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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国诸多的腐败案例看，金钱和财物非法流向官员的渠道有三条。
       渠道之一——职务消费。职务消费是指与行使职务有关的住房、汽车、通讯、宴请、考察、疗养等等费用，从公共财政或其他公款中列支的行为。
       职务消费腐败的表现之一是公车私用。一些地方公车公用占1/3、干部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在节假日、双休日，有的公车完全变成了私家车。另外，公车在采购、维护和运行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公共财政支付了额外的高昂费用。据调查，社会车辆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的公车使用成本则高达数万元。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更有甚者，公车甚至成了一部分人的“摇钱树”。在一些小车维修店，堂而皇之地出售电饭煲、消毒柜等商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本该个人支付的费用，可以摊到公车维修费中报销。不少公车维修经办人员，源源不断地从中占便宜。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公车私用，是一种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
       职务消费腐败的表现之二是公款吃喝。这也是社会关注的又一大焦点。据有关人员统计，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一个省的老纪委书记曾说：“为了禁止大吃大喝，从中央到省先后发了三十多个文件。结果是三十多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不少单位节日请、典礼请、来访请、业务请、工作请、交谊请：凡是能想出理由的都要请。有的官员一天两醉，中午醉了晚上醉，且还有个说法“喝酒看工作”，意思是能喝就能干。这种吃喝现象一旦成风，不少不愿吃请、请吃的单位和官员，也往往被卷进去。吃了请就得请吃。吃请、请吃相互诱发，乃至吃喝之风日盛一日。
       职务消费腐败表现之三是办事处林立。各省级政府在北京都设有办事处，不少地、县级政府，在上级政府乃至北京也都设有办事处。这种办事处林立的现象，可以说是世界奇观。从直观上看，反映的是政府行政运作不规范、不到位，上级应办的许多事情，往往需要下级官员到上级“跟班作业”。从深层次看，反映的却是与职务行为相关的腐败问题。这些办事处多是宾馆式的，不少达到了三星、四星级。在组织结构上，办事处与宾馆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两班人马；也有的是合二为一，办事处就是宾馆，宾馆就是办事处。办事处主要办两件事：一是迎来、送往、接待、安排该地主要官员；二是与上级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办事处的经费靠财政拨付和自身创收。职务消费方面的腐败，就深藏在这些办事处的支出之中。请客送礼费从中列支，豪华套房费从中冲销，亲朋好友的消费从中淹没。
       职务消费腐败表现之四是礼品无礼。中国自古是一个崇尚礼尚往来的国家。礼包括礼貌、礼节、礼仪等。礼品应该是表达礼貌、礼节、礼仪的实物。而如今的礼品已经礼与品相悖，品远远离开了礼的应有品格。送一兜高档烟酒，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元。送几幅字画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职务消费的过度膨胀和腐败现象，一直难觅医治沉疴痼疾的良方。有不少专家认为，我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而职务消费的管而无方，是导致行政支出膨胀，财政严重浪费的重要原因之一。除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外，还破坏了干群关系，影响行政效率，同时为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提供了温床。我们应当下决心整治这一问题。从完善法律、法规的角度讲，一是应修订差旅费和其他公务经费的标准。现在规定的公务费用标准过低，难以保证正常公务活动的需要。实际上这些标准已普遍被突破，难以执行或根本无法执行的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没有标准，职务消费的范围就会无边无沿。所以，应当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科学测算，调整和提高职务消费的范围及标准。二是应使职务消费货币化和透明化，货币化就是将职务消费的一切支出全部用货币形式表现和记载，货币化是透明化的前提。透明化就是将职务消费实际支出的货币数额，在一定范围公开。公开是监督的前提，监督是防止职务消费腐败的有效手段。三是消灭小金库。职务消费腐败多是通过“小金库”而得逞的。取消了“小金库”，就扼住了职务腐败的咽喉，就可以达到从根本上治理的目的。
       渠道之二——“小金库”。根据国务院国办发[1995]29号文件的界定，“小金库”是指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的收入，未列入单位财务会计部门账内，或者未纳入预算管理，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小金库”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账外；第二是非法。
       “小金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四种：一是假冒合法收入，即以假发票、假支出、假事项、假工程、假材料等方式套取账外余留资金。这种账外资金通常非常隐蔽，伪装得很巧。二是直接非法截留，即利用掌握行政事业拨款和收缴公共资金等便利条件，使公共资金直接流进“小金库”。三是收入不记账，即对应该纳入单位资金账户的各种收费、罚没资金，上级单位的返回款项，国营企业购销让利回扣、边角料废料收入、固定资产租金所得等，直接或间接进入“小金库”。四是利用改革钻营，即利用单位机构重组、项目整合、人员轮训及各种制度之间的空隙及其他政策性机会，使很大一笔公共资金，以种种名义流进“小金库”。
       渠道之三——市场非法营销。贪官享有的非法利益除经“小金库”而得逞外，另一个渠道是从行贿单位和个人手里经市场流向贪官。对这种犯罪，单就市场活动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商家没有责任，如行贿者在市场上购买彩电、冰箱、电脑等商品送给官员。但有些情况，是市场采取违法、违规和打擦边球的手段配合贪污贿赂犯罪的。
