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女士在本书中讲述了张家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的人生，使读者从中了解到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化中的家庭故事。本刊节选后予以刊出。
元和
抗日战争结束后，有一阵短暂的狂欢。元和与兄弟姊妹重逢，弟妹们在她家打地铺，住了几个星期，通宵达旦聊天，弥补这六年来的分离。然后他们各奔前程。此后几年中国再次陷入动荡：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
1949年初，实业家严惠宇想买一块填海区土地，将它改造成农场，养奶牛、种植桑树和油桐。他派顾传去海门调查地产状况。顾传到海门后住在季方家。季方是凌海霞（元和的老师）的亲戚，也是当地的军政要人。抗战开始时，他自己组织了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共产党军队都没有关系，而抗击日本军队成绩显著。1940年共产党新四军进入海门一带，季方和他们联合，接受了共产党领导。季方从未入党，但长年和共产党的活动家、党的领导人、战地指挥官合作。从他那里，顾传了解到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以及那个政权的规范和理论。回家后，他告诉元和他们必须去台湾，哪怕她不去，他也要一个人走。
即使到现在，元和仍不明白为什么丈夫那么坚决要走。当时元和身边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允和、兆和都在已被共产党占领的北京，充和夫妇则在美国。
顾传只有几天时间用于准备行装。上海卫戍司令是他的朋友，为他们全家找来了船票，每张一两金子。顾传买了六张票，带着妻子、儿子、母亲、儿子的保姆、高干干的外孙女（她在顾家帮佣了好些年了）一同启程。他们的女儿顾珏仍然留在苏州和凌海霞一起，由于战争，道路已经断绝，即使顾珏有法子回上海和父母一道走，凌海霞也不会让她这样做。
元和搭乘的船在5月18日离开上海。直到三十一年后，元和才见到女儿，其时顾传和凌海霞都已去世。事实上，这两个与元和关系最密切的人是在同一年去世的。
几年后，凌海霞决定放弃。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她养了好几百只供试验用的白鼠，赖此谋生。她在去世前不久写道：“惟海门教育事业，经日寇摧残后，遂一蹶不振。”随后又写道：“永别了父母，尚有梦寐相见，永别了千辛万苦成长出来的教育事业，只有抱着无限的隐痛与仇恨。”
元和的遗憾全与丈夫有关。迁往台湾后，顾传也想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他的赞助者严惠宇留在大陆，和凌海霞的哥哥一样，他选择了退隐。他所有的计划都已无法实现。因此他将可观的艺术收藏品全部捐给了镇江和南京博物馆，然后不问世事。此时，顾传在台湾也屡屡碰壁，诸事不顺，欠了许多债。戏曲界人士去找他，希望他能够帮助他们在台湾复兴昆剧，但是顾传让他们失望了，他一心只想推行下一个新计划：开一个蘑菇种植场，或者是自创品牌啤酒。
顾传再也不曾登台演出。元和说，没人能劝得动他。他们在台中的房子一般，有时在家里，他还会唱戏，扮演的多是悲剧英雄，听众只有元和一人。1966年初，顾传患上肝炎，而且看上去已无法疗治。4月，他与世长辞。
丈夫去世后，元和再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场。有一次，她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中皇帝被迫让自己的爱妃杨玉环自尽。这出戏的结尾是杨玉环下葬，她的身体用锦被包裹，被草草安放在浅坟中。多年后，元和回忆起那晚的演出，觉得颇有讽刺意味：“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这块玉啊!”“”的意思就是“玉”，顾传有良玉一般的才能，而且对于元和来说，他就是一块美玉。元和葬他于戏台之上，不是再恰当不过吗?
允和
抗战之中，有大约两年时间，她收过合肥老家的地租。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行为使她被定为地主，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从1952年起，她被贴上了“反革命”和“老虎”的标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也丢了。
当编辑之前，允和是上海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师。她当时觉得自己“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所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只要手头能找到的书就拿来读，尽量充实自己。她还加入了一个教学研讨会，与其他历史教师定期讨论如何修订历史教材。教学研讨会里的一些同事鼓励允和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她也很乐意这么做。“我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允和后来说，“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她把这篇长论文寄给了一家教育杂志社，但是没有回音。这篇未发表的稿子可能被辗转送到了北京，因为不久后，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允和的观点。他们一直在为新政府修订、重编历史教科书制订准则，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他们很赞成这些观点。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历史的内容，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是聘请允和担任编辑，帮助他们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是被贴上“反革命”标签之后，一切都化为泡影。允和回忆道：“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她决定退休，“我这个……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
刚丢了工作的时候，允和既愤怒又失望，羞于见人。她不想呆在北京，以免触景伤情，于是她回到苏州。她的五弟在战后搬回了九如巷的老宅，允和就住在五弟家里。他们重访儿时旧游之地，允和也开始重新联络以前昆曲研习社的朋友。几个月后，她回到上海，已经从“恶劣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如果有人问允和，1952年以来都做了些什么，她会坚持自己只是“家庭妇女”，是“一个最平凡的人”，她靠丈夫周有光的收入生活（周是语言学家，精通英文，兴趣广泛，有“周百科”之称。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大转行，新政府当时急于展开文字改革，因此周有光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允和为昆曲研习社写信联络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有领过政府的钱。她的工作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直到十五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拿工资的人，理论上说都是国家职工。允和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也许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她太直率，声音太大，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虽然对教历史和编教科书颇有兴趣，她还是选择做一名家庭主妇。
