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原傅作义将军的部将王克俊回忆北平和平解放的文字，内容翔实可信，傅与蒋介石的矛盾，一目了然；起义投诚，紧锣密鼓；地下党渗透，如影随形。
解放前夕傅蒋之间
的矛盾与斗争
1947年底，蒋介石成立华北“剿总”，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对此任命是很不愿意的，回到张家口曾对我说过：“我们不能到北平去。”这是因为傅深知蒋的部队是不会听他的指挥的，而自己的部队却被更牢固地绑到了蒋的战车上。
傅这时处于一个十分矛盾的地位，身处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指挥职位，而内心已极不愿意继续为蒋所役使。这个矛盾终于爆发了：1948年2月，傅主持召开华北“剿总”的会议研究军事工作，提出有权使用战斗序列的整个部队的问题，但副总司令陈继承反对。陈是“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军统特务头子。陈表示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他。有的部队只有他才能使用（例如青年军第208师），而且傅的直属部队的使用他也要过问，态度十分骄横跋扈。傅对陈的权力不予承认，而陈坚持，于是争吵起来，傅无奈只得休会。会后，傅向蒋坚决辞职。傅先生气愤地对他周围的几个亲信人员说：“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门乞讨的苦百姓，我是不干的！”
傅以坚决的态度，迫蒋撤换了陈继承的北平警备总司令之后不久，又撤掉了几个北平市政府内的中统、军统特务，最后电蒋请调王明德（即我，当时任傅先生的副秘书长）为政工处处长，顶住了蒋安插亲信的企图，并把政工处由总部的外面迁到总部内办公。对于傅的这一任命，蒋没复电批准，但也没再委人来了。
7月间，蒋要给傅扩四个军，给了番号。傅先生曾再三研究过其意图所在。联系到1947年在张家口，因为接受了扩两个军的命令，结果自己的部队第35军和第104军被分别调往河北和东北。鉴于这个教训，傅决定四个军的番号不要，作了如下的处置：除把原保定绥署孙连仲留下的部队一个师和一个旅扩编为第101军，荐举李士林为军长外，其余蒋所给的编制平均分给所属各军，各增一个补充师。这样，既有利于傅协调所指挥的中央各军头头的关系，避免蒋对他生疑，又可防范以后蒋可能抽调他自己的部队的企图，从而使蒋的阴谋没有得逞。
对于过分嚣张反动的蒋嫡系部队，傅则把它调离北平，以减小身边的羁绊，如将蒋青年军第208师调驻唐山市即是一例。为了加强自己的内部，傅扩大了干部训练团和河北省的干部训练团，所有上面派来的或招来傅部或河北省工作的人员，均需先在训练团集训，通过审查，才能补充到部内。
但是有些蒋的命令，傅仍照样执行。例如1948年4月，蒋命令袭击河间县，傅则如命派了鄂友三骑兵第二师出击。该部沿途残害人民，又犯下了一笔罪行。
1948年10月，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介石慌忙飞到北平策划援锦。不出所料，蒋打的如意算盘是调用傅的主力并命傅去指挥援锦之役，因为若能如愿，则可解救东北危局；若失利，则可把其华北嫡系部队拉走。蒋提出要傅把他的干部家属移送福州，以福建作为傅的后方基地；又说尔后作战，必要时可先撤至青岛，相机再海运华东南。蒋以此为诱饵，让傅去援锦。但是此举对傅来说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面对蒋这一阴谋，傅表示先派人作些准备。他派了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宋肯堂到天津查看公路、港口情况，又派了杜建时（天津市市长）设法查看援锦的道路，还派一个师（步兵第17师）和一个骑兵师（新编骑兵第4师）到迁安、丰润、玉田、三河、武清等地转了一圈。至于蒋要傅亲自指挥一事，傅则再三辞绝，推说此事关系国家前途大计，自己资浅能鲜，不堪重任，只有委座德高望重，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才能奏效。蒋介石不得已只好亲自指挥并调用蒋自己的嫡系“精锐”兵团，由海路援锦。
蒋介石这次来平，还曾在华北“剿总”总部的小礼堂，召集当时在平的军以上的高级军政人员“训话”。蒋在“训话”中说“戡乱必胜”的关键在于以美苏为主要对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美苏必战，苏俄必败，美国必胜，美国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等等，妄图鼓舞士气。但适得其反，这个讲话又一次使傅先生看到了蒋介石一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的面目，认识到蒋介石不可能是实现中国独立统一的人，而是为了四大家族利益依附于美国的傀儡。蒋走后，傅向我和参谋长李世杰二人问道：“你们看这个讲话怎样？”我们二人都认为坏极了，直言道：“这是中美勾结的继续与发展，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继续，身为国家总统，怎能讲出这样的话！”
