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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 口述李怀宇 撰写
       “周百科”
       张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从文最有名气。
       “周百科”是沈从文给我开玩笑的话。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几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中美合作项目之一。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国方面领头是刘尊棋，他的学问很好，我在美国就认得他了，还有钱伟长和我，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应当说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在1980年开始的，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可以请他们帮忙翻译。我们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联络了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少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经费很紧张。如果今天搞，就不这么简单了，这东西吃力不讨好，人家不愿意来工作。
       三十本百科全书我们压缩成二十本，这件工作搞了好几年。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百科全书在国民党时开了多少会，没有办成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办百科全书，当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件事情的倡导者姜椿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当中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牢里面，眼睛弄坏了。放出来以后遇到美国要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他一早就有搞百科全书的想法，回来以后就跟倪海曙和我等少数人商量，他一直希望倪海曙和我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书。倪海曙在拉丁化运动中是头头。我们“文改会”的工作推不了，没有去。
       姜椿芳出来以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他说：“我不回去了。”不再搞翻译工作，后来这个事情得到胡乔木的支持，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讲，邓小平同意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译百科全书，一件事情是自己编一部百科全书。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编百科全书。当中的一个小问题，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出来，不会赚钱，因为中国人买不起。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现在正在重新编。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家必须有的。
       家庭文化
       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
       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写，他的笔头快得很，一看什么重要的材料，立即记录下来，否则会忘掉。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画画，领导就帮忙，由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画画的、一个考古的帮他忙。
       张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做修改文字这个工作很好。她离开《中国文学》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张兆和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写东西，为人家服务，这个精神很好。文学的东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术，加工得天衣无缝也不容易。沈从文去世以后，她就整理他的东西，他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
       顾传（介）跟我们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四川，他们在上海，解放以后他们在台湾，我们在大陆。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在中国，往来不多。在顾传（介）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介）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
       顾传（介）在台湾大概是受了凉，急性肺炎去世。在台湾初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
       顾传（介）去世不久，张元和就到美国去了。她们结婚得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介）”。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时代变化太快。
       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大家熟悉起来。傅汉思和张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国。那时候大的政治改变，美国大学希望傅汉思到美国去教书，他们走时，张元和已经在台湾。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张充和2004年回来一次，在北京举行书法展览会。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住半年，休息一下，结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国去，怕她路上没有人陪，那个人急于要到美国，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国。展览会结束以后，她没有留很长时间。
       张家的父亲受“五四”文化影响很深，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这些大教育家是怎么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这些朋友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家庭。我想，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的。
       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长寿之道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个小动作多少年，是一个小事情，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解放前，中国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里面，也是男女朋友在咖啡店里谈恋爱。解放后，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取消了。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制度。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质一方面，有精神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这个投资就失败了。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很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们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们苏州虽然穷了，但是按今天标准来看，应当说还是很有钱。家里还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钱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后来的东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5月版
       责任编辑：曹凌志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