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上半年，潘岳的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此被外界称为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最重大的“政改奏折”。
少年壮志当凌云
潘岳，祖籍江苏南京，1960年4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潘岳尽管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又是位高辈尊、功勋卓著的专家，但他从小却是一个野孩子。1967年，潘岳父亲潘田因海外关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潘岳母亲也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双双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和隔离审查，才7岁的潘岳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甚至打架斗殴。潘岳身上不屈的性格和一身“侠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1976年，16岁的潘岳高中毕业，已经官复原职的潘田把他送到自己属下的部队——解放军第38集团军铁道兵第13师，当了一名普通战士。在部队期间，才华横溢的潘岳爱上了刘华清将军的女儿刘朝英，后来结婚成家。
部队生活铸就了潘岳果敢率直的性格，而此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大的变革。1982年，22岁的潘岳离开了部队，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先在《工人日报》做了一阵实习记者，不久转去《经济日报》做资料员，后来又参与《中国环境报》的筹备。《中国环境报》正式创刊时，他被任命为记者组组长。不过，时年23岁的潘岳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今后会与环境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潘岳是个工作非常细致和认真的人，为调查引滦工程的水质，他沿线走了几万公里的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主持写成一篇几万字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工程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的赞赏。
1986年，潘岳参加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一次记者团活动，在前往云南实地采访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地方烧山开荒，违规排污，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于是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批评性调查报道。报道见报之后，立即引起当地政府的强烈反应，当地党政官员反击他报道失实，并到国家环保总局去告状，要求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在强大的压力下，潘岳离开报社，调往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出任副局长、研究室副主任，兼机关团委书记。
两年后，潘岳被调往北京房山区，担任区委对外联络处处长兼外经委副主任。十个月后，他被任命为《中国质量技术监督报》副总编辑。
1989年12月，29岁的潘岳由团中央书记李源潮陪同，前往《中国青年报》报到，出任该报副总编辑。
尽管潘岳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只做了三年多，但动作不断，成绩斐然，在理论界掀起一阵阵的波浪。
除了亲自撰写理论文章外，潘岳还策划和主持了数场影响深远的理论研讨活动。
1991年，潘岳在成功主持“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和“西方思潮在校园”两场大型讨论后，在他的策划下，《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办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知名学者何新、萧功秦、陈昊苏，以及袁木、徐惟诚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萧功秦等提出了新保守主义主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现有秩序中培养和塑造现代化精英集团，即“利用过渡性、有现代导向的权威，利用传统的价值中介，引导社会内部变迁，通过内部变迁的成功，逐步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达到一种现代化的推进”。新保守主义不同意民主激进主义的做法，认为他们是把体制外的精英集团和民众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打破现在秩序，建立西方式的民主社会，这在当代中国是行不通的。
1991年，苏联解体引起中国社会极大的思想震荡，当时中央希望各理论研究部门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理论指导思想等各个层面，分析探讨中国的前途，尽快写出研究报告送呈中央。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写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共高级干部传阅。
1993年2月，潘岳出任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召开大学生分配与社会就业研讨会，就现存弊端及对策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见解，引起媒体关注，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同年7月，潘岳主持召开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民工潮大型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就农民工问题做系统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解决对策，研讨会的成果至今仍然被有关部门引用。
也是在这年7月，潘岳主持策划了后来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首次最具权威、最大规模的政治性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一年，形成了《1994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和社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其中的数据和结论成为海内外报刊和各大国研究中国青年动态的权威性资料。这一次调查的结果，在后来风行一时的两本时政类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和《中国可以说不》所折射的强大民意信号中得到了印证。这两本书都曾令海内外震动，前者代表了中国精英青年的主流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了中国底层青年的基本情绪。
1994年11月，潘岳主持了“首都青年记者希望行”大型采访调研活动。北京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100位记者，行程八千多公里，分赴中国贫困省区，就少年儿童失学情况及“希望工程”救助款项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采访、调查，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推动了“希望工程”的良性运行。
正是经过上述活动，潘岳以极快的速度扭转了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困难局面，使之成为全国知名的学术机构和团中央的先进单位之一。
潘岳头脑灵活，理论素养高，对现实政治反应迅速，无论是参加社会调研、学术探讨还是建构政经理论，都能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因而被外界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活跃的年轻理论家。
国务院最年轻的官员
和经济学家
潘岳20多岁就走上仕途，官阶如芝麻开花节节高。2000年，40岁的潘岳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调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体改办”)，成为国务院智囊机构中最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笔杆子。
国务院体改办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领导层为推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成立的最早的智囊机构，主要从事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宏观政策的探索和制度创新的研究。潘岳最显露才华的时光是在他出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期间。
经济转轨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伴随着许多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市场化趋向改革，经济转轨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个转轨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转轨方式和途径。我国经济转轨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探索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创新与发展道路。
