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出版家。今年初，《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一辑五卷终于出版了。他的声音透过时光隧道传到了我们身边。
上海书店在编辑装帧上用足了心思：这套书封面颜色淡雅，略有光泽，隐隐透出国画笔触的花朵，像是从一长幅画卷上剪裁下来，五本的花相似又不相同，整齐地排放在一起颇为诱人。每卷书前配有不少照片图片。相信会吸引读者的兴趣，增进对作者的了解。五卷都是择其中一篇的题目为书名。在《儒林新史》卷后还附有《邵洵美著译年表》和他曾用的笔名、化名。
一
《贵族区》是小说集，十二个短篇，两个长篇。邵洵美是个诗人，但他在文学实践中，尝试过用各种文体来表现各种题材。早年他写小说，不同题材也用不同的文体。他说：“我写时评是一种文体；写《贵族区》时是一种文体；用了浩文笔名写短篇小说时又是一种文体；写《珰女士》时又是一种文体……”
描写一个大户人家糜烂生活的长篇小说《贵族区》取材于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读后能感到这些人对自己那种无聊无耻的生活与勾当习以为常，也能感到作者在情景的描述和语句的对白中吐露出的厌弃、不屑与讥讽。另一部长篇小说《珰女士》以女作家丁玲为主人翁。原是徐志摩1931年创作、刊在《新月》月刊上的未完小说。徐志摩意外空难后的第四年，邵洵美为他续写，这是邵洵美为好友徐志摩完成的未竟之业之一。他说，“志摩那流泉般（王争）琮的文笔是不容易学的，假使我续文的笔姿能有一些志摩的意味，那是我敬仰他的缘故；假使完全不像，那是我能力的薄弱，谨先求大家的原谅。”小说讲的是真人真事：珰女士(丁玲)的爱人蘩(胡也频)突然失踪，好友黑(沈从文)四处打听。珰女士找到廉枫(徐志摩)家，廉枫去找辛雷(邵洵美)……这些事在《徐志摩新传》和沈从文的《记丁玲》(续)均有述及。当然，小说是小说，有文学渲染，牵涉的人不少。邵洵美说，“希望他们看在文学的面上不要见怪。”
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个短篇《搬家》，那是他22岁刚从欧洲回国．，郁达夫夸它“大有乔治·摩尔的风味”。有趣的是，他一连写了四篇关于赌博的短篇小说。有人说邵洵美好赌，边赌边做诗，自称“赌国诗人”。事实上，他没有嗜赌恶习，或许早年他偶尔坐上赌台，输了，用诗自嘲一下。他的赌博小说让人以为是他的亲身经历。实际上，旧社会的大家庭里亲友聚赌是常事，尤其他父母的豪赌，几乎赔光了家业，给他的印象极深。他甚至为之钻研书本，因而他写赌徒心理的荒唐、痴迷、变态、无奈，细致入微，淋漓尽致。
二
《儒林新史》是邵洵美一些回忆性文章的结集。连载的《儒林新史》是旅欧纪事，记载了邵洵美在英国的留学生涯、在法国结识“天狗会”的留学生的经过。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文艺界政界的头面人物。最重要的是，回忆录点出了奠定他终生从事文学事业的起因——与徐志摩在巴黎街角的一席谈。《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述说他和这位文坛前辈间的忘年交，他甚至调皮地冒充一位女读者给老先生写信表示仰慕，曾孟朴却把来往信件披露在《真美善》上以扩大销售。《一年在上海》写出了他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后的遭遇和心情：倾吐在大家庭中为尽孝悌而受到的委屈，他此时经济上已处于拮据状态；八一三日寇突然进犯杨树浦，一夕之间，他几乎沦为“无产者”。当时离沪的友人对未离沪的人发生误解，邵洵美在文中指出：“假使我十几年的文章，谈话，行为，态度，没有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至少我的不爱金钱爱人格，不爱虚荣爱学问，不爱权利爱天真是尽有着许多事实可以使大家回忆的。”在此艰难之际，投敌的亲弟弟来拉他下水，他严词拒绝。这篇文章连载在他后来创办的抗日杂志《自由谭》上。当时躲在美国作家项美丽家赶译《论持久战》的杨刚读后感动得落泪。
这一卷可说是他的半本自传。在62年的人生中，1937年他31岁。他没有在“孤岛”沉沦，冒着危险创办抗日杂志的同时，并不放弃学问：一气发表了31篇探讨新诗理论的文章；后又钻进邮学，写过近70篇集邮文章。抗战胜利后复刊《
论语》，他又有许多精彩之作，晚年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取得较高的成就。这些，当在第二辑中与读者见面。
