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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每个晚上，我都在等待妈妈回来。那年我7岁，刚刚从苏北的一个小乡村里来到北京。我的父亲出生于1949年，当他长到18岁时，大学之门已经封闭，当兵与进入工厂是年轻人最美好的选择。于是，他成了一名铁道兵，在我出生时，他已经是一名营长，驻扎在山西的吕梁山区里挖隧道。1982年时，妈妈带着我来到北京，爸爸的工作调到了这里。尽管每去一次天安门要花上整整两个小时，但它仍算得上首都。
       军队大院里的蚊帐厂刚刚开办，妈妈在这里找到了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一年她30岁，之前她是乡村小学里的一名数学、语文、体育、政治全都教的老师，每个月挣18块钱。
       爸爸常年出差在外，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日后想来，对于新生活，妈妈和我一样都既惊喜又有点不知所措。我要结识大院里其他的小朋友，他们来得更早，看起来都比我高，说的普通话也更标准，他们有时会很惊奇地发现，我的家里可真穷，没有电视机、自行车，甚至连闹钟都没有。
       妈妈则要适应工厂的新节奏。她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给我做饭，看着我上学；8点时，她来到车间，扔掉了粉笔，开始学习如何将漫长得没有尽头的纱布分成一段一段，在机器上将它们拼接成一个完整的蚊帐。
       那似乎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什么都缺，购买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妈妈的车间彻夜不停，她总是在加班，在一些夜晚，我在成堆的纺布上打滚。妈妈喜欢这份新工作，她说她6岁时，别人问她长大最想做什么，工人是她脱口而出的答案，而且她很快就成为了车间里工作效率最高的一位，她有了新的朋友，也赢得了一些尊敬，同样重要的是，她现在每个月可以挣到200元，这几乎是一位正部级干部的收入，是营长父亲的两倍多，我们的家里现在可以添置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了。《快乐的单身汉》等洋溢着改革开放初期的乐观情绪的电视剧，培养了我对于“青工”（青年工人）的浪漫主义情感，他们年轻、欢乐、上进，为了改进机器，夜以继日。
       我不能说我对工厂多么有感情，尽管妈妈自从30岁直到50岁退休时，一直是个工人，从纺织工人到印刷工人，工资从200元到1000元，她偶尔会抱怨她的聪明才智从来没有机会发挥出来。
       等我逐渐长大时，工厂早已不是年轻人向往之地，甚至那种将炼钢工人印刷在上面的五元钱的旧人民币也停止流通了。曾经是新中国荣耀象征的东北工业基地，代表着铁饭碗的国营企业，如今却是一片颓败之气；那些满手油污，在轰鸣的车间里神闲气定、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工人们，却大批加入了失业大军，他们在昔日的工厂门口卖羊肉串、麻辣烫，蹬三轮自行车送人……
       写字楼取代了工厂，投资银行家、咨询顾问、程序员、企业家才是时代的新宠。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而现在互联网不就像一个乌托邦吗？在全世界，工厂似乎都变成了一个遭人唾弃的词，它与污染、噪音、单调、笨拙、愚蠢、非人化相关，是狄更斯笔下的雾都伦敦与卓别林镜头里“摩登时代”的结合体。人们忘记了迪斯雷利曾说的：“曼彻斯特也如同雅典，代表着人类最伟大的业绩”；也忘记了在几代人眼中，工厂曾经是“现代生活的前哨站”，而工人则“挤到了生气勃勃的现代化新社会环境的前列”，就像前苏联的建筑师金兹堡的感慨，他们共同构成的图像曾是多么迷人：成千条胳膊和腿的有力运动着的肌肉的轮廓；秩序井然的机器震耳欲聋的吼声，以它们的运动连接着一切东西和一切人的飞轮的有节奏的动作；穿过光洁的玻璃和钢铁幕墙的光线……
       我一度相信，一切都变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世界如何变得更轻、更薄了。见鬼去吧！石油世纪、钢铁世纪、混凝土世纪，趴在电脑面前戴眼镜的瘦弱的小子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世界，肌肉结实的工人们显得疲惫而无用。我们处在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我们在地下铺设的电缆光纤，就像一百五十年前在地面上铺设的铁轨，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试图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工业社会作出解释，而我们必须要回答新的问题——如何理解一个由电子邮件、移动电话、24小时的电视网、在线游戏、MSN构成的新社会。
