。只是再度回到农场后他才比较主动地吃一点野生植物和自己种的瓜菜。后来,在另一个拘留营里他解释说:“我不能吃这里的饭。我吃不下营里的饭食。”拘留营的医生断定他的身体要求“另一种食物”。如果说,食物代表生存的最基本要素,那么K的挑食和拒食表明他与现有“存在”方式的格格不入。与拒食相关的是K的寡言,他在多数时间里固执地保持沉默。可以说,由K演绎的是一个关于“抵制”和“拒绝”的神话。
       绝食艺人和克拉丽莎的遭遇在更大程度上是有关个人选择和命运的故事或寓言。如果说它们有“政治性”,那是说一切文学作品归根结底都与意识形态相关。而以内战为背景的K的故事有所不同。在南非高度自觉、高度紧张的社会话语场里,K的拒绝的姿态不能不是一种更直接的政治发言。
       “拒绝”当然首先针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所把持的制度化权力——那些不给K发通行证的城市警方官僚,那抢去了他母亲留下的一点点血汗钱的军队士兵,还有那把他和其他许多人投入各种“营”(安置营、劳工营、拘留营等等)的体制。K认同被圈在“营”中的黑人同伴的看法,深知在这个世道里他们的全部“福利”就是“什么福利也没有”。他不理会警方自行上路。他在官方追问时拒绝开口回答任何有关游击队的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地从“营”里逃走。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
       K的拒绝也针对“山里的人”即反政府游击队所代表的政治路径或方案。虽然直接写游击队的文字很少,而且注入了较多的同情,但是作者让K最终拿定主意不跟他们走。这个决定是书中最抢眼并最引起争议的政治表态。当时,他远远看见游击队员来到他藏身的农场,也一度萌生了跟他们走的念头。但是他最终连面都没露。他思忖:“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走上了战场,说栽栽种种是战争结束以后的事儿;然而,必须有人留下来,让栽种的事业继续存在,至少让有关栽种的思想继续存在……”这话听起来好像说他留下来是与游击队的某种合作性分工。其实却不尽然。因为小说随后记述了一个含义深远的细节,即游击队离开后K发现他们的驴子毁了他的瓜菜,让他“损失了一半庄稼”:
       它们的蹄印到处都是。它们不仅吃了瓜秧,而且在好多地方把瓜秧都踩烂了。……他想到:……我本来想给他们食物,但是我的东西都喂了他们的驴子,而它们本来能吃草的。他爬进地洞,茫然地伸直四肢,合上了眼睛。
       在这充斥象征含义的文本里,驴子的活动不是偶然之笔。正义的旗号不等于正义的行动。游击队对驴子不加管束,揭示了他们的实践中的问题,也揭示了他们内心对“栽种”也即建设和维护的忽略甚至鄙视。K脑海里闪过的“我本来想给他们食物”等几句话语气中饱含苦涩的自嘲,间接道出了对本来有所信任、有所期望的人们的痛心失望。在这里,园丁的追求和拒绝的姿态结合,表达了对游击队现实作为的某种质疑乃至抗议。
       于是,K成为“超然于时代之外”的独行者。他明言自己“不在这场战争里”。不愿从属于交战双方的K代表着对“第三条道路”的某种渴望。在文学领域内活动的库切本人曾借后现代主义理论抵制“历史”话语的霸权及现实主义的规范,强调“历史”只不过是另一种文本,强调小说是自行其是的虚构。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性的,针对当时左翼的政治文化压力,与K的选择可谓是彼此平行,相互映照的。可以想像,《迈克尔·K》一书不可避免又带来进一步的政治性回应甚至是压力。尽管有一些纯粹后结构主义评论的喝彩,有西方世界的肯定,也有人强调指出他反对种族歧视的基本态度以及对种族主义话语的讥刺,来自南非左翼的反响总的来说是颇有保留的。《非洲共产党人》杂志的评论对K这个人物不以为然。纳丁·戈迪默为《纽约书评》写的文章称赞了小说对下层民众生活的描绘,但是也比较委婉地责备它内含“对所有政治性革命性解决方案的抵触”。库切很明白他的寓言不可避免要进入政治话语的“战场”,因此才在一次访谈中用“书中在政治上最无遮护(most politically naked)的片刻”来形容K遭遇游击队的那一段文字。
       寓言的困境
       被K拒绝的东西还包括他人的各种解读。
       因此,在另一个层面上这部小说的寓意也有关“故事”及其解读,并被有的人称作是“元小说”。卡夫卡是在作品中布下层层障碍抵抗他人解读的大师。库切曾撰文分析过的《克拉丽莎》一书也包含类似的处理。克拉丽莎是一位出身在富裕人家的圣洁而美丽的年轻姑娘,不幸被有贵族背景的青年公子诱拐并强暴。事后她坚定地拒绝了别人企图为她安排的任何出路(包括嫁给那强暴者),平静而决绝地选择了死亡。库切写道:“她抵制别人自以为拥有的对她的解读权。对于强暴,首先应由她来解读,而不是拉夫雷斯(即那强暴者)或其他任何人。”克拉丽莎以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故事的“意义”。
