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灵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两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空荡荡的警察营区里抱成一团，准备天一亮就送父亲的遗体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
“我在守丧，不能见外人，你告诉他。”看守进来时，母亲神情恍惚地说。她现在成了寡妇，要和生人隔绝四个月零十天。
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霉臭味刺鼻，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总理一起走。”我对看守说，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紧张。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埋了。”他说。
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家人在？”我痛苦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刽子手也应该知道，陪伴死者，念祷文，见死者最后一面，是我们家属的宗教权利。我们向监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看守打断了我。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守不吭声。
“他走得很平静。”他到最后才说，“我把遗物带来了。”
他把父亲在死牢里那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样样拿了出来：一套沙勒瓦尔（肥裤子）和卡米兹（长袍衫）——父亲直到死前一直穿着它们，父亲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一个餐盒——父亲最后十天绝食后就没再用过；一套铺盖——床上的断铁丝划伤父亲背部后才给他使用的，还有一个喝水的杯子……
“还有他的戒指呢？”我强忍着悲痛问看守。
“他有戒指吗？”
他假装在包里和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拿出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最后的日子里，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落下来。
“很平静，非常平静。”他不停地念叨着。
绞刑怎么会平静呢？
当局不给我们供饭，家里帮工巴希尔和易卜拉欣也跟我们一起到了监狱。他们走进屋子，巴希尔一下子认出了父亲的衣服，脸色变得煞白。
“呀，真主！呀，真主！他们杀害了主人！他们真的杀害了他！”巴希尔尖叫起来。没等我们来得及阻止，他已经抓起一罐子汽油倒在身上，准备点火自焚，母亲赶紧跑上去拦住他。
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相信父亲已经遭遇了不幸，也不愿意相信。这绝对不可能：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第一位由人民选出来的巴基斯坦总理，就这样离开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诞生就一直处在将军的独裁之下，是父亲第一次为国家带来了民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数百年来一直受控于部落头人和封建地主，是父亲实施了国家的第一部宪法，给人民带来法律保障和公民权利。过去人民只能通过暴力和流血来推翻将军们的暴政，是父亲建立了文官政府的议会制度，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
不，这不可能。“布托万岁！布托万岁！”当父亲第一个作为政治家走访边远贫困村庄时，数百万人欢声雷动。当他的巴基斯坦人民党胜选执政后，他便着手实行现代化，把少数封建地主世袭的土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扫除千百万的文盲，把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保障工人最低工资，实行就业保险，禁止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父亲执政六年，给陷于萧条昏暗之中的国家带来了光明——直到1977年7月5日凌晨。
原本被认为忠于我父亲的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却在深夜派军队推翻了我父亲，以武力攫取了政权。这个军事独裁者，尽管使用了枪炮和催泪弹，实施了军法管制，却没能镇压住父亲的支持者；尽管把父亲囚禁在死牢里，却无法摧垮父亲的意志。齐亚·哈克，就是这个丧心病狂的将军，把我的父亲生生害死。齐亚·哈克，就是这个独裁者，将继续残暴地统治巴基斯坦九年。
我全身麻木，站在看守面前，手里捧着那一小包遗物，这是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了。父亲洒有古龙香水的衣服仍然散发着幽香，尊贵的幽香。我紧紧地抱住衣服，突然想起凯瑟琳·肯尼迪在她父亲遇害后很多年，在拉德克利夫还穿着父亲的大衣。人们经常拿我们这两个政治家族作比较，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可悲的相似之处。那晚，还有后来的许多个夜晚，我把父亲的长袍衫压在枕边，想和他靠得近些。
我感觉整个人都空了，生活支离破碎。近两年来，为戳穿齐亚军管当局给父亲捏造的罪名，我竭尽全力斗争。我同人民党一起，为了准备齐亚在政变时允诺的大选，不懈地努力。但后来齐亚看到人民党即将取得胜利，取消了大选。我被军管当局逮捕过六次，并被多次禁止踏足卡拉奇和拉合尔。母亲也一样，父亲被囚禁期间，母亲是人民党代主席，八次遭到拘禁。六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被关在西哈拉，此前，我们被关押在拉瓦尔品第六个月。但是直到昨天，我才相信，齐亚真的会杀害我父亲。
