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之际，国际舆论已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的开国将军中还有一位身兼“两个唯一”的越南籍少将——洪水。
洪水将军既是唯一的经历了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过程，并直接致力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外国人。
1908年10月1日，洪水出生在原法属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市的一个房产主兼地主家庭里。不过，他的原名并非洪水，而是叫武元博、阮山。之所以改名为洪水，其实是继承了取名以铭志的东方文化传统。早在1913年，年仅五岁的洪水进入法国人在河内市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1920年，他考入当时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名牌学校——河内师范学校。
1923年，尚在河内师范学校就读的洪水，利用假期赴法国学习考察。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越南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胡志明，逐渐成了胡志明的亲密战友，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4年6月16日，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当时，共产国际特派苏联专家鲍罗廷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同年12月，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的身份来广州担任鲍罗廷的秘书。
黄埔军校一经创办，很快就在国内乃至国际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吸引着全国各省和许多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新加坡、缅甸等国的有志青年来校深造。胡志明在熟识了孙中山之后，便恳切地提出：“孙先生，借您黄埔之宝炉，为我越南锻造几粒火种吧！”
不久，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不惜抛弃富裕安逸的家庭生活，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几经辗转，来到了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洪水到了广州，先是留在胡志明身边，做一些传递信息、各方联络等具体工作。在此期间，洪水先后结识了在法国已开始与胡志明交往的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李富春、蔡畅、陈延年等。随后，胡志明决定让洪水一面帮助自己工作，一面进入他在广州举办的越南革命青年政治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在胡志明的热情引导下，洪水加入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成为早期的越南共产党人之一，又加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中国国民党。
1926年2月，洪水又由胡志明安排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此时，他把原名武元博，改成了武鸿秀。因为，越南的长山是一条贯穿其南北的山脉，长山山脉有一条支脉叫鸿岭，又称鸿山。他改名鸿秀，意在鞭策自己如同山中“鸿岭”，成为越南人民反对殖民者和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的中坚和俊杰。1926年10月，洪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留在了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又发生了广州大屠杀和武汉“七一五”事变。在反动派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过程中，一些在华的越南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严酷的斗争使洪水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这年8月，洪水愤然退出国民党，并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11日，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之后，在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击国民党血腥暴行的广州武装起义。洪水与当时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工作的三十多名越南同胞一起，跟随叶剑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起义战斗。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迅即在广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鉴于洪水已经暴露了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为防不测，越南党组织只好安排他离开广州前往泰国，与黄文欢一起在泰国的越侨中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6月，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会通知洪水，让他返回中国参加党的秘密活动。洪水第二次回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洪水此次来华，正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紧要时期。至1929年1月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在萍乡成立“会剿”总指挥部，纠集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军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政策”。毛泽东、朱德则亲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首先打破敌之经济封锁。红四军主力抵及广东省的东江地区时，即向两广省委提出了增派军事干部的要求。时任两广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便选派了包括洪水在内的一批军事干部。由于战场情况变化急剧，待洪水等人赶到东江地区时，红四军已转战到了江西。于是，洪水便留在了广东东江地区，参加了彭湃、古大存等领导的工农红军东江游击队，在东江红军第四十八团任连政治委员。
洪水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参加红军，并担任红军的基层指挥员，进一步坚定了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念。由于在中国南方方言中，“鸿秀”二字发音与洪水相近，再加上当时的国民党宣传机器和国内的反动派都称共产党和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他索性改名为洪水，以表示自己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当他正式改名为洪水之际，他的另一位越南籍战友则当即宣布改名为“猛兽”。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战斗中，“猛兽”壮烈地牺牲了。
由鸿秀易名为洪水，预示着他已决计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伟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宣传工作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以农民青年为主要成分的新型人民军队中，绝大多数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所占的比重很大。这一客观实际，既为军队的宣传工作增加了难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又为军中数量非常有限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洪水是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小秀才”。1930年，洪水被调入中央苏区，来到了红十二军所属的汀（长汀）连（连城）赤卫团任职。6月中旬，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合编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
1931年春，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先后担任第一○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做好部队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参战官兵英勇杀敌等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积聚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性知识。
1932年，洪水调入红军学校，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并与李伯钊和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该剧社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戏剧事业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队”。
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和提名，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同朝鲜籍红军高级指挥员毕士悌一起，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
令洪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当时正值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全盛时期，加上他所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未能完全领会和贯彻“左”倾领导人的指示，因而被指责为“偷运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偷运了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以致背负着“高级特务”的罪名，被开除了党籍。
长征开始后，已被开除党籍的洪水被编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由于朱德、刘伯承的关心和保护，他不仅在事实上担任着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而且仍以饱满的战斗热情负责直属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党委作出了恢复洪水党籍的决定。
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随后，洪水跟随朱德、刘伯承来到了左路军工作。由于洪水作为朱德、刘伯承的坚定的支持者，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敢于面对面地同张国焘进行激烈争论，结果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洪水才免遭杀害，但却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后来，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与此同时，他又得知党中央、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于是他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独自向延安奔去。时值隆冬，为了生存，为了回到毛主席身边，他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羊，讨吃要饭，遇到敌人还要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延安。不久，党中央再一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至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洪水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又两次恢复党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三次翻过雪山，穿过草地，其中的第三次则是独自一人闯过了死亡关。
抗日战争时期，洪水为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5年，经越南劳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洪水被调回越南，任第四、第五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胡志明领导下参加越南的抗法战争，在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当时的最高军衔——少将。1950年10月，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越南科负责人、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就是说，洪水作为一名将军，既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位外籍将军，同时又是世界各国军队中都非常少见的、集两个国家的将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
1956年夏天，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且已到了晚期，留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回归越南的要求。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接见了洪水。
“洪水同志啊，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了！听说你身体不好，要回去，我们跟胡志明主席打了招呼。你回去后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毛泽东情深意长地说。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将军在他的祖国越南与世长辞。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洪水将军献出了毕生的才智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