兆和
1948年秋，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满洲和北方大部分省份。到了12月，共产党包围了北平，围城长达两个月。总的来说，围城带来的压力是心理上的。兆和的儿子们记得当时炮弹经常错过目标，本来是打向弹药库的，却落在了住宅区。不过孩子们总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两兄弟也不例外。他们帮忙挖壕沟，储藏食物和煤油：“北平要打一仗，我和伙伴们兴奋不已。”
多数人不知道共产革命最终会带来什么。兆头看上去不太好，但是即使有机会逃跑，大家也实在不想再次上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他们会这样说服自己，然后静观其变。在1948年3月，沈从文已经隐约感觉到在新社会里自己将有怎样的命运，新的政权将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在一份当月创刊的共产党刊物中，有两篇文章严厉批判了他。一篇称他为“地主阶级的弄臣”和“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后一篇批评文章的作者是资深的革命作家郭沫若，兆和及其姐妹们在乐益女中读书时还演过他的戏剧。
1949年1月，沈从文明显病了。
他的儿子说，没有人能帮助父亲从混乱中解脱出来，因为混乱的根源都在他的脑子里。他长时间独坐叹息，或自言自语：“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的家人都很“迟钝”，无法理解是什么困扰着他，这一点又增加了他的忧虑。但“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他的儿子虎虎解释道，“一个游离于两大对手之外的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不足道。”不过，朋友还是上门探望，带来安慰的话语和“围城中难得的”食品。兆和对他很耐心，也相当忠心，她独自接待所有的客人，强作欢颜，不过“明显憔悴了”。
国民党北平部队总司令最终将这座城市和平地转交给了共产党。入城仪式五天前，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几个朋友邀请沈从文去他们那里住了几天。清华园在城西北十九公里处，位于郊区，比较清静。沈从文在那里休养了两个月，兆和好像没去探望过他。他们仍然互相通信，他的信几乎全是“呓语狂言”。他在信中说：“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兆和则说：“这一阵我为你情绪不安宁，心情也异常紧张，你能兴致勃勃地回来，则对我也是一种解放。”她还劝说沈从文放松心情，多和朋友聊天，或和朋友的孩子玩耍：“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
沈从文曾希望能见见丁玲，此时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十三年了。虽然沈从文全家对丁玲心存疑虑，但是对他们的重逢仍然颇感兴奋。他们相信这两个人曾经分享过一段秘密的生涯，一段内心的生活，那是旁人无法介入和了解的，正因为他们彼此相知，所以如今只有丁玲才“能够开导他”。沈从文带着儿子虎虎一起去见老朋友。虎虎后来写道：“原来这么近!爸爸攥着我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然而丁玲没有向沈从文提供任何帮助：“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回家后不久，沈从文就试图自杀。他喝下煤油，又割腕割喉。兆和的一个堂弟当时恰好作客沈家，发现沈从文陷入半昏迷状态，而且非常惊恐，不停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丈夫自杀前，兆和已开始采取步骤，以免生活沦落为一出通俗剧。她明白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都已经变了。有时候，感受到朋友的疏远，她也和沈从文一样深受伤害，但是她相信自己可以适应，并且能对新社会有所贡献。所以，有位地方干部建议她“跟上时代”，“接受必要的革命教育”时，兆和接受意见。她申请进入华北大学，该校的办校宗旨就是提供这种教育。几星期后，她的申请被批准了。
秋季开学时，北京大学取消了沈从文的课程。1949年冬天，他有了新的职务：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为文物贴标签。
充和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朴素的家中，房子在中老胡同，不大，充和住了一个小房间。那年9月，通过姐夫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1935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18岁。他们在英国待了一阵子，然后在美国加州定居。汉思获得了西班牙文学的学位，不过他同时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那时他的中文应该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因为他常常与沈从文大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而沈从文不会说英语或任何欧洲语言。充和的英语水平也有限，所以两人之间的交流应该是用中文进行。他们结婚是在1948年11月21日，其时共产党军队已经进逼北平。街道上一片萧条，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多年后，汉思说那个婚礼是简单的基督教式婚礼，但是也遵循了某些中国的惯例：“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签章，表示我们坚定的信心。”牧师没有要求他们发表誓言。婚礼后，大家吃了蛋糕。兆和的儿子虎虎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
充和结婚时，还不知道姐夫沈从文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1947年的时候，充和还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她不可能预见到留在大陆的亲友将会遭遇什么。虽然战后从重庆返乡，觉得眼前的世界让她失望，她还是觉得自己喜欢的那个世界风韵犹存，她还有重建家园的美梦。她知道如果留在中国，她将不得不中止工作。在这方面，她承认自己和姐夫沈从文相似，和姐姐兆和倒不大相同。和沈从文一样，充和从小就没有受过外界信念的影响，她在合肥自己的小天地里成长，从来没有人鼓励她要树立救中国、救全世界的崇高理想。她从祖母那里学到了慈悲，也知道了一切该有的为善之道。
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方朋友赠送的古砚和几支她最喜欢的毛笔，一盒历史悠久的古墨——大约有五百年历史了（抗日战争爆发时，充和曾经将这些物件存进上海的银行保险箱内，经过炮轰、猛烈的战火、八年的沦陷，它依然保存完好）。这些书法用品和换洗衣物一齐装在一只小箱子里。其他的东西，书籍、宣纸、她收藏的明清卷轴都用邮寄寄到美国。除了明清卷轴，其他东西都安然抵达。
充和就靠这点东西，开始新生活，他们先在加州的柏克莱安家，后来搬到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
从中国回来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她从来没有放弃为自己营造一个世界的想法。在规划中，这个世界的规模比她以前所想象的合肥庄园要小很多，就是她在北港住宅后面的一片小园地。她在一侧种了牡丹和玫瑰，在平台四周种上长葱、葫芦、黄瓜，长葱旁边栽了一棵梨树。她还在后面种了一片竹林，远离汽车的喧嚣，在那里她放了一张长木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