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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被捕，
       七妈让我连夜住进西花厅
       “文革”中伯父（周恩来）除了应对全国的混乱局面外，不久，也必须面对自己家中的意外情况了。1968年1月，我正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会开完了，我准备第二天就回部队。所以，当晚买了条中华烟回去看父母。到家，却发现爸爸不在。问15岁的小妹妹秉建，她支吾着说出去了。“这么晚了还能去哪儿？出远门还是见朋友？”我接着问，秉建忍不住了，说爸爸昨晚被人带走了。
       我大吃一惊。因为家里没电话，赶紧跑到外面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七妈（邓颖超）。七妈说：“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现在马上来我这一趟！”我赶到西花厅时，天已经黑了。大冬天的，很冷，七妈正穿着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面的台阶上等我。我上台阶，敬个军礼。不等我说话，七妈就开口了：“秉钧，你回答我，你对这事是什么态度？”
       我也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笑）说毛主席在1955年“肃反”的时候讲过：“这次肃反不同以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次既然抓了，看来是非抓不行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事实，没法进一步表态。七妈说“好吧”，转身和我一起进客厅，又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为何在此等你？就是要在你没有进入客厅、脑子来不及转圈的情况下问你。你这时说的才是真心话。你的态度是对的。”然后又告诉我：“你今晚就住我这里，不用回去啦。”我说明天要回部队，行李都在家，而且刚才还没有见到妈妈，我得和她谈谈。七妈说：“应该和你妈妈谈谈，但再晚也要回我这里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在我爸爸刚被抓的情况下，我在家里住，日后万一审查起来也说不清楚。住在七妈处，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
       我又马上赶回家里，向母亲详细了解情况。母亲说，昨天晚上，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黄作珍亲自来家里带人的。我妈问怎么回事，黄说还要了解才能真正搞清楚，只是要她相信群众相信党。该上班上班，教育好孩子，此事不能外传，就连对儿子也不能讲。还交代说，父亲的退休金照发，但我们家人不能动，每月会有人按时来取30元作为他的生活费用。
       一家人愁云惨淡。我对母亲说，咱们都等等情况再说吧。母亲还说，她在我爸的抽屉中发现了500块钱，问我怎么办。我说要问七妈，然后给母亲留了200块钱，拿上行李，穿上大衣，就又去了西花厅。
       这时已经10点多了，伯父也回来了。我对他说：飞行员要忠诚老实，既然父亲出了问题，我就不能隐瞒，回去要向组织怎么说？伯父说，不要给你们的基层组织说了，直接给吴司令（吴法宪）说吧。我又提到500块钱的事。伯父说，告诉你母亲，看看是不是新票子，号码是否连起来的，如果是，就不能动。
       次日早上7点，我起床到客厅，伯父已经从外面办事回来了，告诉我：“不要再找吴司令了，我昨晚见到他了，已经说了此事。你何时能向你们基层组织讲，我会告诉你的。”说完这些，又进了他的办公室。
       七妈说：“这事要尽快让秉德（周秉钧的大姐，时在西安工作）知道。我马上写一封信，你给小六（周秉钧的小妹周秉建，读中学）送去，让她马上去西安。”我拿信找到小妹，因为学校里不方便说话，就到了西单电报大楼大厅，将信给她，让她马上坐火车到西安去了。
       随后，我也回到广东。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只是听母亲说，每个月都有一个叫王金岭的干部到家里来拿爸爸30元的退休金，或者一些换洗衣物。但父亲具体关在哪里，一直不知道。直到1975年夏天，父亲才被释放，整整关了七年半。
       伯父亲自签署逮捕令，
       伯父去世后我们才知内情
       但是，对我父亲究竟为何被抓，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直到1981年，有一次七妈把我父亲、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了西花厅，专门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七妈说：“你们伯伯到后来”——七妈说话不喜欢用极端的词语，“后来”也就是临终前的意思——“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一切都拜托你了！’我想，党和国家的事情也不可能拜托我啊，只能是家里的事，而家里也只有同宇（即“周恩寿”）这件事最大了。我这两年专门调材料来看，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我父亲当年有几个比较投缘的朋友，其中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此外还有两个老教授。四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也难免有些牢骚。刘少奇一倒台，王家也要清查。红卫兵在王家抄家时发现一叠请柬，上面有我父亲和另外两个教授的名字。很快，除了我父亲，王光琦他们三个都被红卫兵抓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教授自杀了。红卫兵一看死了人，不好办了，就将所谓的案卷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有我父亲的名字，就批了一句：请总理阅。这等于是将了伯父一个军：你的亲弟弟，我看你怎么办！
       伯父就此给主席写了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1）交给红卫兵办；（2）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主席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伯父就亲自下令批捕了父亲。此事交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但是，父亲被关押的地方是北京卫戍区一个营房腾出来的地方。所以，并没有像关在秦城监狱里面的人受到很大的摧残。这里气氛相对平和，每人一个房间，可在走廊散步。
       讲到这里，七妈也说“幸亏是在北京卫戍区”。我父亲接着说“否则就死无对证了”。七妈说：“‘文革’中，你伯父也是用这种方法保护了一批人。”
       到了1979年，我父亲得到平反。后来，我与当年主管我父亲的干部王金岭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你父亲不愧是总理的弟弟，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弟弟。因为那时经常有人过来审查他，就是想从他话中找漏洞，“抓一句话就能置总理于死地！”开始问不出来，后来就想各种办法，比如说审问连轴转，或者跳着年代问，试图把我父亲的思想搞乱。但是，他在里面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给人抓住任何把柄。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伯父亲自下令抓自己的亲弟弟，这该有多难啊！我父亲不过是个小人物，退休前也只是一个内务部的专员。
       周秉钧保存的当年那份逮捕令上写着“立即逮捕周同宇”的字样，周恩来还在旁边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
       “文革”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他绝对不允许我们问他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即便父亲被抓，我们谁也不再在他面前提及，更不敢说求情释放的话。而且，在那个年代，连国家主席都被抓了，总理的弟弟又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