       市场配合贪污贿赂行为的手段之一：瞒天过海，兜售代金券。代金券的形式有购物券、提货卡、可供消费的会员卡、不记实名的信用卡等。而兜售券、卡的商家，开出的发货票却是办公用品、书籍、劳保用品等，行贿单位和个人可以“正正规规”地在公款中报销。1998年，国务院纠风办就曾对各地擅自发放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发出通知严加制止。但是此后这种行为非但没有销声匿迹，竟然愈演愈烈。比如，有报道说，吉林市某局局长钱夹里装着五六张消费卡，在全市最豪华的星级酒店，可以随意消费。1995年3月18日公布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19条就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该法第44条规定：“印制、发售代币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0万元以上的罚款”。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未被执行。
       市场配合贪污贿赂行为的手段之二：规避调查，设立“保险箱”。国家规定存款实名制之后，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保险箱”业务。这些“保险箱”中，钞票、存折、贵重物品都可以存，但可以不用实名，规避存款实名制，规避司法机关的查询，为腐败隐匿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简单，要么取消“保险箱”业务，要么严格实行实名制。从法律制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银行我行我素怎么办？由谁管？怎么管？
       市场配合贪污贿赂行为的手段之三：奇特商品，变贿为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但目前我国市场上的一些商品，已严重背离其固有的属性。有报道说，天津某饭店曾推出一盒价值99999元的月饼，几乎与一辆普通桑塔纳车同价。此盒月饼共7块，原料用的是极品南非鲍和上等鱼翅，外加美国面粉、上等花生油和精选马来西亚砂糖。就连包装盒都是红木盒镶着金边；西安某饭店推出了标价36万元的宴席；湖南某女主持人烤出了18888元的牛肉串；广东增城荔枝节上拍出价值55.5万元一颗的荔枝；郑州一家商店出现用纯银制作的礼品月饼。像上述商品，其价格远远背离了价值，其使用价值亦非正常使用，实际上是在变贿金为商品，变商品为礼品，为讨好和贿赂官员提供方便。
       市场配合贪污贿赂行为的手段之四：广告助推，污染社会。地方媒体不讲，在国家主流媒体上，竟天天有“……送礼只送……”媒体公开引导，污染社会环境。对香烟不准做广告，这是世界通例。带有“送礼”二字的广告，比香烟危害更甚，完全可以立法明禁，并予处罚。
       综合分析钱非法流向贪官的制度缺失，管好钱的战略重点应该是三个。
       战略重点之一是管好国家的钱——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法律制度。一个国家控制钱的首要目标是公共财政，因为公共财政的来源是纳税人的贡献，公共财政的支出是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也是调节分配的最重要杠杆。
       我国多年来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大多数都是“外围战”，尚未触及财政旧模式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政府的财政预算制度。我国的财政预算草案是在预算年度开始之后才提交人大会议审议的，且审议、批准时间过短，使得人大会议难以深入地进行审议和修改。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随意性。确定了的预算，可以不经人大批准而追加和追减。每年实际执行的结果和人大批准的预算相差甚远，这样的预算等于没有预算。大量预算外财力的存在，直接否定了政府收支的基本原则。这说明，迄今为止公共财政尚未在我国建成。
       国家审计署对32个中央部门200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披露：几乎所有被审计的部门都存在问题，涉及面很广。例如，法律规定财政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但实际上，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又比如，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私设“小金库”，但是，“账外账”仍然在许多部门存在。可以说，有关预算执行的法律规定，从中央部门开始就被违反。法之不行，自上乱之，这种状况具有一定普遍性。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尚且可以违反，法律界定不清楚的地方，更是问题丛生。审计还发现，许多部门不是实事求是地编制预算，而是尽可能地高估冒算，虚报多领。比如，2004年，财政部批复了商务部一项6亿元的资金支出预算，而实际支出只有4050万元，仅为预算的6.75％。同一年，国资委管理的30多家单位累计多报领住房公积金和提租补贴预算资金906.12万元。即便是多年来群众反映强烈、各方反复批评的一些老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教育乱收费问题已经明显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向各地主考单位收取考试费1.4亿元，加上所谓汉语水平考试费、人文社科项目鉴定评审费以及其他一些项目的评审费等等，教育部的有关单位，巧立名目乱收费共达1.54亿元。
       战略重点之二是管好单位的钱——建立和完善假账责任追究制度。从办案机关办案和审计机关审计的情况看，假账在我国普遍存在，一些单位和部门相当严重。
       战略重点之三是管好社会的钱——建立和完善反洗钱的法律制度。随着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和贪污受贿等在全世界蔓延，洗钱犯罪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8年经过漂洗的黑钱占当年全世界生产总值的2%-5%之间，为6000-15000亿美元。目前我国没有控制现金持有和使用的法律制度，贪官等犯罪分子的黑钱不经漂洗就可使用。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建立控制现金持有和使用量的法律制度，完善存款实名制度，规定税务部门、银行、企业、商家的法律责任，并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及贪污、贿赂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