拒绝援锦是傅决心脱离蒋集团的第一个大胜利。但事情并没有简单地过去，作为条件，蒋命令傅组织部队袭击石家庄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傅一面暗自思忖对策，但表面上仍如命派了蒋嫡系第94军（军长郑挺锋）配备新编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和骑兵第2师（鄂友三部）出发，但各部均由政工处加派专员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对于此举，部属也有犹豫。第94军在渡唐河时，军长郑挺锋听到了其弟（郑庭笈，第49军军长，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广播讲话后，托辞母亲病重，坚决辞职离去。刘春方亦几次来电，以解放区军民防守严密为由，对此举“谏请钧座考虑”。此时此刻，正是蒋援锦“王牌师”在塔山阻击战中伤亡重大，锦州已解放，廖耀湘兵团行将就歼，辽沈战役已近尾声之际，蒋介石为宋美龄和孔令侃因囤积物资、捣乱金融与蒋经国发生冲突事，竟弃军飞沪调停去了。此时此刻，也正是傅作义先生决断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的决定
1948年10月30日夜12时许，傅先生指令他贴身的卫士、勤务都远离。接着对我说了很多，说到他一向很要好的朋友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许多很有才干的进步人士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以及最近郑军长辞职等等事情。说到蒋近日急急飞回上海为的是什么“要事”，傅先生感叹地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傅还谈到对战争前途、人心向背的看法，以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不同等等。在对话中我们还谈到1945年蒋要缩编傅的部队，而近来又慷慨予以扩编；蒋一再要傅以福建为安置干部家属的后方基地，还封官许愿；又从蒋对待张学良和卫立煌的毒辣，说到必须走自己的路（傅与张、卫甚厚）等等。谈话自然集中在一个老问题上：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独立统一复兴的人？这次谈话的结论是：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之所在；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因之傅先生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又问：“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经两人交换意见，最后作出了如下三条决定：
（一）由我次日再去和刘深谈，然后拟一电文交给傅先生。
（二）天明即下令第94军与骑师、骑旅撤回。
（三）关于方式和时机，认为需要待解放军围城之后，利用内外力量的配合，才能圆满地实现整部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
最后，傅先生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我答道：“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去完成此事。”傅先生关心地说：“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回答道：“我相信，无论是军统、中统或其他反对此事的人，不会有愿舍其命而为蒋效力的。我会相机行事的，请你放心。”这次谈话就此结束。
这就是傅作义先生在关键时刻的决定。如果说傅受侮于陈而迫蒋去陈之后，是傅先生在各种矛盾的覆盖下，走向人民的准备阶段；自此，则是傅先生在各种矛盾的覆盖下极其秘密地进行的实际行动的开始。
次日，我即找刘厚同先生商谈此事。刘是傅多年契友，特自天津来平。刘与我的意见没有原则分歧，但在具体做法上未获一致。刘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发一个起义通电便行了。我说这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复杂得多。我认为这样做不可能达到使北平千年文物古迹不受毁坏、人民生命财产不致涂炭的目的，甚至连傅先生的生命安全也难保障。最后商谈的结果，是先设法通过中共地下党给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联系。我拟就电文便交给了傅先生。电文不长，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并报告了傅在北平能控制的空、陆军数量。电文郑重表示：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现在看来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后来知道此电由傅先生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大概在11月17日发出了，但未获回音。傅于是又要傅冬菊去约请地下党的负责同志面谈，傅冬菊得到了地下党负责同志同意见面的答复，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但届时没有人如约前来联系。
