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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2008年第九期上发表了陈峙维的文章《<毛毛雨>能影响美国爵士乐吗》，不由得让我想起与这位小友的交往。
       2002年，他到上海搜集有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流行歌曲的史料，把电话打到我在大连的家中，向我询问相关的问题。我尽自己所知，无保留地向他介绍了他想知道的情况，衷心希望我的介绍能对他在英国学习流行音乐专业，研究某一课题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转眼间，6年过去了，我和上海的丁雍序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人)联系，知道陈峙维已学成回国，但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丁先生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有15万字之多，不知是否已出版，很想读到这部著作，以从中了解有关中国流行音乐史的史实和他的研究成果，不知能否如愿。
       安德鲁·琼斯的《留声中国》一书，最初的书名叫《黄色音乐》，在他的中文译本没有出版前，我曾读过有人翻译的手稿。2004年11月，台湾的宋伟航先生翻译的这本书改名《留声中国》，我又通读两遍。现在，陈峙维的批评促使我再读有关章节。我以为安德鲁·琼斯的《留声中国》，是他以黎锦晖的生平和音乐活动为主线，撰写的一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书中黎锦晖的名字和身影随处可见，书中反复出现“汉化爵士乐”。“中国爵士乐”一词指的就是当时上海流行的黎锦晖歌曲中具有爵士风格的时代曲。
       明确了这一基本概念，再来回答陈文中的问题。 第一，文章的标题《<毛毛雨>能影响美国爵士乐吗》不能成立。原因是，我在《博览群书》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没说“《毛毛雨》影响美国爵士乐”这样的话。我没说的话拿来批驳，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陈文用了很长一段文字，反复论述《毛毛雨》不能影响美国爵士乐的发展。认真的态度，令人感佩。遗憾的是，他所引用的话“吴女士……提出黎锦晖早期作品《毛毛雨》影响美国爵士乐发展……”也不是我说过的话。
       第二，黎锦晖上世纪30年代上半叶创作的时代曲，确实对美国的爵士乐产生过影响。这不是我说的，是安德鲁·琼斯教授说的。
       安德鲁·琼斯《留声中国》一书研究的是黎锦晖，写的就是黎锦晖。陈文质疑当年的黑人乐手勃克·克雷顿，“抓了些当时最流行的中国歌……而这些歌曲具体上是哪些则未加说明……此期间尚有许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也颇受欢迎……”这一命题还是不能成立。《留声中国》第24页安德鲁·琼斯的一段话，既能回答这一问题，也指出了黎锦晖的时代曲对美国爵士乐曾经有过的影响：“从1900年前后录音技术输入中国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音乐到底有过什么变化，以致终于能够转译成欧美音乐的语汇呢?勃克·克雷顿又怎么会把黎锦晖的歌曲写成西洋音乐的曲谱而演奏出来的呢?”
       中国的流行音乐能够转译成欧美音乐的语汇，勃克·克雷顿把黎锦晖的歌曲写成西洋音乐的曲谱用来演奏，这不就是影响吗?
       在《留声中国》的“文化史和殖民现代性”一节里，安德鲁·琼斯有更明确的表述。他说：“我们应该要听听美国爵士乐里隐藏的‘中国味儿’，这跟中国流行歌曲里的‘美国味儿’一样鲜明。”
       黎锦晖的时代曲创作，1927年开始，1936年截止。安德鲁·琼斯对他的基本评价是“……记录了黎锦晖的生活以及由他全心付出方得以成就的中国爵士时代”(中文版序第1页)。“黎锦晖在现代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是位巨匠级人物，他于1927至1936年间创发出一种全新品类的汉化爵士乐，影响极大”。(《留声中国》第三章“黎锦晖的黄色歌曲”)这些评价，有力地驳斥了某些人把加年代以前的流行歌曲，一律贬为“还没有从农业文化的母体中脱胎出来”，以及不顾史实地到处宣传《玫瑰玫瑰我爱你》使中国流行音乐与国际接轨的谬论。安德鲁·琼斯认定“黎锦晖时代”，就是中国的爵士时代，使中国流行音乐与国际接轨的是黎锦晖。
       安德鲁·琼斯是至今见到的唯一一位“从头说起”，研究、叙述中国流行音乐史的西方学者。他的《留声中国》是一部学术著作，内容繁杂，行文又与中国的现代语言差距甚大，能够读懂的人不是很多。我们应该在安德鲁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多撰写既有历史高度、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文章来宣传黎锦晖。这不是黎锦晖个人的问题，而是能否把一部真实的中国流行音乐史传承下去的历史重任。
       第三，《毛毛雨》是一首典型的中国民歌小调式的时代曲，和“爵士”扯不上关系。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一经问世就把流行歌曲这一体裁引入中国乐坛，使之成为这一音乐社会现象独立门户的标志。但《毛毛雨》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成了“黎锦晖时代曲”的代名词和同义语。黎锦晖被称为“毛毛雨作家”，这一称谓跟随黎锦晖一生。这样使用“毛毛雨”一词时，“毛毛雨”又成为“黄色音乐”和“靡靡之音”的同义语。既然是黎锦晖的时代曲被称为“汉化爵士乐”或“中国式的爵士乐”，和美国的爵士乐相互影响，美国爵士乐里隐藏的“中国味儿”，和中国流行歌曲里的“美国味儿”一样鲜明，那么，说“《毛毛雨》影响了美国爵士乐的创作和传播”也不为错。
       第四，关于“在爵士乐发展史的任何一本书上都只字未提”“中国流行歌曲对爵士乐的创作发展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不了解当前世界范围有关爵士乐的国际大背景，但我相信将来会有“第二位、第三位安德鲁·琼斯”，把中国流行歌曲诞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完整的课题，加以观察和论述。
       第五，关于黎锦晖的成就和他的歌曲的寿命问题。
       1927—1936年的中国流行乐坛是黎锦晖时代，这一时期黎锦晖对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和迅速走向辉煌的贡献，以及他流行歌曲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国内国外研究中国流行音乐史的人们，基本上有了共识。关于他的歌曲今天已无人再唱的问题，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流行歌曲的共同命运，不是黎锦晖一个人的作品被人遗忘。相比之下，黎锦晖作品的寿命，相对要长一些。
       1956年，香港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决定用黎锦晖红遍海内外的名曲《桃花江》作为影片名，拍摄歌唱片。结果一炮打响，在香港掀起了歌唱片的热潮。姚敏谱写、姚莉演唱的主题歌《桃花江》，使用了黎锦晖《桃花江》的部分旋律，这首《桃花江》在我国港台和东南亚红极一时。新华影业公司1956至1960年拍了10部歌唱片和歌舞片，其中3部以黎锦晖的歌名为题，另两部是《葡萄仙子》(1956年)和《特别快车》(1957年)。1959年香港电懋公司拍摄彩色歌舞片《龙翔凤舞》，片中插曲选用由30—50年代流行的国语名曲改编，最受欢迎的是《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50年代香港歌唱片的兴起和姚敏、姚莉在香港开始走红，得益于黎锦晖的歌。
       第六，“后起之秀”是哪些人?“历
       久弥新”的是哪些歌?