潘岳曾在北京举行的“欧亚论坛”上，向与会的各国代表陈述了我国经济转轨的基本情况，并总结出六大经验：一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确认识；二是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一切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三是强调和注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四是转变政府职能，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五是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同时，相机推出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六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六大经验在当时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宣传的标准文本。
西部大开发是潘岳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热潮，他在“中国西部论坛”第三次圆桌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西部开发一定要有理论的突破，不光是经济思想，还有政治思想。要发现并解决西部开发本身存在的许许多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他指出，西部大开发的体制创新中，要明确国有经济进与退的领域，积极调整与优化所有制结构，改革财税金融管理体制，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创新，盘活西部自然资源；积极改革人事劳动管理体制，改进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在他看来，东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体制的创新，在这方面，西部不仅要赶上东部，更应该超过东部。
面对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潜在的危机被人所忽视，他提出要利用制度把资源和工作重点重新转向农村。
有人把潘岳称为民营经济的“吹鼓手”，意指他多年来竭力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摇旗呐喊。
1999年，民营经济有8300万人在其中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就业部门。1994年以来，民营经济每年平均增加就业820万人，是唯一能够吸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部门。虽然中国从1982年以来三次修改宪法提高了民营经济的地位，但民营经济仍然得不到与其他经济成分同样的竞争地位。
2001年4月27日，潘岳在中国国际投资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肯定了民营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他分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时代处境，剖析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两方面的巨大挑战——从企业层面看，不少民营企业具有许多“先天”的弱点：在产权制度和企业制度方面存在缺陷，不少“后遗症”有待根治，资本积累不足，发展后劲乏力；投资者缺少创业经验，盲目性较大，成功率较低；经营目标短期化，有的甚至以造假、损害环境来获取近期利益；缺乏管理基础，一些企业存在着短期内快速膨胀之后就走向衰退的现象。从发展环境看，民营企业还需要社会各方创造更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更广阔的制度空间: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潘岳同时肯定，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中国民营经济正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下，民营企业可以陆续进入原先受到限制而不能进入的领域，也可以利用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去的机会扩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民营企业无疑会获得众多的投资机会。
他还透露，中央政府将鼓励包括非国有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业垄断，努力推进投资融资体制改革，清理和取消限制社会投资的不合理规定，鼓励和引导非国有经济增加投资。
2002年12月，北京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几乎同时引述潘岳在“2001年中国市场论坛”上有关主张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讲话，引起读者的关注。
行政审批制度一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绕不过的难题。中国的审批制度是政府管制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政府来说，许可权管理不仅能起到调节某些领域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且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在面临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审批制度越来越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潘岳是最先主张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官员之一。他认为，政府转变职能，是加入WTO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要求，也是完善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政府要完成职能转变，积极推进包括行政审批在内的各项改革，制度创新是关键，也是绕不开的。他多次将有关创新行政审批制度的分析报告上报中央，受到了重视。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由李岚清副总理任组长的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在监察部设立了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新的改革工作拉开了序幕。
在“2001年中国市场论坛”上，潘岳强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要看清理、减少了多少审批事项，更要看是否通过改革实现了制度创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制度创新是根本，不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政府职能也难以真正实现彻底的转变。衡量制度是否真正建立，要看是否达到了这样的社会效果：守法的人办合法的事，处处方便，感觉不到谁在管他；违法的人办违法的事，处处受阻，许多环节都在管他。在他看来，行政审批制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取消的审批事项要建立后续监管制度；二是对保留的审批制度要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三是要对需要调整的审批事项制定严格的审批制度，形成制度规范。
应该说，潘岳不枉为一个孜孜不倦投身中国经济改革大潮，有理想、有责任心的经济理论家和政府官员。
主持环保总局，
掀起“环保风暴”
2003年5月6日，在中央公布的新一轮人事任免名单中，出现了潘岳的名字。他被免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的职务，被任命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央这次正常的人事任免却在海外和中国港台引起强烈关注。海外重要媒体如多维网、《星岛日报》、《明报》、《联合早报》的网站上几乎是不约而同登出了关于潘岳的报道。在“非典”肆虐的日子，一个中国副部级官员的工作调动居然能够引起媒体如此多的关注，着实是不多见的。
潘岳成为焦点人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次的关注却非同寻常。潘岳在海外有“中国当代第一思想家”、“理论笔杆子”等称呼，其神秘身世和不凡的思想一直引起公众的好奇。海外也一直把他当做中国高层智囊团中最有激情的思想家和笔杆子之一，其一举一动格外引人关注。
海外媒体对潘岳职务变动最直接的敏感，是那份被称为“政改奏折”的理论文章《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海外人士凭主观臆断，称正是这份“政改报告”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在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才致使中央对潘岳施以“颜色”，把潘岳“贬”至国家环保总局。海外人士进而预测：这个安排，说明潘岳不仅没有度过自己的政治低谷，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深滑下去，彻底驶入无奈的政治逆行道。
分析人士预感潘岳将驶入政治逆行道的理由有二。一是性格使然。潘岳乃一狂狷之士，锋芒毕露，颇多张扬，这种天赋秉性是积重难返的。二是环境使然。环保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据《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说，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首先，在环境方面的投入并不能直接见效于经济利益。从经济角度分析，环境投入是一种近乎于无底洞的负增长，投入越大，负增长越大，同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就越大；其次，对环境的破坏是经济增长本身必不可少的成分，要么发展经济不要环境，要么得到环境却因经济不发展而引发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而这是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愿意面对的。这样，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足够潘岳付出一生的精力，这就使得他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复之地”，即要想在环保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逆经济发展潮流而动，而对经济发展的任何阻碍性行动都可能被高层和民众视为“捣乱”。那潘岳哪还有“翻身”之日?