大概从这时起，傅冬菊便经常来到傅先生身边，她以父女之情使傅先生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解除不少忧虑，获得很多安慰。
自此，直到解放大军围城前，我们一直处于徘徊、焦急、苦恼之中，一直苦于不能直接和共产党、解放军方面沟通。
为了寻求联系和作出表示，傅释放了一些所俘的解放军人员，还说服中央军青训队放人。
为了掌握部队状况，与此同时，我请示了傅先生，向凡由傅直接指挥的师旅以上部队派驻政工专员，要求认真了解该部情况。具体说，其任务是：（1）部队中官兵对当前时局的认识；（2）部队中的官兵关系、干部关系；（3）部队官兵对傅及对总部有什么意见。而真实意图，是要摸清各部队到了关键时刻能否接受傅的决策，可能会出现什么障碍等问题。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约经月余，便陆续收到了调查报告，也了解到一些部队中解放军开展的争取工作，我即综合报告了傅先生。
11月上旬，傅先生到南京参加辽沈战役后蒋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蒋为抓紧傅的力量以期挽救残局，会上正式宣布任命傅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并通过何应钦转达要把华北军队经海陆两路全部南撤之意，并说所有军队均归傅指挥，撤退军队的船位已经准备就绪，听候使用。在会上，傅先生完全以一个主战派的角色出现，主张坚守华北，如此等等应付了一番。傅的这个表态，正中蒋介石下怀，蒋当即表示尊重傅的意见。会议结束，傅得以平安返回北平。这次会议使傅先生更清楚地看到蒋的图谋，看到了南京政权已是丧尽军心，丧尽民心，败象毕露，无可挽回，更加坚定了走上人民道路的决心。
三次派人出城联系
人民解放军在12月中旬，紧接着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长城各口进军华北，出敌不意地完成了毛主席的对平津诸敌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战略部署。12月13日前后解放大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将傅部与蒋介石嫡系建制的部队分割于平津两地。
14日我们派人出城联系。当时傅已与总部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的堂弟李炳泉（傅办的《平明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我便与傅先生商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李炳泉为代表，配备了一部电台连同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共五人，乘一辆吉普车，由我亲自把他们由广安门送出城外驰往平山，希望能见到毛主席。使命是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塘全线和平解决。不久他们却折回来了，说路上一再阻拦，要他们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次日我又亲送他们自西直门傅的孙英年师防地出去。他们先到了程子华部的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然后转到蓟县平津前线司令部。三四天后，由我到德胜门外接他们回城（以后几次进出城防，多数走德胜门，在此驻防的赵树桥师长都作了妥善安排）。这次联系的结果是：给傅留下两个军，要求傅把蒋嫡系军师级的头目逮捕起来，宣布起义。听完报告后，傅和我均感到此方案无法实施，因为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是傅自己的部队的十几倍。次日，傅先生单独接见了李炳泉，详细询问了解放军负责人的意见，并说明了实施此方案的困难。
第二次出城：12月24日左右，侯少白（傅先生的一位老朋友）荐举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前往谈判。因从未与张有过接触，故傅先生亲自接见张，观察定夺。最后决定由周北峰陪张出城，仍由我经西直门送出。数日后他们从德胜门回来，带回的结果是：给傅留一个加强团作保卫，其余部队改编，但没有如何实施的细节。
不得已，又组织了第三次出城：1月上旬，傅派飞机将其在绥的副总司令邓宝珊接来平，14日，仍由周北峰陪同，还有刁可成和邓的随从一名又由我亲自经德胜门送出城，骑马到了解放军联络站，然后转到平津前线司令部。17日，他们发回电报说，除周留下外，邓和其余二人陪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苏静即日进城。我和崔载之到德胜门迎接。苏静同志傍晚时到了，进城后安置住在东郊民巷傅的联络处（原日本大使馆）。19日，傅先生同我、崔载之、阎又文等几人到联络处看望苏静同志。见面后，傅先生即表示十分感谢并向苏静同志表示慰劳。最后傅对我们留下的几个人说，你们一起具体商议一个可行的办法，并指定崔负责联络和照应。当天苏静同志和我们一起即拟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实施方案，协议共有十四项，刊载于1949年1月22日《平明日报》，第十四条未见报，内容是：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当日晚上，我又向苏静同志送交了傅先生草拟的起义电稿。深夜，当我驱车返中南海途经南池子时，竟遇到特务的枪击，幸好冲了过去。
