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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心小子许霆趁提款机故障之机，狂取17万元，一审无期，二审有期五年，一时间舆论哗然。此事件给了我们三层启示：
       其一，人的出轨动机和欲望是不可消除的。不是贫寒起盗心，便是饱暖思淫欲。反正不论你是贫是富，是穷是达，人总是会干点出格的事。法律的前提假设是“人性恶”，提防人的恶行是时时刻刻要做的事情。在法律和社会控制出现任何疏漏的时候，人的出轨便成为必然。虽然出轨的不是所有人，但必然有人。许霆是一个，你我他遇到类似的这种“好事”，也保不齐会斗胆一试。“灭人欲”，从人的欲望这个根子上铲除人的邪念，是中国古代防止人出轨所力主的控制方略，但后果却是社会整体内在驱力的缺失。
       木子美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裸照，辩称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光着身体待着，又没有让你往里看。但是看到她的人却都沾上了偷窥的嫌疑。如果木子美告了你，你也只有喊冤的份了。对许霆这个案子，有人说，我的仓库没锁门，并不意味着这里的东西你可以拿。可是反过来说，你们这里老是不锁门，就会被认为，这里的东西不拿白不拿。至少人的自我防御机制会促使人找到这种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不能对人做“君子假设”，把人人都当成谦谦君子的结果，就是天下没有了君子。
       其二，出轨是需要机会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不是不想贪，而是苦于没有机会。官员应当是最理性，最知法也最有党性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中相当的一部分人（从社会学的统计分布来推估）并不是不想贪，而是正在琢磨如何才能“贪得安全”。
       接着上面的话来说，当我们没有办法消除人的贪欲的时候，要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有可能出轨的机会，让他们不能贪。这种策略叫做条件预防。小偷不是总想偷现金吗，我们就用信用卡，鼓励无现金支付的消费方法；强盗不是总在夜黑风高的时候作案吗？我们就加强城市照明；贵重物品的丢失，不是因为有人为小偷销赃吗，于是我们就在贵重物品上做上特殊标志，让你卖不出去。真所谓，防贼心不如防贼手。
       其实贪欲人皆有之，之所以没有外露，没有实现，只能是三个原因：一是法律的强制，二是自我的约束，三是没有出轨的机会。如果内部外部的约束都没有了，机会却来了，此人便是劫数难逃。身陷囹圄的许霆就是被一个疏漏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若没有那个疏漏，许霆不还是一个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到的打工仔吗？
       提款机坏了，钱被提走了，当制度（这里所说的是制度的执行，而不是制度设计）出现纰漏的时候，应当做的是立即修复。如果假设人人必当守法，用这种疏漏来考验大众的良知，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人是迫不得已才守法的，这种考验无非是把出轨的机会摆到了许霆们的面前，勾起了他们心中原本深藏不露的贪欲。当我们体制的缺陷提供了出轨的机会，诱发或激发人的贪欲，然后去严惩出轨者，这种做法让人怎么看着都像是猎人在给猴子下套。
        其三，如果我们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疏漏，因而引发了越轨行为，其责任必然是双方的，而且主要责任在于制度的执行者。出现许霆越轨的结果，制度执行中的疏漏应当是直接原因。如果一个小偷偷走一位旅客没有看管好的提包，这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小偷自然要负全责；本案中是个人VS金融机构，个人贪心不可放任，但金融机构对其设备的监管职责不能忽略不计。如果仅仅依据刑法上的犯罪四要件就简单地判定许霆所犯盗窃罪，这并不合理。因为这里没有考虑到金融机构的责任，把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被有意地放大了，而个人权利在司法中却被人为地贬低了。
       做一个设想，如果一辆运钞车的钱箱和大门由于疏忽都没有关好，沿路撒钱，被众人哄抢。这种案子的处理不应当把捡拾哄抢钞票者判为抢劫罪，而只能是追回损失、对贪心者训诫了事。此时最紧要的事，就是自我反省，追究责任人，堵塞制度的漏洞，而不是寻找替罪羊。
       当今，法学界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从域外引进的法律是以“人性恶”为前提而建构的，而中国的社会政策、刑事政策和立法理念却是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从法制(而不是道德)的角度来讲，凭什么你认为，钱柜没人看，也不会有人来拿呢，或是不应当有人来拿呢?钱柜的看守者必须为自己的失职而付出代价，而不能把这种代价强加到贪心者的头上。在社会本位为主导的法制运作过程中，法学家的基本倾向是确定的——只有在社会公正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法律才是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大宪章”。比如，我国的法律称“儿童利益优先”，但在司法解释中就变成了社会利益不可动摇处于优先地位。再如，肖志军拒签手术同意书的案中，法学家誓死捍卫既定的法律，而犯罪学家则激烈地批评这种已丧失保护生命基本功能的制度。社会公正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博弈，应当是许霆案中最为深沉的启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