谁来把父亲遇难的消息告诉弟弟们呢？他们现在流亡在伦敦，为挽救父亲的生命奔走努力。谁又去告诉在哈佛大学即将毕业的妹妹萨娜姆？我最担心她，她从来不过问政治，可现在和我们一起卷入了悲剧。她现在是一个人吗？我祈求她不要干出什么傻事来。
我好像是被生生撕裂了，这让我怎么活下去啊？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却仍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我感到孤独，绝望的孤独。“爸爸！没有了你，我还能做什么？”我曾问死牢中的父亲，我需要他的政治引导。虽然我有哈佛和牛津的政治学学位，但我不是政治家。但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耸耸肩。
一天前，我见了父亲最后一面，见面时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人告诉他第二天清晨他就要被处死，也没有人通知那些一直为父亲求情的外国领导人们，包括吉米·卡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英迪拉·甘地，还有穆斯林世界的沙特、阿联酋、叙利亚等国领导人。齐亚当局的懦夫们，谁也没敢把杀害父亲的日期对外公布，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奋起反抗。只有我和母亲知道，而这也是出于猜测和预感。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他们允许一星期探视一次，今天该母亲去，而我应该要到周末。今天要我们母女俩都去，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对父亲下毒手了。
我的大脑在翻腾：必须立即把消息传出去，向国际社会和巴基斯坦人民发出最后一次求援，时间不多了！“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舒服，”我急匆匆地对母亲说，“就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一定要去；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明天去。”趁着母亲去和卫兵讲话，我赶紧展开已经被我揉成团的纸条，又加了一句话：“我想他们今天是叫我们去见爸爸最后一面。”我草草写完字条，准备递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能赶快告诉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使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把这个立即交给娅斯敏，”我对忠实的家仆易卜拉欣说，深知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没时间等哨兵开小差再行动了，易卜拉欣可能被搜查、被跟踪，但我顾不上这些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快！易卜拉欣，快去！”我催促着他。“跟卫兵说，你去为我拿药！”他立即跑了出去。
透过窗户，我看到军法管制部队的卫兵们在互相商量，然后用步话机通报我生病的消息，等待回复。易卜拉欣趁乱已经到了大门口。“我得快点去为主人贝娜齐尔小姐拿药，得快点。”他对门卫讲，这个门卫曾隔墙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奇迹出现了，他们让易卜拉欣走了。我的双手不住地颤抖，不知道消息能不能安全传达。
不久我听到窗外步话机里喳喳响了起来。然后他们过来对母亲说：“既然你女儿得了病，你们可以明天去探望。”我们为父亲又争取到了24小时。但易卜拉欣走后，大门立即被紧紧关闭，我们预感到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
反抗！我们一定要反抗！可怎样反抗呢？我感到如此无助，被关在牢笼之中，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一步一步向父亲逼近。消息能送出去吗？人民会不顾政变以来的枪弹和刺刀奋起反抗吗？谁来领导他们？人民党的众多领导人都被关在大牢里，成千上万的人民党支持者也被关在牢里，甚至包括妇女，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只要提起父亲的名字就会遭到催泪弹和皮鞭的招呼。人民会不会响应我最后的呼唤？他们到底能不能听到我的呼唤？
晚上8点15分，我和母亲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亚洲报道。我坐在那儿屏息聆听，满怀期待，浑身上下的每块肌肉都僵硬了。突然广播报道，我从监狱里送出了一条消息，说明天，也就是4月3日，我将同父亲见最后一面。消息终于传出去了！我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继续报道我呼吁人民奋起抗议的内容。但是没有，它却接着说这则消息还没有经监狱长证实，并引述父亲以前的一位部长的话说：“贝娜齐尔已经吓坏了”。我和母亲都不敢看对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和母亲飞驰出西哈拉监狱，监狱大门急速地打开又关上。群众因恐惧而呆呆地站在保安部队后面，不知道他们的总理就要永远离他们而去了。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
“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身后的牢房如同地狱一般。
母亲没有作声。
“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
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想是的。”我说。
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
“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
“日期定了吗？”
“明天早晨，”监狱长说。
“什么时候？”
“根据监狱规定，早晨5点钟。”
“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昨天晚上。”监狱长吞吐地说。