       陈文说：“无论是黎锦晖自己或是与他同时期的许如辉等人，都无法与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后起之秀相提并论”；“……至今的流行歌坛上，《玫瑰玫瑰我爱你》与《夜来香》被翻唱的次数及流传的广度，绝对远远超过《毛毛雨》及《永别了弟弟》”。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探讨的问题是“后起之秀”包括哪些人?“历久弥新”的歌曲有哪些?
       1936年黎锦晖离开上海，流行歌坛的“黎锦晖时代”结束后，最先崛起的是出身于“明月”的“黎派音乐”作曲家。他们是黎锦光、严华、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和张簧等人。可称为经典的作品能够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我在《博览群书》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已叙述，不再重复。
       如果把“后起之秀”局限于陈歌辛，把历久弥新的歌局限于《玫瑰玫瑰我爱你》(拉上黎锦光和《夜来香》是作陪衬)，那中国流行歌曲的历史就没有辉煌可言了。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1940年“国泰”影片《天涯歌女》的插曲。吴村作词，陈歌辛谱曲，经姚莉灌录唱片后曾流行一时。当时追星族喜欢唱的流行歌曲很多，“玫瑰”和其它歌曲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50年代在中国大陆不能再唱流行歌曲了，“玫瑰”在美国被美国歌星弗兰克·莱恩翻唱和荣登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的辉煌，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80年代(也许是90年代)以后，陈钢开始宣传，才使关注中国流行歌曲命运的人，知道了这一信息。我想知道的是，在我国香港、台湾，以及新马地区，弗兰克·莱恩版本的“玫瑰”是否流行。是否有歌星翻唱?
       关于“玫瑰”被翻唱重录唱片的情况，50—60年代似是空白，70—80年代，凤飞飞和甄妮曾录过唱片，梅艳芳重录，用“玫瑰”的曲谱重新填词。
       弗兰克·莱恩翻唱的是英文版，只能在英语语系的国家和地区流行，说在“全球流行”确实是“言过其实”。
       黎锦光在流行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远远超过陈歌辛。把陈歌辛的名字排在黎锦光的前面是不妥当的。在陈歌辛走红歌坛之前，黎锦光早已成为时代曲的著名作曲家了。
       《夜来香》，是黎锦光时代曲创作成就的最高峰，也把演唱者李香兰推上了她歌唱生涯的巅峰。1946年李香兰回到日本，1950年推出了日本版的《夜来香》。当时日本处于战后经济的困难时期，《夜来香》的唱片竟一下子售出20万张。在日本，《夜来香》家喻户晓。《夜来香》是中国流行歌曲在世界上流传最广的一首歌，已经被译成英、法、泰、捷克等10余种语言。80年代，流行歌曲从港台传回大陆，第一首走红的就是这首《夜来香》，接下来是黎锦光的《采槟榔》和刘如曾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没听到“玫瑰”被传唱。
       第七，《解语花》和《上海老歌名典》。
       陈文说我的三本《解语花》“未成体例”，我这个编者“对音乐作品分析、对全球音乐工业的认识恐怕还是有限”；而陈钢的《上海老歌名典》，“可以说的确是上海时期流行歌曲的宝典”。那么，《解语花》和《上海老歌名典》是什么关系呢?我撰写的《盛开的解语花引来了抄袭和侵权》一文，揭露陈钢抄袭我的《解语花》的事实，已在《移居上海》杂志发表，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上海老歌名典》大部分歌曲抄自我的《解语花》。《解语花》中的歌曲，都是我几种版本对照，反复推敲整理出来的。陈钢出现的差错主要表现在他对一些歌曲所加的注释上，这些错误的注释表明，陈钢对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他父亲陈歌辛的作品知之甚少。
       在我就要结束本文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了台湾歌星费玉清演唱的《天上人间》：“树上小鸟啼，江畔帆影移……”这是又一位“后起之秀”严个凡“历久弥新”的传世经典。它是1941年艺华影业公司的电影《新茶花女》的插曲，叶舫词、严个凡曲，李丽华演唱，当年走红的程度远远超过“玫瑰”。长时间里，《天上人间》成为费玉清舞台演出的保留节目，灌录的唱片也在市场上热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这份遗产会越来越被历史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