       世界总是变化得太快，往往是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就要重新学习尼采的话“重估一切价值”——即使连新浪潮的倡导者自己都感觉到这种巡视转化的不适。“第三次浪潮”的发明者阿尔文·托夫勒仍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那是1950年的1月，这个22岁的瘦弱青年坐了一夜长途汽车，身旁坐着他的女朋友，座位下是一纸箱书。透过雨水冲刷的玻璃窗，美国中西部一眼忘不到尽头连绵不断的工厂迎面掠过，“钢厂、铝厂、工具模具车间、炼油厂、汽车厂，鳞次栉比，一望无际”。这个学了四年柏拉图的大学毕业生相信自己正来到“现实的时代中心”，美国是世界的心脏，而大湖区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工厂则是“心脏中心搏动的核心”。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吞咽了工厂的灰尘、汗味和烟味，蒸汽机器的咝咝声，锁链碰撞的铿锵声和搅拌机的轰鸣声弄得他两耳欲聋，大腿上留下了火星四溅造成的伤疤……但仅仅过了二十年，他就开始欢呼力量的转移，工厂代表的权威时代结束了，它所代表的第二次浪潮让位于信息技术开启的第三次浪潮。
       但历史绵延向前，你不可能双脚同时踏入新世界。或许在理论上来说，工厂与它背后的工业文明已被宣判过时，但它永远不会死亡，不同的文明总是叠加在一起的。这种叠加感在中国更显著。我逐渐还是发现，我生活在一个多么狭窄的地带。中国社会的断裂性，使我可以处于一个信息孤岛之上。当一群年轻人自以为无所不能地谈论着纳斯达克、风险投资与彼得·德鲁克时，那个庞大的中国仍在笨重、痛苦也欢乐交织地进行着工业化的进程。
       是的，那些曾带着鲜明的时代痕迹的工厂正在破产、倒闭或是依靠输血维持。3年前，灯塔肥皂厂关闭了，旧厂址变成了新的地产项目。沈阳、长春、武汉等工业城市都失去了魅力。但是在那些曾被认为既缺少资源、又非战略之地的地区，工厂却像生命力旺盛的野花一样冒了出来。
       当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江南造船厂时，工业化被视作对抗外来者的最主要手段，对于中国人来说，陌生的工厂与民族情感联系在一起。那些本应在学习四书五经、吟诵孔子孟子的年轻人，在新式的学堂里学习如何开火车、挖矿石、操作机器。甚至制造面粉、肥皂、食用碱都成了有关民族兴旺的大事，在成为革命者之前，湖南青年毛泽东曾交过一块大洋准备学习肥皂工艺。
       在漫长的冷战年代，工业也被视为中国在两个巨大的阵营之间赢得独立性的手段。那位未遂的肥皂制造商毛泽东曾指着眼前的北京城对当时的市长彭真说，不用十年，我们要让那里建满高高的烟囱。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你已经很难想象村村都有炼钢高炉式的工业狂欢了。而现在，工厂是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的努力方式，在90年代初，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家家是工厂的时代似乎又回来了。
       那些来自四川、湖南、甘肃、湖北、广西、河南的姑娘与小伙子涌入了广东、福建、浙江的那些数不清的大小工厂，生产鞋子、打火机、公仔玩具、微波炉、电视机、皮鞋、指甲刀……不断兴起与衰落的中国工厂，具有野草般的生命力，他们是中国的能量象征。我们甚至被称作了“世界工厂”，这个称号只有19世纪后中叶的英国、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曾获得过。我们的那一大群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姑娘与小伙子们，在空旷的车间里重复着单调的活动，住在统一的狭窄宿舍里，排队吃饭上厕所，尽管不像三十年前一样把工厂看作光荣，没兴致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但他们同样带着渴望而来，把每个月的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他们在帮助了沃尔玛超市继续降低成本同时，也在减少中国的东部与西部的贫富差距，他们相信终有一天，他和他的家人将过上体面的生活。
       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转变成举世震惊的物质生产力量。可惜的是，世界的游戏规则再次改变了，在前两个世界工厂的时代，工厂代表着未来，而现在它却象征着陈旧，高耸入云的烟囱引发的不是骄傲，而是恐惧。人们总是受困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人们改造环境也被环境所塑造。但正是人们在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努力甚至挣扎时，生命的意义也才真正突显出来。不管对于一个个体，还是一个国家，这些曾经付出的热情，遭遇的挫折，所有的奇特的经验，不正是他们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吗？这些昔日的经验或许不能保证给未来提供明确的路标，却是我们曾经奋斗过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