海外媒体的捕风捉影和毫无根据的猜测、分析，使得中央这次正常的人事调整演变成一起毫无来头的“潘岳事件”。这同样使潘岳陷入一种难堪之中，他无辜地被习惯于对中国指手画脚的西方政客所利用，成为攻击中国的一个话题。这才是潘岳真正的不幸。
显然，海外媒体对潘岳的分析和论定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潘岳的《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一文旨在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位，寻求新的合法性解释，口径与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一致，中央高层对潘岳此文的基本观点是肯定的，对潘岳以前的理论文章也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因而潘岳基本谈不上是“异见人物”。
其次，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另一个要害部门，中国近年来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举世瞩目，国际社会大多会把环保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样高的层次，潘岳调到国家环保总局任副局长，属于平级调动，看不出“被贬”的迹象。再说，让一个有才华的年轻官员到政府各个部门锻炼，熟悉情况，恰恰表明高层对潘岳的信任和重视。因而，所谓潘岳“驶入政治逆行道”之说不攻自破。
事实上，潘岳自转入新的角色后，一如既往地学习和思考，一如既往地锋芒毕露，一如既往地成为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
2003年8月13日，潘岳第一次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在“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高调亮相，通报了十大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又一次显示他果敢、强硬的作风。
同年12月24日至26日，潘岳带领环境执法人员对晋、陕、内蒙古交界地区的四十余家污染企业进行了明察暗访，先后查看了陕西府谷、山西保德等地的焦化厂、电石厂、炼铁厂、水泥厂等，发现这些企业有的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非法生产；有的违反“三同时”规定，没有安装任何污染治理设施就擅自生产；有的把治污设施当做摆设，长期闲置不用，厂区里乌烟瘴气，异味刺鼻；甚至有的企业把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废渣直接排入黄河。潘岳十分震惊，立即在现场召集当地三县的政府负责人座谈，对保德、府谷和准噶尔三地联合治污提出要求。
2005年1月18日，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毫不留情地向媒体通报了全国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这其中包括了五大电力公司中的国电、华电、大唐三家，还有和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
潘岳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强势发动“环境风暴”，虽然得罪了一些利益集团，却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赞誉。
潘岳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举办的“环境文化与公众参与”座谈会上，呼吁中国要在环保方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不断加强环境信息的透明化，环境决策民主化，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公众参与”成为潘岳在不同场合宣扬的一个主题。他提出，推进中国公众参与环保事业要抓住五大着力点：一是明确参与环保是公众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政府部门有义务来回应和保护；二是环境信息公开化；三是环境决策民主化；四是环境公益诉讼——就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五是加强工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联系。
潘岳实际上是把民主政治的基本要领引入到环保领域，因为民主权利、信息公开、决策民主化、公益诉讼，都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诉求。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潘岳已超越了普通职能官员的行政思考。
潘岳之所以能在环保战线发挥出色，风头很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与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极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解振华是天津人，出生于1949年10月。1968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从天津分配到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一名兵团战士。1977年1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后留校从事科研工作并继续进修。1980年5月，他任国家建委机关党委组织干事，1982年2月后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保局放射性环境管理处处长兼人事处处长。1993年获得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环境法硕士学位。同年6月，年仅44岁的解振华出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之一。
解振华比潘岳大11岁，老成持重，行事作风非常低调，很少抛头露面，甘于置身幕后。他能理解潘岳的理想抱负及他的政治能量。他对潘岳在第一线摇旗呐喊、在媒体上频频亮相，不仅不妒忌，而且非常鼓励，全力支持。在举世瞩目的圆明园听证会上，他甚至不愿坐到台上，而是悄悄找了一个代表的座位，在台下细心倾听各家发表意见。熟悉环保总局的人说：“解局长像是一个宽厚的长者，而潘局有时却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也有许多人用“肝胆相照”来形容他和潘岳的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