在傅同解放军进行磋商和平解决办法之际，蒋介石有所察觉，四次派人来加紧拉拢傅作义。第一次：约在李炳泉出城未回之际，蒋派其原军令部长徐永昌来平劝说，大意是要求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到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尔后再候命南撤。傅以实际形势不可能做到为由，予以回绝。第二次：徐永昌去后不久（隔了一二天），蒋又派其国防部次长郑介民来平，除谈了徐永昌所谈的内容外，还表示在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南撤，说什么“我的所属人员听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和听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傅先生亦以形势不可能作答。第三次：不久，蒋又派蒋纬国赍其亲笔信来平。蒋信内容大致是：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他生平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前来面陈，请亲自检察面陈之事项。事后傅先生告诉我，蒋纬国“面陈”的是：只要傅由津海陆两路撤至青岛，则有美军援助南撤；还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蒋要任命傅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傅亦婉言拒绝。最后一次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来平，对傅表示：今后美国要抛开蒋介石完全支持傅，美海军将在沿海援助南撤。傅先生答道：“我们是一个国家，你们要给援助可到南京政府去说。我是个地方负责人，不能直接接受。”白吉尔一再强调今后将抛开蒋要直接支持傅。最后傅先生严正地回答道：我是个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能解决好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毋需外人来干涉。白吉尔讨了个没趣，败兴而去。
以上四次美蒋来人都是使用在天坛的临时飞机场降落的。
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
蒋介石无计可施，最后于1月16日晚，给傅来了一电，大意说：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催傅即复。傅让人拟出“遵照办理”的电稿后，立刻叫我来看蒋的来电与要发的复电。我问准备如何办？傅踱了几个圈，良久未答。于是我由他桌上取了一张便条纸，草拟了一个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文，说明蒋电的内容，并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着陆。傅看后说，为保密起见，还是用你的名义发好。我即把电文上款改成“周北峰兄请转平津前线司令部，”落款改为“弟王明德”。改后傅先生看过笑了笑，手略挥了一下，示意“可发”，我当即交机要室译发。17日，正是邓宝珊等人陪苏静同志进城的那天，我和崔载之正在德胜门外躺在壕沟中候接的时候，果然飞机来了，接着城外对天坛的炮轰也开始了。我顿觉如释重负。猛烈的炮火使飞机始终未能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最后企图飞机运走这个嫡系“精锐”兵团及装备的梦想。
自12月中旬解放大军围城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与组织下，城内学生运动更加高涨。各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的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生命涂炭”的呼声更高。同时中共地下党还发动知名人士出城和解放军接触。这些舆论与运动给傅先生走上人民的道路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对于要求出城活动的人士，傅先生都一一接见，并派人安全送出，安全接回。如康同璧（女）、何思源等十余人出城和解放军联系的活动，就是傅派人把他们送到城外解放军的联络站，住了一天，又把他们接回的。因为何思源先生这时参加了进步的活动，特务立即对他进行暗害，在他的住处安放了炸弹，致使何的女儿惨遭炸死，何本人亦负伤。
