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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章太炎先生晚年定居苏州，其时正当“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太炎先生病势危重时，已是“七七事变”前夕，中日战争正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因而临终时其遗嘱只有两句话：“设有异族人主中夏，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并无一语交代自己身后葬事。逝世时，全国政界要人、门生故旧，函电交驰，备极哀悼。夫人汤国梨坚决主张用五色共和国旗覆盖遗体，拒绝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其特立独行，震撼时论。逝世后，友人陶冷月为其出面斡旋，抑值购一“索值甚巨”的灵柩成其殓事。国民政府亦仰顺民意，于7月9日发布了《国葬章炳麟令》，令曰：“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珍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云云。一切均料理停当，就只待茔地选定即可择日下葬了。
       章太炎先生在临终时对自己的葬地虽未作交代，但据夫人汤国梨记载，他生前曾表示希望死后葬在杭州西湖张苍水墓侧。张苍水，即张煌言，明崇祯举人，清兵南下江南时，佐郑成功率师抗清。郑成功兵败，张苍水散兵隐居海岛，为清兵所获，不屈而死。他临刑由萧寺赴市时，望南屏说：“好山色也！”死后遂葬于西湖南屏山荔子峰下。太炎先生因仰慕张苍水的民族气节，曾向夫人表示愿死后埋在张苍水墓侧。故太炎先生殁于苏州后，汤夫人即为“觅茔地于南屏山荔子峰下，与苍水公墓为邻。……异代萧条，而今共此湖山风月，岂偶然哉！”章太炎，余杭人，杭州是他的故乡，这里是他最佳的选择。有的文章说：“太炎素仰大明开国元勋刘基（字伯温）……民国四年遭袁氏禁铜时，乃撰《终制》篇，欲与‘刘公墓相连’。”这可能是曾有此想，但不是他的最终遗愿。
       太炎先生在南屏山荔子峰下的坟地觅定后，尚未及归葬，“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向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战火迅速逼近苏州。当苏州遭日机轰炸将沦陷时，汤国梨先生采取应急措施，于8月14日夜里，将太炎先生灵柩暂厝于寓所后园金鱼池内。池上立张大千制的章太炎墓碑像，墓碑下有马相伯的题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录陈子昂诗。太炎先生像赞，叹吾道之孤也。九十叟马良。”在日寇将至苏州时，汤国梨先生奉母携儿辈举家避乱浙东，投宿荒村，合家藉草而卧，冷月照门，晚霞侵被，时时都不忘后园太炎先生的灵柩，有《丁丑吟》、《自妙喜（村）出走过弁山武康1937年底》、《涉江后步行赴义乌1937年底》等诗记其流亡之生活。后自桂林辗转逃至沦陷区的上海，赁小楼得避风雨。汪伪政府得知汤国梨先生至沪上，妄图利用章门威望，游说汤先生出任要职，并扬言日本天皇有意为太炎先生举行国葬，均遭到汤先生的严词拒绝。汤先生为保存读书种子，弘扬国学，与陆续来归的章门弟子，创立学院，后因独力难支，卒以解散。
       经过八年抗战，日寇投降。汤国梨先生听到胜利消息后欣喜若狂，感慨万千。在诗中说：“痛定还思痛，怆然涕泪倾”，“文物多零落，知交半死生”。当时传说日本曾欲与先生往返，都遭到先生的严词拒绝。故她自豪地写道：“频年窜荆棘，幸得保清名。”（《乙酉七月三日喜闻寇降》）抗战胜利后，汤先生自上海回到苏州寓所。八年前弃家逃难时，寓所托老仆颜寿荣照管，颜寿荣一直“守宅不去”，故园幸得保存，但已物是人非。“太炎藏书，在离乱时狼藉殆尽”。汤国梨先生很想尽早把太炎先生的灵柩移葬西湖，但国民党忙于内战，根本顾不上国葬章太炎，因而章太炎先生的遗榇就一直“浮厝园中”，未能安葬。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汤国梨先生重返苏州寓所，打算定居于此安度晚年。但想到太炎先生的灵柩当此“弦歌全盛日”，仍浮厝于后园，心里十分焦急。她希望早日实现太炎先生的遗愿，把太炎先生遗榇移葬西湖张苍水墓旁。1950年初，全国清理土地，杭州市人民政府通知太炎先生的坟地须缴纳土地税。汤国梨先生即写信给马叙伦，由马叙伦与沈钧儒联名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谭震林主席，要求免征墓地的地税，浙江省人民政府回函谓可以酌情照顾（《马叙伦年谱》）。1952年，汤国梨先生又写信给马叙伦，希望中央人民政府能以“国葬名义”葬太炎先生，其时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牵延未决。