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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热切呼唤文学世界的创作自由，其实，当这种“自由”具体落实到某一位作家的创作时，其空间与可能都是有条件和有限制的。因为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一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乃至“写得怎样”，并非完全取决于其临战时的主观意愿和主体努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自己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生活和创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和心理的“前结构”，即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收藏、生命积淀和艺术储备。从这一意义讲，作家对创作自由的追求实际上是对自身创作潜力与审美优势的寻找和发挥。
       如果我这一番说法还算有些道理，也大抵符合实际，并且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和审视作家与作品的一种普遍的视角与尺度，那么就应当承认，中年作家王昕朋、刘本夫拿出数年的工夫和心血，联袂创作以中原大地、黄河故道农民生活和命运为观照对象的长篇小说《天下苍生》，委实是一种清醒而明智的选择。这不仅因为中原大地、黄河故道的农民生活与命运，作为一种斩之不断的精神根脉和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早已构成了两位作家丰厚的创作资源和强烈的言说冲动，使他们在面对和驾驭这一切时，足以激情澎湃并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进步，他们一直回望着、咀嚼着和反思着曾经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中原大地、黄河故道的农民生活与命运，努力发掘着其中的精神元素与文化内涵，从而构成了记忆的深度和历史的重量。正是这种感受与思考的双重积累，使得一部《天下苍生》质文俱佳，显示出较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意义。
       翻开《天下苍生》，我们可以发现，全书的描写主要围绕中原大地上一个被称作平原县司马井公社三省庄大队三户庄生产队的地方展开，具体来说是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自1958年开展大跃进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这二十年当中所经历的人间冷暖和命运沉浮。毫无疑问，作家做这样的空间和时间选择是包含着严肃思考与良苦用心的：他试图通过三户庄人——实际上隐喻了中国最基层、最广大的农民兄弟——所走过的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历程，来重新打量和深入揭示曾经甚嚣尘上的极左思潮，以及极左思潮覆盖下的那段迄今仍是若明若暗的历史。要知道，1958年至1978年，正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极左思潮螺旋上升、不断膨胀，直至物极必反、峰回路转的二十年。应当承认，作家的这一番思考和用心，获得了成功的艺术转化。一部《天下苍生》确实为读者展开了沉重里浸透了苦涩、抑郁中弥漫着悲怆的历史画卷：盲目的大跃进、浮夸的共产风、荒诞的擂台赛、离谱的大食堂、无效的炼钢铁、愚昧的除四害，一连串脱离实际而又无法抵御的瞎折腾，以及由此导致的狂热、浪费和短视，将三户庄的农民置于了生存的绝境。一时间，吴黑豆、许景云式的外出逃荒，三叫花子、方小翠式的野地求生，以及更多人的瓜菜果腹，乃至柳叶儿、何樱桃式的为了活命以“色”易食，成了他们无可奈何、几近本能的选择。而这时，忽视生命的战天斗地和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又让他们的命运雪上加霜……就在三户庄人舔着伤口，忍着悲痛，稍获喘息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又骤然降临。长期的、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和经济破坏，使得他们原本贫困艰窘的物质生活愈发沦落不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仅仅是为了活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无可奈何地上演了“借粮”的悲剧……所有这些，很自然地构成了一种无声但却有力的画外音：在极左思潮的危害下，三户庄以及它所立足的中原大地乃至整个中国的民生之路，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窃以为，《天下苍生》虽然只有结尾部分涉及到了改革开放、春回大地的消息，但就整体而言，仍然不失为一部神牵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的重要作品。因为它透过自身的形象和倾向，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迫切性与必然性；进而告诉读者：中华民族要生存、要发展，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走改革开放的路。
       一部《天下苍生》，直面岁月烟尘中的阴霾、苦难与荒诞，弥漫着浓烈而持久的悲剧气息，但是却不曾将这些当作自身建构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目的，更不曾由这里滑向历史的虚无与意旨的解构。事实上，两位作家是清醒而敏锐的现实主义者，面对那段充塞着伤痛、也充塞着悖谬的时光，他们的创作固然拒绝着虚假，革除着粉饰，但同时又高度警惕着世相描写与时代评价的简单化、浅表化和片面化。为此，他们毅然摈弃了时下一些作品每见的无节制的“炫苦”和无尺度的“溢恶”，而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生活的本来面目出发，潜心发掘和努力烛映历史岁月中一些更为重要、更为深层，也更接近本质的东西。这时，作家笔下便站立起若干富有质感而又不乏新意的人物形象。譬如，由公社主任到县委书记的徐大头、生产队长魏天霖、公社粮管所长吴福这些乡村基层干部。在他们身上，有着共产党人的共性，如忠于职守，埋头苦干，心系百姓，实事求是等等，但更有着“这一个”共产党人的个性。在“左”祸猖獗的情况下，徐大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却敢于使用“偏方”和“怪招”，去釜底抽薪，去亡羊补牢，这是生存的智慧，也是无言的抗争；农事、农艺、农村、农民填充起了魏天霖全部的生活与生命，也构成了他“力”“利”相连的认知方式与处世原则，这一切使他在狂热中保持了几分清醒，也使他较早地走出了极左的梦魇；为了守住救济粮，吴福冷肠铁面，几乎六亲不认，乍一看来，这未免背离人性，但细一琢磨，又何尝不是一种大爱?显然，这些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仅为书中所写的病态年代和苦难生活平添了一抹亮色，而且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告诉人们：正义、善良与关爱民生，永远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人间正道!