毛泽东主席在平津战役中采取先打两头，放下中间的英明步骤，在傅的思想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局的发展方向早在毛泽东的深虑稳操之中。人民解放军于12月11日歼灭怀来南窜的第104军两个师；22日围歼了新保安之第35军军部和两个师；24日攻克张家口，全歼第11兵团第105军和骑步等师（旅）；共计十一个师（旅）。至此傅的直属部队大部均被歼了。傅大半辈子从事军事，对于自己部队的损失，心情很沉重，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当时跟随傅先生多年的总参议张濯清先生来安慰他，傅先生却若有所思地说：“军队的被消灭，我和你们同感沉重。但从全局看，向未来看，这未始不是一种战场上的移交。车到山前必有路，也未始不是我们新的政治生活的开始。”反倒安慰其部属了。这时正是美蒋迭次来威逼利诱的时候，自己主力部队的丧失，在客观上帮助傅更坚定自己的方向，顶住了美蒋的拉拢。1949年1月14日，在天津守军拒绝放下武器之后，人民解放军发动总攻。次日陈长捷来电话告急，说：“城中各处战斗激烈，宜兴府着了火……”傅先生即答复他说“灭火”。接着电话中听见喊道“来了，来了”，便断了。陈长捷被俘。仅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天津守敌全部解决，天津解放。毛泽东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部署及一系列的措施，对敌实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真是摸透了敌人的内部规律。针对各敌的区别，使敌人战、守、逃的幻想皆归破灭而陷于欲战不能，欲守无力，欲逃无路之境。剩下的只有就地被歼或就地被和平解决一途。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战略策略与指挥的卓越、非凡，使傅先生及其周围负实际责任的一些人，深感崇敬，莫不折服。至此，内因与条件皆已成熟，瓜熟蒂落，北平就要解放了，而傅先生及我们这些跟随他多年的部属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
历史新篇章的开始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的条文。与会者有李世杰、梁述哉、张濯清、郭宗汾和蒋的两个兵团司令石觉和李文。傅先生先叫我念十四条条文，然后征求意见。石、李不表态，却狡猾地说：“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我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两人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你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有意见。”他俩以此作梗，以为得计。这时，正好到了开饭时间，傅先生应机说：“先吃饭吧，饭后再议。”我乘他们用饭的间隙，立即让人电话分头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15分钟内必须到中南海的勤政殿集合。有关人员如时到齐后，我即宣读了十四条条文，问有何意见。大家绝大多数赞同，但不出所料，只有石、李两兵团的政工处长提出意见，要求能放他们走。我当即作了处理，严肃地答复道：“不愿留下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把工作做好，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十四条的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把你们送走，保证你们的安全。”二人无言。散会之后，我回到傅处，这时各人用饭已毕。傅先生见我进来，问道：“是否继续开会？”我对他笑了笑，傅先生便对众人说：“好吧，继续开会吧。”石、李还是坚持饭前的话。于是我笑道：“没有问题，各处长均赞同。”随即让卫士要石、李部政工处长的电话。石、李两人不知何意，我说：“请二位直接问各自的政工处长。”两人表示诧异，我便将他们用饭间的事在会上复述了一遍。傅先生说；“好嘛，好嘛。”石、李也就说：“既如此，也就不必接电话了。”傅先生再问李、石两人，才答道：“同意条文，但也要求能走。”傅先生当即说：“可以，可以走，我给你们作保证，但条件一样，要把事情办妥。”于是十四条正式下达到各部，22日正式见报。
21日，周北峰来电说他将陪同陶铸同志于明日下午从朝阳门进城。第二天下午我去迎接，但候至傍晚没有接到。我回到联络处，得知他们已经到了。当晚，陶铸同志和傅先生又进一步研究了城内部队开出就编的日期、次序、地点和整编计划，同时磋商了双方成立联合办事处的各项细节，以及妥善处理军队改编、军事、后勤、工矿企业、军政机关移交等等事宜。按照这次确定的计划，城内原有部队改于26日开出城外各指定地点候编（原订为22日）。傅派其第三处处长雷立法与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于次日协商了具体实施办法下达部队照办。傅的新编骑兵第4师刘春方部首先开出，重建的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副军长王建业部殿后开出。
28日，我陪着傅先生还有原北平市长刘瑶章和卫士一人乘车自复兴门回到北平西郊傅原来的总部。沿途进城的解放大军和民工络绎不绝，路上虽然十分拥挤；但很有秩序，一派热烈欢畅、繁忙紧张的景象。我们的车停停走走，但沿途未碰到任何阻拦和询问。
1月31日，解放军开入北平，这个古老的名城从此翻开了它历史的新篇章。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除塘沽守敌5万余人由海上逃跑外，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