父亲看着他。
“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半个小时。”
“按照监狱规定，我们至少有一个小时。”父亲说。
“半个小时。”监狱长重复了一下，“这是上级的命令。”
“你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刮胡子。”父亲对他说。“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半个小时，只有半个小时！我就要和一生中最亲爱的人诀别了！我心如刀绞，但我不能哭，我不能在父亲面前垮下来，不能再增加他的痛苦。
父亲坐在地下的垫子上，这张垫子是他在牢里面剩下的唯一家什了。桌椅和床都已经被他们搬走了。
“拿上这些，”父亲把我以前带来的书和杂志递给了我，“我不想让他们碰我的东西。”
父亲把律师捎给他的几根雪茄烟也给了我，“我留下一根，今晚抽。”他说道，还留下了那瓶夏丽玛古龙香水。
父亲要把戒指给我，但是母亲让他继续戴着。“我这会儿戴着，不过以后要把它给贝娜齐尔。”他对母亲说。
“我已经设法把消息传出去了。”我悄声地对父亲说，不让旁边的看守听见。我大概地说了一下情况，他看上去很满意，表情似乎在说：“她快要学会政治的秘诀了。”
牢房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父亲。以前每次见面，都允许我们进入牢房坐在一起，今天却不让。我和母亲挤靠在铁栅栏上，隔着牢门和父亲小声地说话。
“把我的爱转达给其他几个孩子。”父亲对母亲说。“告诉米尔、萨妮和沙，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真想能和他们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
“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现在宪法不行、军管当道，如果你们愿意，就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平静一下身心，可以去欧洲。我同意你们去，你们可以去。”
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我们不！”母亲说，“我们不能走，我们也绝不会走！绝不能让那些将军以为他们胜利了。齐亚又要举行大选，尽管没人知道他到底敢不敢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一走，就没人来领导人民党了，这是你一手创建的政党。”
“萍姬，你呢？”父亲问。
“我也绝不走！”我说。
父亲笑了。“我真高兴，你知道一直以来我是多么爱你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一直都是。”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时间到了。”
我死死地抓住铁栅。
“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
监狱长拒绝了。
“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搂一下爸爸！”
监狱长仍然不允。
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
“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和我的父母团聚了，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不过拉卡纳就是天气太热了。”
“我给您搭个凉棚。”我呜咽着说。
看守们走了进来。
“再见了，爸爸。”我悲痛欲绝，母亲也把手伸进铁栅栏触摸着父亲。我们缓缓地走出满是尘土的牢院。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可是我不能，我知道自己会失控的。
“再见了。”我听到父亲的声音。
我的两条腿在移动，但是浑然不觉，我已经变成了石头，可仍在挪动。看守们领着我们穿过牢房，院子里搭的全是军用帐篷。恍惚中我挪动着步子，只有脑袋还有些知觉。我一定要抬起头来，这群人都在看着我呢。
汽车停在紧锁的大门里面，以免外面的群众看到我们。我步履沉重，好不容易才迈上车，汽车穿过大门急驰而去。人群一看到我们就拥上前来，但被保安部队粗暴地推搡回去了。我突然看到人群前面站着我的朋友娅斯敏，她在等着给父亲送饭。“娅斯敏！他们今晚就要动手了！”我竭尽全力从车窗里往外喊。但是她听到了吗？我喊出声音了吗？
5点钟过去了，又到了6点钟。我每呼吸一次，就想到父亲的呼吸已经所剩无几了。“真主！快让奇迹出现吧！”我和母亲一起祈祷。“快让奇迹出现吧！”我那只偷偷带进牢房的猫儿“纯纯”似乎也感到了凝重，她离弃了小猫崽们，再也找不到了。
然而我们仍然不放弃希望。最高法院已经一致建议把父亲的死刑减缓为终身监禁。况且，根据巴基斯坦法律，任何死刑的执行都必须至少提前一星期予以宣布。而当局根本没有作任何宣布。
外面的人民党领导人也带信来说，齐亚已经秘密地答应沙特、阿联酋等国，将减缓父亲的死刑。然而齐亚一贯背信弃义、践踏法律，谁能相信他呢？看到我们一直担心，沙特外长和利比亚总理曾许诺，如果执行死刑的日期一宣布，他们就立即飞来说项。他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上听到了我的消息吗？他们现在还来得及飞来巴基斯坦吗？
我和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西哈拉的炎热中，已经无法说话。齐亚曾放出风来说，只要父亲或者家里直系亲属请求饶恕，他就会予以考虑。而父亲坚决不允。
死亡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床上的枕头上。他们要杀害父亲！我老是这样不停地想，他们要杀害父亲！父亲待在牢房里，只身一人，他感到孤独吗？他没有书，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支雪茄烟。我的嗓子眼发紧，直到想把它撕开。但我不能让那些常在窗外说笑的卫兵听到我的叫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一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
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