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王力从巴黎经由印尼回到祖国后，便如约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中国文学系做专任讲师。当时的清华大学不设副教授，专任讲师相当于当时北平大学的副教授。王力热爱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热爱清华大学这所培育他的母校。能到清华大学这样一所国内一流的大学任教，他感到心满意足。那时候，他除了家庭沉重的债务，还有一桩心事常令他苦恼，那就是他个人的包办婚姻问题。
王力在他的一篇《夫妇之间》的小品文中，曾感叹过没有真正的爱情的婚姻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其实他自己的婚姻也带有这种悲剧的色彩。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就曾和同窗好友谈过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苦恼。他的同窗好友多是来自城市的未婚青年，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大都摆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他们认为王力的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年少成家，夫妻间没有感情基础，很是不幸。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什么样的婚姻才是美满的婚姻。他们认为，就知识分子来说，要获得美满的婚姻，就要物色一个自己理想的伴侣，彼此间有真正的爱情，在事业上志同道合，这不仅是家庭生活的需要，也是事业成功的需要。他们还谈了各自选择伴侣的标准。王力的好友刘节说：“我理想中的伴侣，是有文化的，年轻貌美的，同时还要具有安贫、乐道的情操。”这些谈论，一点点渗入王力的心里，可以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十分羡慕这些未婚的同学能自己选择最理想的终身伴侣，心想：如果我也有恋爱的自由，能像刘节说的那样去选择伴侣，那该有多好啊！
王力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不幸。在家庭的包办下，他年满十六就和一个陌生的农村姑娘结婚，未成年就成家了。结婚十年，起初的几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外乡教书，后来的几年，他外出求学，夫妇相处的时间很少。妻子秦祖瑛是个勤俭的老实人，但她不识字，彼此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两人谈起话来，很难谈到一块，更谈不上她对自己的事业有什么帮助了。想着想着，他不免苦恼。但是，那时候，他对个人婚姻的不如意，也不过是想想而已，并没有认真想马上就解除，生怕为此分心，干扰了自己的学习。现在，他已经正式开始工作，个人的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了。特别是生活在清华园内，他看到许多同事都是恋爱结婚的，妻子有文化，事业上能互相帮助，夫妇间感情融洽，家庭幸福美满，便想到要摆脱自己不幸的婚姻。他常问自己：难道你就无权获得真正的爱情生活？你就甘心一辈子做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吗？其他知识分子敢于解除这种不合理的旧式婚姻，你就只能安于不幸？经过慎重考虑，他终于鼓起勇气，决心解除封建包办婚姻。当然，做出这一决定，对他来说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他想到，农村的妻子秦祖瑛刚三十出头，家中已有二子一女，一旦提出离婚，她肯定会承受不了。再说，她嫁到王家，并无过错，何况她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呢！这许多年来，父母兄弟都在海外，她和继祖母相依为命，她尽心侍奉老人，抚育子女，勤俭持家，品德贤良。王力如提出离婚，岂不让她和继祖母伤心？在重重顾虑中，王力想了又想，最后他还是被爱情和事业所说服，觉得在这个新时代里，他应该和别的知识分子一样，有追求美好生活、充实爱情的权利，就下定了离婚的决心。不过，他要对妻子做细心的劝说和妥善的安置，尽可能不使继祖母和妻子过于为难。
王力一向孝顺父母，离婚对家庭来说毕竟是件大事，他得征求父母的意见。他给父母去了信，把他要离婚的想法告诉父母。父母侨居荷属印尼多年，受到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脑筋比过去开通了。王力的父母看了儿子的信，经过细细斟酌，觉得儿子提出离婚是有道理的。儿子的不幸婚姻，原是他们一手包办而成的，儿子今天喝到的苦酒，正是他们酿成的，他们也应把本来属于儿子择偶的权利归还儿子，借此来弥补做父母的过失。
王力的离婚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1932年秋，王力回到博白老家，与秦祖瑛面议离婚的事。当时秦祖瑛嫁到王家已整整十六年。这十六年来，她几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结婚的第二年她就当了母亲，之后，王力为家庭生计，常年在外乡教书，接着又长期在外求学，公婆去了南洋，她和继祖母在家，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家中虽有几亩田地，但儿女尚幼，没有劳动力耕种，只好将田地和别人“分作”。分作，就是由田主出田地、种子、家肥，请别人代耕；稻谷收获了，田主和代耕人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这样分作，王家每年不过只分得三五担谷子，五口人吃饭，连口粮也不够，秦祖瑛和继祖母就靠养一两头母猪，种点青菜卖和织布挣点钱来买柴米油盐。离婚，在王力回老家之前，秦祖瑛就料到了。她看到村里由父母包办婚姻的大学生一个个都和农村的妻子离了婚，她知道这是潮流所趋，对她本人来说，事情迟早也是会发生的。但她生性好强，当着别人的面像是没事一般，背着人的时候却暗自哭泣。当时，有些人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妻子被丈夫离异，是不光彩的。秦祖瑛想：若真的离了婚，自己会被人歧视；子女又尚未成人，若要她离开子女，无异挖了她的心肝。王力很能体谅秦祖瑛的心情，他回到家里，好言劝慰秦祖瑛。他对秦祖瑛说，她在王家并无过错，错的是封建婚姻制度，他俩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他所以要提出离婚，是出于事业的需要，因为他们之间文化差距太大，勉强维持夫妻关系，家庭生活很难搞好，对他的事业也没有帮助，希望她能理解他的心情。他又说，这些年来，多靠秦祖瑛侍奉老人，养育儿女，他是不会忘记的。至于离婚的事，只要他们二人签个离婚协议书就行，可以不在乡中公开宣布，秦祖瑛仍可继续住在岐山坡的家里，和子女一起生活。他们的两个儿子，他将供他们读完大学，他还将定期付给秦祖瑛生活费。经过王力委婉的劝说，秦祖瑛自觉没有文化对王力的事业确实是难以帮助，又见王力如此通情达理，便含着泪水点头应允了。他们签订了离婚协议书，这桩不幸的婚姻就此结束。王力离婚的事鲜为人知，秦祖瑛住在王家，也就没受乡人歧视。
王力和秦祖瑛离婚后，实践了自己的承诺，定期给秦祖瑛寄生活费，并且给子女寄学费。秦祖瑛住在王家，也一如既往，尽心服侍老人，抚育子女。抗日战争的八年间，王力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生活十分清苦，常常不能按时寄钱给正在上学的子女。秦祖瑛和王力继祖母靠养母猪、种菜、织布挣点钱供子女上学。秦祖瑛常勉励子女勤读书求上进，切莫辜负母亲对他们的期望。秦祖瑛感到莫大安慰的就是她的三个子女都能体恤母亲的苦心，他们不仅都受到了高等教育，还在各自的事业上有所成就。解放后，秦祖瑛一直跟着子女生活，生活是幸福的，直到1985年85岁高龄时在南宁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