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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 1937年，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乔治·霍格来到中国，被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暴行震动，为了让世界了解战争的真相，他留在中国担任记者，在战争中四处奔波，最终肩负起一所战争孤儿学校校长的责任。为了躲避战争，他带着学校的六十多个中国孩子长途跋涉千余公里，历经艰险，越过雪山来到安全地区，上演了一幕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感人故事。
       ● [英]詹姆斯·迈克马努斯 著 徐露丹等 译 冯亚妮 缩写
       通往中国之路
       1915年2月26日，乔治·霍格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霍格一家过着爱德华七世晚期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1937年初夏，霍格取得牛津大学二等文凭。8月，乔治·霍格母亲的姐姐——穆里尔阿姨来到他家居住。那时候，她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台上，新闻媒体都称她为“世界和平之母”。她决定要穿过美国去往日本、中国和印度来宣扬她的和平主义思想。此前，穆里尔曾带着乔治的哥哥丹尼尔来到印度，并和甘地见了面。
       这次能不带上霍格吗？
        乔治·霍格为这个想法雀跃不已，只要想办法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可以了。他变卖了家里的一件古董，换了些钱。这些钱足够支付包括一张价值18.10英镑由伦敦到纽约的三等舱单程船票，以及从旧金山前往日本的路费。
        1937年盛夏，穆里尔阿姨和她的侄子霍格搭乘玛丽女王号邮轮远赴纽约。1937年11月中旬，穆里尔和霍格到达了日本横滨，接着来到港口城市神户。
        霍格发现他身处的日本是一个充满了盲目爱国主义、歇斯底里的国家。自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中国部分地区开始，其入侵中国的脚步逐渐加快。而从1931年起，这种侵略速度更快了。
       上海
        乔治·霍格乘坐法国杜默尔总统号轮船从日本启程，并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上海就以“东方巴黎”或是“东方之珠”的称号成为有钱人旅游的目的地。在这里，居住着300万中国人和7万外国人。
        借助穆里尔阿姨的人际关系，霍格和《曼彻斯特卫报》取得了联系。编辑威廉·克洛吉便同意让没有经验、名不见经传的霍格作为临时通讯员去试一试。
        1937年7月，一场持续了八年之久，夺去了1500万中国百姓生命的战争开始了。
       8月7日，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宣布抗日战争开始。随后，蒋介石开始了一场充满争议的军事赌博，他决定将战争主要战场从中国北方转移到上海。8月11日，蒋介石将其接受过德国训练、装备精良的三个师调进上海，驻扎在外国租界外围。日军发现后大吃一惊，并马上增强了对相应区域的部署。双方于8月13日开战。
        1937年12月12至13日，南京沦陷，接下来发生的就是20世纪战争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据国际法庭估算，超过30万中国平民在这个事件中惨遭杀害——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杀害的英国平民的4倍。
        随着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霍格意识到，没有再待在上海的必要了，正像奥登和伊舍伍德等记者的选择一样。一个新的战场已经形成，蒋介石已经将他的政府迁到新地方，日本人也再次开动装甲车向西进发。中国已经准备好抵抗日军对下一个城市的进攻，并决心不再像南京那样轻易放弃。
        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当年新闻记者都向往的城市：汉口。
       汉口
        在1938年，从上海到汉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开往英属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后再搭乘火车或飞机。那年的3月9号，乔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后，他又马上换乘了去往汉口的火车。
        汉口汇集了大量外国优秀记者，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美国人且结成不同的派别。霍格得到了合众国际社兼职记者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经济问题。
        1938年5月，日军控制了铁路枢纽徐州。中国军队则没有借助台儿庄之战乘胜追击，而是从中部继续向南撤退，在汉口北边的山区及周边城市驻扎重整。
