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书名叫做《卡萨诺瓦是个书痴》，一个听上去有些含混不容易定位的题目，而“关于写作、销售和阅读的真知与奇谈”这样一个副题，看上去也略略泛酸。尽管它始终围绕的是有关书的话题。可实际上，这绝非是一本正襟危坐谈论写作的书，起码是不必正襟危坐阅读。虽然在洋夷蛮种的历史上也不乏烧书的劣迹，但如同我们焚书之余也一向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一样，在那边，书也是受到尊敬爱惜的。所以《天演论》作者的孙子，一位也叫做赫胥黎的人说：对人类最好的研究就是书籍。
       说这些当然并非否认该书的学术水准，书作者的学术态度是无庸置疑的。如何将一个有意义——姑且不论其意义的定语如何确认——的题目，从学术角度阐释得有趣，无疑是一个问题。这里之所以用了有意义而没有说有趣，是因为在一个号称剧烈奔跑的年代，已经不敢轻易放言书是有趣的了。这也是前述之所以成为问题的一个缘故。另外的缘故则是，学术的阐述，起码在我们这里是难得有趣的。学术是严肃的，所以基本可以理解其所携带的无趣，或许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然而早有前贤说过，将最复杂的事情用浅白的语言表述出来，是最难的。所以，除了治学态度之外，板滞的面孔所象征的学术之严肃云云，除了故作高深以为炫技从而达到一种垄断之外，实在就是不得已的藏拙罢了。毕竟，学术并非先天就不具备可读性。
       据说会读书的人判断一本书时，习惯的招牌动作是先浏览一下目录罗列的章节题目。仅就这本书而言，其中不但有类似《与书籍有关的修养》《包罗万象的图书馆》这样打开一看不免平淡的题目，以及《罗格尔·克雷普尔的水产店》《关于编辑错误的四大误区》这样令人感觉有些游离含混的章节，当然更有《拙劣的致谢》《最容易被偷的书》这样一见便欲痛读的标题。不过，假如一旦真的翻开来，便会像梁山头领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时往往口滑一样，不再顾念题目如何而不由自主收不住脚地一路看下去。因为不论题目上透露出的对眼球吸引力的程度如何，里面的内容，其实都很精彩，果然包含许多真知和奇谈，更有仿佛大暴雨前急于搬家的蚁群一般层出不穷的妙语横生。看来这本书的作者在起标题时，并不着意烘托所谓看点，或者，他着意的是另外的不为我们所习惯的看点吧。
       书中要紧的是作者的叙述口吻，并不为了急于吸引你而陡起峰值，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从容不迫，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可一旦读将进去，就会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陷入彀中，一页页追踪下去。我想，这便是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缘故吧。
       最好玩的是，作者把作家和写作这些在大众视野中一贯以为高尚的人和事，从半空中拽下来，放平到焦燥或者湿漉漉的地面上。譬如他指出，有一个军团那么多的全职作家都因为没钱结不了婚，除非他们的配偶有个好工作。
       作者甚至不厌其烦地罗列出为了讨生活，作家们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工作：牧师、家庭教师、督学、除虫人、消防员、焊锅匠、石油公司经理、银行职员、股票经纪人、建筑师、药剂师、码头工人、卡车司机、间谍、广告人、裁缝、保险经纪人、内科大夫、牙医，卷笔刀推销员、商船船员、矿工、农夫、劫匪、丧葬事物管理员、验尸官……
       当然，这些五花八门的工作，可以解释为成就大事业者必须的磨难，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现实的困境则是，“一个作家的问题是当他献身于这种最为光荣的事业的时候，他还得养活自己。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他得找点儿别的路子来养活自己”(第57页)。过去我们知道，为了保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恩格斯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做生意。这样被迫的情形，也大量发生在许多作家身上，譬如在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家中，除了做家教的勃朗特三姐妹外，著名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威廉·巴勒斯担任过驱虫人，干过码头工人的是杰克·伦敦，做过卡车司机的是阿瑟·米勒，亨利·米勒当过裁缝，内科大夫里有柯南·道尔和契诃夫，卷笔刀推销员则是写了26部“人猿泰山”系列小说的埃德加·莱斯·巴勒斯。也唯其如此，维吉尼亚·伍尔夫才说，她觉得从她那个坠马而死的姑妈那里继承的遗产使她获得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比为妇女争取立法委员的选举权可重要多了。
