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我整理旧书，翻出一本开明书店民国三十六年(1947)出版的《少年们的一天》，里面夹着一封叶老给我的信，不由得勾起一段回忆。信不长，照录如下：
来书接读，以事延至今日作答，良为歉疚。
尊意甚善，具见关心青少年之热忱，至深感佩。
《少年们的一天》一书，询问青年出版社藏书室，答云有之，以故尊藏之一册不必惠寄。征文之事，曾商诸《少年报》之同志，虽未有具体决定，彼辈于此举颇感兴趣。倘能举办，我必参与评选应征之文，并作序文抒今昔之怀，用酬雅意。
足下任教师，未识教何种学科，以意度之，殆是语文，然耶否耶?
幸恕简略。
敬礼。
叶圣陶三月二十九日上午
叶老给我的信，似乎只有这一封是在西式信笺上钢笔横行书写的，其余均用竖行中式信笺，毛笔书写。文体都是半文半白，简繁体字混用。叶老公开发表的文章，尤其是写给青少年的文章，全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写成，但私人通信，似乎就多用这种半文半白文体，也许因为它有省墨、省纸、省时间的优点。至于简繁体字混用，可能是出于习惯，但也不排除有避免混淆的考虑。这封信署了日期，但却没署年份，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在1960年前后，因为信末问到我是不是教语文课。1961年夏，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地质学方面的文章，同版凑巧刊有叶老一文(那时该报每天只出四版，同一版上常有刊登不同性质文章的情况)，这样他便知道我是地质教师。我虽非语文教师却也重视学生的语文学习，这让他很高兴。
开明书店1947年出的《少年们的一天》，有叶老写的序：
“开明少年”常常提出一些征文题，请读者们按题写稿，投寄过来。这无非鼓励读者们努力写作的意思……
最近一次的征文题目是“少年们的一天”，请读者们各把一天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请读者们各写一天的日记。日子定在五月十日，那是随便定的，并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请大家在同一天写呢?住在不同地区的许多少年，彼此不相见，不相知，各把同一天的日记拿出来，交换阅看，我知道你那一天怎么样，你知道我那一天怎么样，就仿佛生活在一块儿了。若把许多篇日记聚在一起看，更可以嗅到从各地少年笔下反映出来的时代气味呢。
叶老那封信是对我一封信的回复。我曾写信给叶老，建议再组织一次“少年们的一天”征文活动，日期也定在5月10日；把两次征得之文合在一起出书，可以看出中国十几年里的变化。我并建议仍请他作序，还说如果他手头没有1947年的书，我愿意提供自己所藏的一本。
1947年那次征文共收到来稿两百多件，选出40篇，本该刊入《开明少年》，因为刊物容纳不下，遂改出单行本，这样便有了这本《少年们的一天》。叶老在序文之末说：
选在这一本里的四十篇日记，时代气味浓极了。你一篇篇读过来，必然会想道，这确是三十六年的五月十日，不是任何一年的五月十日。那气味是什么样儿的呢?我们不说了，让读者们自己去嗅吧。
书中好几篇日记都说到“抢米”的事，上海读者憬亘的文章更径直以《抢米》为题。他的叔父是警察，告诉他：“可以说全国都在抢米，芜湖抢米还闹成血案呢!——实在也难怪，没有隔几天，米价从每担八九万一直涨到三十多万……怪谁呢?军粮夺去了民食，打内战啊!老百姓都得饿死呀!”
江苏读者且示文章的题目是《枪声》，正上课时听见枪声。“唉，枪声!又是抢米!”一个同学家里是开米店的，于是同学们问他：“限价米价格多少?”
“昨天十八万，今天同行通知要二十五万了。”
“终于是你们开米店的写意，又涨了七万。”
“你们不懂。我家有什么办法，好几十担米都给收去了，每天规定只准卖两担限价米。卖完了事。你想，我家只剩五担米，还像个什么米店?”