汤国梨先生一再致函马叙伦，要求尽早归葬西湖。马叙伦，浙江杭州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09年游学日本时就曾拜访过章太炎，与太炎先生结识。1913年，太炎先生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被软禁于北平龙泉寺时，马与章门弟子黄侃相约共救太炎先生；后由龙泉寺移往钱粮胡同时，章太炎绝食抗议，章门弟子朱希祖“私袖饼食以进”，太炎先生掷饼于地。绝食第三日，马叙伦“自朝迄更起”不食陪侍，经百般劝慰，太炎先生“始诺”，吃了两碗鸡蛋。马叙伦与太炎先生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有师生之情，其时又在中央人民政府任教育部部长，故汤国梨先生关于迁葬的事，多次写信向他催促，但一直未获解决。
       1951年，宋云彬先生调任浙江省副省长，主管文教工作。据宋云彬日记记载，汤国梨先生于该年11月12日曾去杭州拜访过他，没有遇见，“留条而去”；1953年1月26日又“自苏州来信”催询迁葬的事。宋云彬先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亲自为之奔走，力促早成，共做了三件好事：一是趁去北京参加第一次人代会的机会，与浙江省长沙文汉商谈“章太炎安葬问题”，沙文汉建议“可与齐燕铭（时任政务院秘书长）商谈，请齐向周总理请示，如周总理有所指示，则此事易办矣”（1954年9月3日日记）。宋云彬接着又为“章太炎安葬问题”致函马叙伦欲约见周总理。同时也给齐燕铭写了信，请中央电浙江省人民政府，从速协助办理。这两封信都得到了答复。9月13日马叙伦回信说：“章太炎先生葬事，前年章夫人一再相商，中央许拨张苍水墓近之地，惟章夫人期之于国葬名义，磋跎迄今。现据教示，知仅在经费一节，并欲为之自当努力。弟恐近日总理无此暇日相晤，当有机会‘仍当报命’。”此信告诉宋经费问题可以解决，欲见总理以后再说。宋在日记中说这封复言“字如胡桃大，以日本白棉纸写成横幅”。马叙伦的书法甚佳，日记说“其意盖欲余付之裱装，留作纪念也”。这也是一则文坛佳话。至11月27日，齐燕铭也回信说：“来函敬悉。关于章太炎先生移葬杭州事，国务院秘书厅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华东行政委员会并浙江省人民政府请即协助办理，望在杭就近查询。”此函通知宋，中央已电告华东和浙江立即“协助办理”，太炎遗榇移葬杭州已不成问题了。
       但这时又生出一个新的枝节，据说毛泽东很喜欢杭州西湖，曾四十余次居停湖畔的刘庄，现在刘庄仍有“毛泽东读书处”。1950年，毛泽东的生日就是在西湖度过的。毛泽东在西湖一次远望时，看到对岸依稀可见的古墓，颇为不悦。后来在《沁园春·杭州感事》词中还曾说过“土偶欺山，妖骸实祸水，西子犹污半面妆。”因而浙江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要进行改造。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省长沙文汉多有顾虑，认为“西湖为风景区，不宜造新坟”。宋云彬为了章太炎早日安葬特写了一封长信给沙省长，力排众议，“特为之解说”，打消了沙文汉的顾虑，还与文史馆同仁商议了具体办法，才使得葬事得以早日付诸实施（1954年12月3日日记）。这是宋云彬先生做的第二件事。
       三是亲自主持了章太炎安葬典礼。迁葬之前，宋云彬通知了汤国梨先生。汤先生先期将灵柩从金鱼池墓穴起出，在苏州举行了公祭，而后由金兆梓、汪旭初、范烟桥、谢孝思、周瘦鹃等人恭送灵柩赴杭安葬，典礼非常隆重。周瘦鹃且撰一联挽之曰：“无其沼乎！昔诵遗言惭后死；国已兴矣，今将喜讯告先生。”灵柩运至杭州，于1955年4月3日举行了安葬典礼。那天连日阴雨，开始放晴，清晨宋云彬即偕同马一浮、张阆声等赴章太炎墓地。该日日记云：“九时半，安葬典礼开始。马一浮主祭，余与田桓、汪东等六人陪祭。余代表政协浙江省委员会致词。下午，章夫人汤国梨来谢。晚省人民委员会宴请章太炎先生治葬委员会同人及章夫人。太炎先生安葬西湖南屏山麓张苍水墓右侧，促成其事者以余之力为多。”
       墓碑上“章太炎之墓”五字，为太炎先生幽禁北京时手题，后为杜天一先生为之保存。
       太炎先生归葬西湖，宋云彬先生是促成其事的枢纽人物。宋先生为人耿直，1957年为西湖旁古迹被拆除“勃然大怒”等原因，被划为右派。
       墓建成后，每年清明，汤国梨都携子女至南屏山扫墓，并谒张苍水墓，献上花圈。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太炎先生墓地被夷为平地改作菜圃。幸而太炎先生之棺椁入地较深，遗骸毁墓时未波及，自署之墓碑原迹亦幸存。1981年10月，又重为刻石立碑，将太炎墓重新修复，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