        整个春天，霍格一直和此后成为《时代》杂志著名记者的杰克·贝尔登并肩作战。贝尔登忙碌地在汉口的前线间穿梭，而霍格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撰写这些新闻上。这两人简直是合众国际社的一对完美组合。霍格在汉口停留的八个月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8月末，蒋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决定放弃他们的临时首都。他们一边继续巩固汉口，拒绝和日本人谈判，一边计划转移力量避免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上海和南京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
       在汉口陷落（10月25日）后不久，政府军烧毁了长沙——湖南的省会，日军进攻路线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长沙在汉口西南230英里，人口三百到四百万，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贸易中心。
        汉口陷落的前一晚，霍格从这座城市撤离。飞机载着他们飞过一片乡村的时候，地下满是战壕、炮弹坑和烧毁的村庄，这是他们报道了好几个月的战场。
        回到上海后，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报道，这篇报道成了那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是《帝国操纵之我见》。它谴责了外国势力在日本人侵略汉口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保护中国人民的势利行为。他描述了意大利领事如何盛装接见日本军官，英国海军如何阻挠中国军队执行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具有战略地位的建筑物的行动，美国的炮舰不保护中国平民而是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洋秘书
       1939的10月，乔治·霍格被任命为由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创办并得到宋庆龄和宋美龄支持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总指挥部的宣传秘书。
        1940年7月，霍格在其“洋秘书”职权之内，与工业合作运动高级官员进行了40分钟的谈话。他汇报了合作运动的进展，其对于资金的需求，以及提升其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地位的计划。他说的是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他虽然说得并不流利，但是他对于语言的把握能力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霍格的足迹西至甘肃省会兰州，东至洛阳，南至陪都重庆。
        1942年，大部分被战争绊住的外国人都离开了。留下的人中很多准备离开，甚至传教士们也准备走了。霍格却没有这样的计划。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找到了家。“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个生活之地，我想我会选择留在这里。我有很多朋友，我们在做伟大的工作。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校长
       1942年3月，霍格接到了一个即将改变他人生的消息。在路易·艾黎的推荐下，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任命他为双石铺的培黎合作培训学校的校长。
        霍格接手的这个学校一片混乱。18个月内这里有过7名校长。第一年里就有6名校长被解雇或是自动离职；他将会成为第八个。这个学校一共有三间砖造的教室，位于荒凉陡峭的山坡上，教室前方是一片开阔的土地。学校唯一一件设备就是一架可以勉强工作的织布机，一个用来向织布机上送纱的歪曲的卷绕机。教室里没有任何书本或是可以书写的资料。厨房里也一无所有。学校外面有一面国旗，因为太阳的照射已经变白。学校没有床，所注册的35个学生现在还剩下十几个，一部分学生只好睡在一间教室的课桌上。他们倦怠冷漠，长着疥疮，营养不良，全身都是虱子。
        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随着第七位校长走了。霍格走进学校时，男孩们的神情混杂着漠不关心与敌视，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下一顿食物。
        男孩们在6至16岁之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战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1942年的春天过去，夏天来到，学校渐渐地开始成形了。从混乱中逃走的男孩们开始逐渐回来。很快学生人数达到了35名，霍格草拟了日常事务表和课程表。