       K也总是在被人“阅读”。人们常常断定他智力低下,不把他放在眼里。安置营里的黑人罗伯特说他像孩子一样不懂事,告诫他“是该醒来的时候了”。小说结尾处K回到开普敦后遇到的流浪者也纷纷追究他的“故事”。书中的头号解读者即拘留营医生更是孜孜不倦地记录了他的一言一行。怪人K不肯吃东西的行状使医生困惑,于是他开始探究其底蕴,欲罢不能(这让读者联想到库切对克拉丽莎的兴趣,以及他的其他小说中对挑食、禁食的印度人的描述)。医生一度断定K“弱智”,还认为他是“穿过战争肠道”却不被外界消化的顽石。在他的记录里我们听到了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治话语的讽刺;更见证了他如何渐渐认定K是“不属于任何营地”、进行“别出心裁的抵抗”的不是英雄的英雄或先知。
       应该承认,医生的笔记很大程度表达了库切本人对K这个人物的设想。因此才有很多机敏的读者觉得这一部分是画蛇添足,觉得没有必要让医生把K的故事已经传达过的寓意再明写出来。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没有充分重视K和医生的斗争。我们不应忽视医生不时流露的气急败坏的语气,特别是最后他在想像中追着早已逃走的K“对话”的情形。这些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他对“寓意”并无把握。医生的好奇和关心是善意的,最后甚至充满崇敬,但是仍是强加到K头上的,一如他顽固地硬派给K的错误名字“迈克尔斯”,以及他用橡皮管强制灌进K体内的牛奶和葡萄糖。而K像最后阶段的克拉丽莎一样拒绝关怀,也拒绝解读。他不吃任何东西,越来越沉默,不再贡献自己的“故事”,拔掉喂饲流食的橡皮管并最终逃脱和消失。也就是说,医生笔记组成的第二部分更侧重表达的是对解读的质疑和一定程度的否定。此处的叙事策略有点像解构主义的“踪迹”说,即写下了又被“擦抹”了。
       K当然并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弱智,那么没觉悟。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追问个体存在的意义,自问“为什么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在山里忍饥挨饿,意识到死的临近,想的是“他的故事”的结束。看到游击队时,他又想到自己的人生“故事”及其中的裂缝和空洞,表现了对“意义”的自觉或追求。最后他回到开普敦躺在母亲过去栖身的小楼梯间里,又一次想到“故事”和“寓意”。如他对南瓜花的浪漫向往所揭示的,他的自我设想只与园丁事业相关,几乎是自觉地拒绝与其他任何事情拉上瓜葛。他似乎意识到:医生对他的定位——如“别出心裁的抵抗”之类势必带出抵抗谁、抵抗什么、为什么抵抗的问题(比如中国古代传说中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不食的是“周”粟,抗议目标明确),从而仍会把他拖回历史,锁定在那个战争世界里。而他根本不想“属于”这场战争。
       写寓言小说本为传达寓意,然而又要拒绝或“擦抹”寓意。这种解构主义姿态表达了寓言的不可能,或说寓言的困境。擦抹后留下的痕迹提示人们的是一种自觉无望的渴念。
       历史的痛苦
       擦抹寓意,是因为库切还极为痛切地意识到“历史”之外的那条彻底的回避之路是不存在的或不可能的。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的主体用过去时态讲述(此前库切一直采用现在时叙述),被牢牢地置入历史的框架中。
       渴望逃脱“历史的大锅”但仍被挤在现实政治的夹缝中,这正是库切和K以及拘留营医生的共同处境和感受。似乎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另外的选择甚至在想像中都没有存在空间——无以立身,无“食”可吃。占据着更有利地形的人或许可以撤退到世界上某个更安宁更宽容因而也更有选择空间的地点。然而这福分不可能落到南非有色残疾穷人K的头上。K只能不吃,只能缩小自身,“变得更小,更硬,更干”;只能以消灭自身(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来坚持自己的姿态。这就是K的悖论。