成都读者冬心的文章，题目就一个字：《米》。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个世界简直不得了，成都这样的产米之区，也变成抢饭吃的世界了。这回抢米比抗战期中还闹得大……这就是内战的影响，前线夺去了后方的粮食。还有大钞出了一批又一批。要是内战再打下去，恐怕我们都得饿饭了。”晚自习时班上的“伙食经理”报告说：“明天我们学校里就没有饭吃了，因为定米给我们学校的那家米店也被抢了……”
现在的读者，恐怕不大知道当时的情况了。1947年8月，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魏德迈曾经发回报告，说国民党政府预算中至少80％的钱用于军费，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是滥发纸币。原来，国民党政府早在1935年11月便实行过一次“币值改革”，把白银收归“国有”，法币停止兑现银元。纸币发行不再需要任何贵金属准备，自然可以滥发。当月法币发行量是4．88亿元，到1947年底就达到331885亿元，是开始发行时的68000倍!然而，《少年们的一天》出版的1947年，通货膨胀还远远没有达到高峰。在那之后物价更是飞涨，一年之后(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再一次实行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收回法币；同时宣布限制物价，冻结工资。规定的回收比率是“金圆券”1元合法币300万元。但只过了不到三个月，物价就限制不住了，11月1日不得不宣布放弃限价政策。从上海留下的财经记录看，放弃限价之前，大米每担市价“金圆券”20．9元(如果换算成法币，就是6270万元!)，11月中旬便突破2000元(相当于法币60亿元)。买米就得用上天文数字。这个世界还得了吗!
普通百姓日子不好过，就连二-些地主也在叫苦。江苏罗店读者王浩然的文章写到，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来访，哀叹：“唉!现在靠着田吃饭是不成的了!去收租，那些佃农都吞吞吐吐不肯拿出来。粮又这么大，真要我们地主的命!所以我日夜为这个忧虑着。要是碰着要买田的户头，你替我留心留心。”他父亲回应说：“现在大家对田都看得很淡了。粮又大，佃农们又不肯拿出租来。其实也无所谓肯不肯，他们已经纳了很多很多的军粮了。他们自己吃还不够哩!你想，拿什么来还租?”“这也不关我们的事，只怪他们命不好。我们有田的人当然得向他们要租米，这是几千年来的老规矩啊!”这是那个地主的逻辑。
湖南读者唐天堑记了抓壮丁的事。夜深了，忽然后边巷子里传来一阵狗吠声，接着是一个老人的哀求：“大爷(我们乡下人这样称呼兵士)!饶了我吧!七十多岁的人了，难道还当得壮丁吗?”“妈的!把你的儿子叫出来，我们就放了你。”我对那篇文章印象深刻，因为我的四叔也是那时被抓去做壮丁的，抓走之后再无音信。
所有文章里最催人泪下的大概是开封读者牛书芳写的《割股》。文章记叙的是一件“奇事”：“厂里的顾大妞割了自己的肉，炒了给她妈吃了。”顾大
妞是我们厂里的封烟女工，“约摸十六岁了，每天老是天还不十分亮就来上工，手脚灵敏轻快……”听到这个消息，作者赶忙到顾大妞家去看个究竟。只见她“默默坐在床沿上，左臂包扎着，用带子系在头颈下，垂着头，两眼噙着泪。她妈一边哭，一边向人诉说”。原来，她母亲害了多年痨病，顾大妞所得工钱大都花在医药上。前几天，她听人说古时候有个孝子，把自己的肉割给娘吃，娘的病就好了，她便学那孝子，在左臂上割了一块肉，和鸡蛋拌在一起炒了给她妈吃。还忍住疼痛，没让她妈发觉。后来见她举止不便，再三盘问，她才说出实情。
写稿应征的读者许多是中学生，说到学校教育的自然不少。南京读者余庆贻的文章《国文课》描述颇为生动，他们的老师说：“国家的命脉在于国粹，国粹保存不了，国家便要亡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国学弄好才成。”讲到墨子，这位老师说：“墨子提倡兼爱，……耶稣提倡博爱满爱也就是兼爱，他所提倡的，我们墨子老早就提倡过了。可见得我们中国的文化真是伟大!现在的人都喜欢模仿西洋，喊民主啰，喊自由啰……”那位老师不得不心忧起来：“不得了啦!告诉你们，天下要大乱了……”
那样的国文老师，显然不是个别的。成都读者陈晴波的文章《作文》，称他的国文老师为“老夫子”，由此似乎可以察觉他对那位老师的看法。五月十日那天“老夫子”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题是“皮球”，“同学们起了一阵怨言。大家请求他另外再出一个。”老夫子没答应，解释说：“这个题目是很好作的。先来一个冒头，说明皮球的构造，用什么东西作的，是什么形状。第二段说它的种类。第三段说它的好处，如像强身健体啦，发达肌肉啦。第四段就说它的坏处。不小心就会弄得头破血流，或者耽误了正课。最后来一个总结，说明我们玩球，应当求其好处，避免其坏处。向这样做法，就是一篇好文章了。”