       学校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吸收年轻男性难民，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工人，这样他们可以在村庄的合作组织中劳动；第二个目的是招募合作组织中现有的男孩，教授他们读写，提高他们已有的技术水平。一旦对于织布机和发电机之类的基本机械的工作程序熟悉之后，小伙子们会被作为“突击手”送回合作组织。
        1942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60人。
       翻山越岭
        1943年底，当地国民党指挥官给霍格不断施压。回过头来看，霍格能把他的学校维持那么久已经很惊人了：这所学校在日本人的攻击范围内；国民党要求所有16岁以上的男孩应征入伍；而霍格本人的政治倾向也一直为政府所怀疑。
        1944年的夏天刚刚到来，这个不幸的时刻也终于到来了：10个年长点的男孩被要求离开学校去加入当地的部队。霍格拒绝让他们去。他被捕了。路易·艾黎为了让国民党释放霍格而东奔西走。他充分利用了霍格的学校是由国际资金投入而建立，而且以一个美国著名传教士的名字命名这一点。同时他也指出霍格拥有英国护照，而中国政府是美国、英国的战时同盟。
        一周后霍格获释，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秘密筹划将学校转移至安全地区。
        10月底的时候，为了征募新兵，部队搜遍了各个教室。一位老师被抓起来带走了。
        到了11月份，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霍格决定了将学校转移到甘肃山丹。山丹在西北方七百多公里的地方，他们到那里的路程可大致分成两段。那儿一座古老的寺庙和其他一些建筑都很安全，兰州当地的官员也已经许可了。
        11月份第一批33个孩子带着被褥和学校里其他重量较轻的设备出发了。他们翻山越岭向着甘肃省会兰州行进。他们对镇里的人宣称是出去进行一项长途地质考察。路易·艾黎安排了两辆卡车载他们走。他们最终于1944年圣诞节这一天抵达山丹。
        同时，霍格继续假装学校仍然正常运行，尽管老师已经少了一大半。剩下的孩子继续上课，操作织布机。这台机器一直工作到离开的前几天。当地驻军和村民都知道有这么一台棉纺机。它已经变成了当地的某种标志。只要机器还在工作，学校就还在。
        1945年1月20日，5辆由骡子和马拉着的板车、一辆卡车、30个男孩、校长和3个教工趁着黎明之前离开了培黎工业合作学校，向着山里进发。
        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中，霍格这样描述行进过程中的艰辛：“整整5天时间我们在山里只走了57公里，而且两辆板车还翻了车！在冬天这样的时候爬山真是糟糕透了，特别是今年冬天还是20年来最冷的冬天！（从你的信里看得出你们也一样难熬。）现在路上积满了冰雪。”
        大约是1945年3月10日，这位校长和他那队筋疲力尽的孩子抵达了山丹。
        终于，六十几个6岁到18岁不等的孩子重新聚集在了这座破庙里，准备重建他们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
       山丹
        1945年的3月、4月和5月，霍格和孩子们都在忙着修整学校。刚开始当地人跟他们相处时还有所保留，当意识到学校能带来商机和钱时，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当地的官员和显贵经常来学校转。
        霍格在这里如鱼得水。在从兰州翻山越岭去往山丹的旅途中，霍格过了他的30岁生日。他在战乱之中建起了一个学校。他战胜了重重困难把学校转移到了偏远的戈壁滩边上。他又重建了学校，让六十多个孩子有了安全的栖身之所。
        7月3日霍格写信给母亲，让她宽心：“瘦了一点点，但更壮实了。”信的结尾他也一直在安抚她：“很多爱，不要担心。我会回去的。”
        7月第二周的某天，乔治·霍格正和男孩子们一起打篮球。打球的时候，他绊了一下，割破了脚趾。几天以后他抱怨说脚趾又痛又肿，就用碘酒擦了一下。那天他的下颚开始疼痛，还变得僵硬。几个小时内霍格的情况迅速恶化。他发着高烧，还时不时痛苦地全身抽搐。当一位医生到达时，他证实霍格的剧痛是由破伤风引起。但当时做什么都已经晚了。乔治·霍格在他的学生的围绕中于1945年7月22日逝世，终年30岁。懂木工的孩子们在当天晚上做了一口木棺。第二天霍格被葬在了山丹镇南门外。
        1945年8月6日，在乔治·霍格去世两周后，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这场主导了霍格在华的八年生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在霍格去世后，路易·艾黎接管了山丹培黎学校，成为了下一任校长。1952年，学校移往兰州，成为一所专门培养石油工人的职业技术学校。
       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为霍格恢复了名誉，并赞扬他是一位“永垂不朽的伟大的国际战士”。
       霍格的兄弟姐妹都在有生之年看到霍格在中国得到平反，他的墓地也被重建。
        1986年，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设立了一项以乔治·霍格命名的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