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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山东》王东溟主编
       为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有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给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凡拉绒中山装，这一套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当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老医生打开布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马上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那位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解放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阿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身教言教，为总理写下这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周恩来、邓颖超合用一个骨灰盒
       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的一种，而这一种的价格不是最高的。经过细致检查，发现有一处损伤，他们又拿来同样的一个。这一个盒盖不太好开，再要第三个，他们说没有了。经与治丧办的同志协商，就选定了这第二个。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去世专门订做的。
       回来向大姐报告后，邓大姐说她不看了，全权委托我们去办。
       邓大姐把骨灰盒的好与不好看得很轻，她说：“装一下骨灰，没必要那么讲究。”她还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
       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有一次她对赵炜和我说，她用完以后，我们还可以用。我们说，等您哪一天用完了，就会收藏起来，我们哪个人也没资格用。大姐风趣地说：“我死了，就管不着了。”
       今天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已由天津文物局收藏，陈列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人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在得知他的女儿结婚时，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领导人的收人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两次遗物的清理
       1976年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结束，晚上把他的骨灰撒掉，整个治丧活动结束。邓大姐要我们休息几天，再开始清理周总理的东西。我们原打算照大姐的指示休息几天，但17日那天，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去了西花厅。由张树迎主持，我们几个考虑怎么样开展清理工作。
       清理工作主要由周总理的秘书、警卫负责，有关同志参加。大体分工是这样的：钱嘉东、纪东负责清退文件；赵茂峰负责清理图书；张树迎、乔金旺、曾庆林和我清理周总理的衣服和使用过的东西。文件交中办秘书局；图书交国务院图书馆；对衣服等日用品，邓大姐明确指示：“全部处理，穿过的内衣、床上用品全部烧掉。可以用的东西分送给有关人员。”
       我们依邓大姐的指示精神，制订出处理这些东西的三条意见。
       第一，总理穿过、用过的衣、物留下部分作为纪念；第二，平时穿得不多或是早年穿过、后几年没穿的衣服，用得少的东西，分给亲属和工作人员；第三，病中穿过或用过的衣物烧掉。向邓大姐报告了这一处理意见后，邓大姐原则同意，但对衣服，她主张全部烧掉，特别对我们提出留作纪念的部分不同意，说是衣服有什么好纪念的。她和周恩来都不主张死后为自己搞什么纪念馆之类。后来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才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但要少留。
       我们按照商定的分工，开始清理。首先确定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用品、书籍、陈设，全部保存，登记造册，加注说明。
       总理经常穿的几套中山装外衣，全留下。最好的一套已随周总理火化了，还留下了部分内衣。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箱内，放进了防虫药。每件衣服都附一份说明，标明叫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和制作时间，总理穿着这套衣服出席过什么重要活动等。为什么写这么详细，我们几个人是有想法的。根据当时的政局，我们内心有些伤感，怕万一政权旁落，我们会因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而遭遇非难。但又有一个信心，就是对周恩来迟早会有公论，到那时我们几个人可能不在人世了，后人得到周恩来的这批遗物，也会清楚地识别。这大概是对历史负责吧。今天回忆起来似乎可笑，但是谁在那个环境下又不这样想，这样处理呢？周恩来办公室的内部设置也拍了照，把底片和样片一并存入大箱内。
       对账目的清理比较容易。因为平时我们都是月月清账，只要把多年的总收入、总支出算清楚交给邓大姐就可以了。总理从来不过问账目，我们每年分季度给邓大姐报一次。此时邓大姐看到我们几个人天天在那里打算盘，一年年地清账，就对我们说：“不要天天算了，只是算一下现在有多少钱就行了，我和恩来从不过问钱，相信你们。”我们口头是接受了邓大姐的意见，但还是一笔笔地清理，把细账交给邓大姐。
       清算的结果，共结存5709.80元。邓大姐指示把账目和现金交赵炜保管。
       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周总理的衣、物清理完毕。有些东西分送给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疗组的同志。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去世。丧事过后，我们开始了又一次清理。西花厅没了主人，这项工作就由我们这些在大姐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服务员、厨师来做清理。这次清理与16年前的那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彻底清理了。我们商量的原则是，照邓大姐去世前的交待和清理周总理的遗物时的办法处理。全体身边人员成为清理小组成员，由赵炜统管。文秘工作由赵炜一人负责，其他衣物、用品等分组进行。常言道，破家值万贯。这个家是两位伟人的家，是先后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家，不能说是“破家”，但也不会是“万贯”。一位后期来西花厅工作的同志在清理过程中说，清理了好几天，也没看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讲文物价值），这足以说明两位革命老人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他们没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留下的是无价的、珍贵的精神财富。虽是这样，邓大姐在1982年就写下了遗嘱：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
       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以上是1978年7月1日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是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份，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重写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1、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2、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3、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4、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央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均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5、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室存处。
       6、有些遗物可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7、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代处。
       邓颖超
       1982.11.5
       遵照邓大姐的遗嘱，我们把整理好的2万多张照片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把6000多册图书交给了共青团中央，把11146.95元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了中央特会室，将周总理、邓大姐办公室会客室的陈设，使用过的家具、办公用品、部分衣服、书籍等经整理后保存下来，按照两位生前的原样陈列在西花厅。
       另外，根据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浙江绍兴周恩来祖居、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南京梅园纪念馆和重庆红岩纪念馆的要求，把周恩来、邓颖超的部分遗物分送给他们展出。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月2月版
       责任编辑：刘海涛
       定价：80.00元（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