三
《不能说谎的职业》是随笔集的书名，内有他早年的作品，如《莫愁的愁》、《Schubert之一夜》等；有后来反映现实的《与青年谈钱》、《杨树浦的声音》等；有抗日情结的《情感与战争》、《痛苦的情侣》等。有描述他真实生活的，与徐志摩打麻将、和李青崖打桥牌的《几种赌与几个人》；有探讨人心的《真心话》，有议论作家文笔的《文如其人辩》；有讽刺意味的《钓鱼的哲学》，颇有哲理的《青年与老人》；有吐露自己对文学追求的《写不出的文章》，述说自己办出版的痴心与编辑刊物手法的《与达祖书》等。
从文坛的论争《小品文》，’到涉及政坛的《不能说谎的职业》，邵洵美的随笔包罗万象，检讨国人生活方式，分析社会现象，抨击政府劣政等等。更有几篇幽默的散文十分有趣，可供欣赏。如：《立志篇》、《谈睡眠》、《懒颂》、《以吃立国论》等。旨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双语刊物《声色画报》里的几篇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文章，都比较幽默。
他还有许多随笔，将与时事评论另外成集。
四
《花一般的罪恶》收集了他的诗，包括发表的和未发表的。邵洵美写过许多新诗，出版了三本诗集。22岁刚从欧洲归国出版的那本《天堂与五月》，他自己并不满意，后来人家一提起，他便脸红。最初他写新诗是自己摸索的，并不知道当时已有好些前辈正在为此努力。他承认“也许这是每一个写诗人必然地要经受的试探，因为我们第一次被诗来感动，每每是为了一两行浅薄的哲学，或是缠绵的情话，或是肉欲的歌颂。第一次写诗便一定是一种厚颜的模仿。再进一步是词藻的诱惑，再进一步是声调的沉醉……”他原想把不好的诗删去再出版，滕固劝他说：“第一本诗集不过是为孩童时代的过去留些痕迹，何必选择。”再写诗，他力求改正错误，次年删去了一半，加上新的，出版了《花一般的罪恶》。在和徐志摩的交往与切磋中，他的诗有了长进，开始在“肌理”上用功夫。1931年，失去志摩的打击令邵洵美再也提不起写诗的劲头，但他继续关注新诗的发展。1936年他冒着赔本的风险，出版《新诗库》。为十位诗人各出一本，包括自己的《诗二十五首》。他说：“十年的诗只有二十五首可以勉强见得来人。”其后，他默默地研究新诗理论。在新诗与旧诗，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探讨中，他一再强调“旧文学的神趣”。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生致力于新诗发展的他在晚年却以旧诗抒怀”。
年轻的他以为“诗是一座永久的建筑，自然界的一切是作诗最好的材料”。他要为诗，为文学奉献他的一生，在作为他两本诗集的序的那首诗的末句写道：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人们评说他的诗“唯美，颓废”。但邵洵美不可能脱离生活的现实，在他活跃于文坛的30年代，正是日本侵华的年月。我们可以从他出版的刊物里，从他写的一百多篇时事评论和编辑随笔里，看到他对国内外时局的关切，对日军步步进逼而国民党军队步步退让的不满，呼唤人们爱国抗敌。淞沪战役后，他在“孤岛”毅然创办抗日杂志《自由谭》。这里也收集了他的抗日诗歌《游击歌》。
五
“艺文闲话”是邵洵美在《人言周刊》设的文艺评论专栏的名称。以他的一篇对文艺各个领域的长篇评论《一个人的谈话》作书名。文艺评论他写过很多，这本集中的是一部分，在本辑完成后又不断发现了一些，当以后作补遗。
《一个人的谈话》里，邵洵美对诗、小说、戏剧，都有独到之见。他也谈文学与人格、趣味以及他自己的写作体验。文章写得很美，沈从文读后写信给洵美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美的散文诗”。邵洵美说沈从文指的是：诗一般的散文，散文形式的诗。邵洵美字写得好，黄苗子曾央他摘一段写在扇头上留念。有一些意见他开了个头，后来又写专文来伸长，补充和解释，也收集在后。
在积极推动新文学发展中，他思索这几个问题：一、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是新文学的出路。二、要追求“真的文学”。三、提倡文化，须得先有一班“文化的护法”。
下一辑将有他发表的大量时事评论、编辑随笔、新诗理论研究、作家画家介绍、书画评论、艺文闲话的补遗、中国邮票讲话和翻译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