       这不是站干岸在一旁吃奶油面包看热闹的第三条道路。也不是在世外桃源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第三条道路。小说传达的主要不是K的选择如何“高尚”“明智”,而是其不可能性——我们感觉得到其中的分明的痛苦。作品的文学力量就在于这痛苦。在这点上库切更得卡夫卡真传,他笔下没有克拉丽莎式的“胜利”。
       曾经历长期你死我活斗争的中国人或许更容易悟到,压挤“第三条道路”存在空间的是一种非常严酷的特定历史处境。无法认可自己渴望的寓意,也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处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是,库切的企图抵制、逃脱历史的寓言最终表达的却是历史的痛苦。
       对于有些读者来说,看到木讷单纯的K像后结构主义理论家那样自觉关注故事中的“裂缝”和“空洞”,不免觉得有点难以置信,觉得这类“点睛”与其说是亮点,倒不如说是叙事的疵点。与此相反,真正打动人的常是那些极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比如该书精彩的开篇:
       接生婆帮助迈克尔·K从母亲肚子里来到外面这个世界的时候,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家伙长着兔唇。……她把孩子挡住了一点,让他母亲看不见,然后用手指拨开那个小嘴瓣儿,发现孩子的腭倒是完整的,谢天谢地。
       这段库切式的洗练文字三言五语把我们投入特定的生活氛围。这里有一连串的主动语态动作(顺便说,这在该书中不多见),其中挡住母亲的动作和半意识流的“谢天谢地”一词极富有表现力,明写接生婆,同时一箭双雕地交待了K母子的处境,既表现了前者所具有的底层人的善良心地,也说明了痛苦和不幸对她以及挣扎在贫困线上的K母子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虽然一个小手术即可矫正兔唇,这个念头却根本无从进入她们的脑海。婴儿的嘴裂得不太严重,腭尚完整,是值得庆幸的。这个必须忍受也还可以(“谢天谢地”)忍受的身体缺陷将会招来嘲笑欺侮,使K从小产生某些心理障碍和学习障碍,让他本来艰难窘困的人生雪上加霜。对于这些,此处叙事提都不提,但其中的苦痛和隐忍却几乎历历可见,令人动容。到后来,兔唇几乎成了K的不幸和坚毅的标志。安置营医生提议为他做手术,被他轻描淡写地拒绝了。
       还有关于K母亲的描写。她在比尔曼家帮佣,从早九点呆到晚上八点(下午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对“很公道”的劳作和工资感恩不已;后来身体不行了,工作和工资便被削减,最后卧床不起。“她生活在恐怖之中,生怕比尔曼夫妇的仁慈心肠会被她的久病不愈消磨光。”迈克尔曾这样概括母亲的一生:“我母亲工作了一辈子,她擦洗别人家的地板,给他们做饭,给他们洗碗洗碟子。她给他们洗脏衣服。他们洗澡后,她洗刷浴室。她跪在地上打扫厕所。但是当她老了,病了,他们就忘掉了她。他们就把她打发到看不见的地方。她死了,他们就把她扔进火里。他们给了我一个旧骨灰盒,告诉我:‘这是你的母亲……’”库切善于不动声色地写苦难。他对“仁慈心肠”的讽刺——不针对哪个个人——极为辛辣。K在乱世中与病重的母亲蜗居在旅馆楼梯下面的无窗斗室里。他连躺下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半坐着看母亲受罪,看她搔痒——其中的不安、不适和难堪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或许这是K不顾一切要送母亲上路的原因之一?
       还有关于街头骚乱的记述。书中作为内战的前奏和组成部分的“暴民骚乱”是矛盾激化、社会秩序瓦解的产物,在现实中的南非(在当时以及后来)是频频发生的现象。骚乱和镇压骚乱的世情被库切用被动语态不动声色地简洁道出,把只能坐看灾难临头的夹缝中的小人物的感受表达得触目惊心。
       如此等等。
       这些不乏“历史真实性”的描写使K式的逃避显得更有来由,更接近百姓的命运。又恰恰因为这类细节与“现实”密切纠结,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寓言的,它们点明并凸显了使K的选择难以实施的那种具体处境以及由此生出的历史性的痛苦。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J.M.库切著,邹海仑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二○○四年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