南京在全国也算文化发达的地方，成都则至少在西南地区应算先进，不过早在二十多年以前，经济、文化落后的贵州已经有不那么老夫子气的国文老师了。我父亲就读过“改良私塾”。开馆的先生名吴永章，开有“算数”课。又讲授“论说文”。后来父亲进了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当时算贵州最高学府)，国文老师龙汝钧(仲衡)先生曾经到北京进国语讲习所，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熏陶，思想比较开明，课内课外常指导学生读一些充满新思想的白话文作品。经他推荐，父亲买了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文学改良刍议》—文他本已在杂志上读过，有了书后又反复阅读。和当时许多有志改革的青年一样，那篇文章在他思想里激起很大波澜。胡适说：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字改革，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须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龙仲衡先生指导学生写作文，可以用文言，也可以用白话(当时称“语体文”)。父亲在私塾学作文，是在背诵《
声律启蒙》的基础上从“对对子”开始的，写的都是文言；这时却和另外几个求新的同学一起，喜欢改用白话来写。常常得到龙先生的赞许。那时候的读书人，读惯了之乎也者，白话虽然天天听，但范文很少，所以觉得文言易写而白话难为。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上引的一小段看，今天读起来也觉得不全像白话文。
附带说说，前几年我给小外孙女买过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大教室》(一套五册)，其中《中国·现当代卷》第一页引了胡适这段话，但把“务去烂调套语”误作“勿去烂调套语”，一字之差，意思全反了。该书标明是2002年12月“插图升级版”，我买的书又是2003年3月第2次印刷的，印刷颇精美，竟没把这样重大的错误校正过来，真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重读《少年们的一天》，还让我想起为该书画了15幅插图的沈同衡先生。他是江苏省宝山县(现上海市宝山区)人，我父亲的老朋友。沈先生做过小学教师，因受陶行知先生影响，曾在家乡创办农民夜校，开展平民教育。解放初期，沈先生担任上海市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1951年“三反运动”中被当成了“大老虎”。说来也荒唐，他任秘书长不到一年，被迫交代的贪污金额却超过美协一年经费的总和。好在“三反运动”还讲究查证落实，不像“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只要有人揭发就定罪，所以最终没给他定成贪污分子。运动结束以后，沈先生调到《人民日报》工作。不幸的是1957年再遭劫难，被划成“右派”。那年我父亲在教育部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山西稷山。t979年初父亲平反回到北京，见到许多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但沈同衡先生却过了一段时间才见到。原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新疆，挨当地“造反派”批斗，吊打、跪玻璃渣等肉刑都挨过。平反以后，一些遗留问题的解决也不大顺利，费了很大力气才回到北京。
《少年们的一天》不是历史书，但它能让我们真实而具体地感受历史。从叶老给我的回信看，他对我那个建议是很赞同的，有关单位也表示有兴趣。然而不知为什么征文之事终无下文，这样就留下一点遗憾。现在我们对1947年中国“少年们的一天”仍然能够有所感受，但对1960年前后中国“少年们的一天”什么样，就难免茫然了。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