       尽管如此，据说在“你退休以后要干什么”这个问题的最常见的回答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写一本书”，仅次于“多打高尔夫”(第48页)。这让人想起了西塞罗说的话：“世风日下，小孩子都不听大人话了，每个人都在写书。”看来，成为作家的梦想，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
       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这个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作家拥有非常出色的成就，而他们的收入极大地影响了统计数据(第49页)，他们之外的大多数，则“只是干活儿拿薪水的工人，他们的工钱包括版税以及免费拿到几本样书，还有，想多要几本的话，有打折购买的特权”。严峻的事实是，“18世纪没有足够的阅读供作家谋生，而20世纪则有太多的东西可供阅读以致作家无法谋生”。所以，“没本事养活自己”可以作为对心甘情愿挣扎于纯文学写作的作家的定义。而一位卖文为生的博士更宣称：要不是为了钱，只有笨蛋才会去写作(第46页)。
       中国的作家往往不肯承认自己为钱而写作，害怕显得自己不够高尚，与普通百姓混为一谈。其实，正如作者所说，金钱始终是作者们最终极的创作动因，我们应该高兴地承认。不管作家们承认与否，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本书透露了作家们的若干趣闻。譬如，蒲柏创作的时候要在旁边放上一箱烂水果，那种腐烂的气味可以激发他的灵感；法国推理小说作家乔吉斯·西默农一个月就用蝇头小字写出了一部小型的长篇小说，卓别林问他为什么把字写这么小，他回答说：“这样手腕子可以少费点劲儿”；每当有人送来一本书，达尔文就会用刀子把书脊切开，连着封面、封底一起拆下来，然后把拆散的书页放到一个盒子里。
       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信息。譬如，热衷于保持语言纯洁性的法国，其文盲的百分比是工业国家平均值的两倍。法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是他们花在书籍上的两倍。而1994年美国家庭花在阅读上的钱(平均165美元)不到他们花在个人护理用品(397美元)上的一半。这样的信息，或许可以让整日喟叹阅读状况江河日下的人松口气：人心不古，哪儿都一样。至于富豪们用精装书堆在家里装点门面，也不是咱的专利。英国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早就说了，书籍是有钱人的家具。特别让我们感觉欣慰的是书中还特意提到了著名的王朔老师(第84页)，是在说起一些以高产而被誉为写作牲口的作家时提到的。
       当然，将作家和写作从半空中拽下来，放平到焦燥或者湿漉漉的地面上，不过是向世人揭示作家和写作的本来面目。正如马瑟尔·普劳斯特说的，一个对书籍有着高超见解的人，同时也是对之施与善意嘲笑的人。而这本书的作者更以为，研究书籍、读物以及人类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太把他们当回事儿。
       文中许多精彩的地方，除了可以方便像周作人以及本文这样的大量“文抄”征引，也不乏花前月下酒足饭饱等场景中的谈资。只是有个前提，听者得是对阅读感兴趣，至少不厌弃的人。
       至于被用作书名的那个人，请允许我再抄一次：
       卡萨诺瓦有一份多才多艺的人生简历：基督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会拉小提琴，当过兵，神秘主义者，外交官，戏剧制作人，善于跳舞，多次蹲监狱，当过演员、丝绸厂商、骗子、间谍、政治评论家，还有，哦，作家。……写作正如女人一样，在他的丰富多彩的人生中无处不在。一个威尼斯警察在报告中说他“以文人之名”四处招摇。
       这位仁兄的简历再次印证作家谋生形式多样性，还弥补了若干空缺。此外，他还是个风流韵事制造者，据说其主要经济来源是女性资助，用书中的话说，“他尊重女性，而不是利用她们，她们也都以爱来回报他”。他用法语撰写的回忆录，追述一生亲历的各种风流韵事，成为当时全欧洲的畅销书，他的姓氏也成为风流浪子的代名词。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他是个狂热的书痴。“书籍就像瑞士军刀一样，为喜爱与它们互动的人们提供无穷的创造性和启发性”，风流浪子也不例外。
       尽管作者说“书籍出售的有效期和酸奶差不多”，但真正的好书不会变成酸奶。这本书便是。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