       在为农村基层干部传神写照的同时，《天下苍生》还调动充分、饱满、深情无限的文字，着力塑造了以任王氏一家为代表的中原农民的形象。在作家笔下，任勿思虽然因为被错划右派、解职还乡而饱受屈辱与磨难，却始终不曾心灰意冷、自暴自弃，而是凭借精神与知识的力量，在劳动与逆境中创建着人格的意义与生命的高度。秦萍因要饭进入任家，后来成为任勿思的妻子。她的生命长期与压抑和苦难相伴，然而却在压抑和苦难中升腾起亮丽的人性与人情之美——一种多见于东方劳动女性的善良与忠贞、好学与坚韧。相比之下，任王氏的形象最为新颖，最为独特，也最为高大和丰满。这位由河北逃荒来到中原的女性，在饱经风霜、历尽坎坷的人生跋涉中，悄然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经验世界和精神天地：对土地的由衷敬畏，对吃物的格外珍惜，对苦难的透彻理解，对世事的敏锐洞察，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悲天悯人、扶危济困、豁达包容、处乱不惊等等，所有这些，既凸显着人物的性格，又连接着“母亲”的原型，似乎有一种本体的隐喻性。她使我们禁不住想起了出自任王氏之口的“心劲”说：“咱庄稼人过日子靠啥?靠的就是个心劲。咱老百姓有心劲撑着往前熬，俺不信就熬不来富日子。人没了心劲再有指望的日子也没指望了。”其实，任王氏本人的形象就是对“心劲”——中原农民性格乃至整个民族灵魂的生动诠释。正因为如此，窃以为：作品中的任王氏不仅折映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生具象，而且把我们带入了民族文化与心理的纵深处，使我们领略了任何灾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的真正原因。其审美意义显然不可小觑。
       与深沉的历史思考和丰赡的社会内容相协调、相呼应，一部《天下苍生》在艺术表现上亦形成了独特的优长和鲜明的个性。譬如，作为一部设定了明确地域方位的长篇作品，全书将中原大地、黄河故道的乡风民俗、人情物态、戏文杂耍、寓言传说，巧妙而自然地融入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其结果不仅有效地强化着形象与画面的艺术内涵，而且很自然地生成了一种地理与人文的色彩和魅力。再如，全书的语言可圈可点，叙述和描写酣畅而兼有清新，粗犷而不失细腻；人物对话更是大雅大俗，生猛活脱，直逼人物的性格；尤其是在风格层面，那种含泪的笑，苦涩的爱，那种悲剧内容的喜剧表达，幻化为反讽与张力，委实让人刮目相看，回味再三。
       倘要论及全书的不足，窃以为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作家对负面人物李作侠、鞠贯一的勾勒，留下了一些漫画的痕迹，有概念化乃至妖魔化的倾向，以致影响了人物的认识和审美价值。二是有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如柳叶儿与何樱桃的“一炮两响”以及其同性纠缠，方小翠的电锯分身等，似值得进一步斟酌。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大抵是事件的突发性压倒了性格的必然性，况且也缺乏文学必要的含蓄与美感。当然，这些白璧微瑕并不影响作品整体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