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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非洲大陆开始觉醒。六七十年代，一个又一个非洲殖民地接踵宣布独立，非洲人民获得新生。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有幸先后采访了肯尼亚(1963年12月)、马拉维(1964年7月)、莫桑比克(1975年6月)和佛得角(1975年7月)非洲四国的独立庆典活动。三四十年过去了，当我提笔追忆往事时，有的已不易记清，而有些事则难以忘怀。本文仅就在肯尼亚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作为回顾和历史借鉴的追述。
       1963年12月12日是肯尼亚的独立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庆贺。当时，周恩来总理将率领庞大代表团出访非洲13国和阿尔巴尼亚，任代表团副团长的陈毅副总理准备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后前往开罗，与周总理会合，一起进行14国之行。那时由于我国民航事业不发达，周总理出访乘坐荷兰航空公司包机，陈毅副总理包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发地点都在昆明。我国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乘坐由外国航空公司飞行员驾驶的包机，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先期抵达昆明。随同两位领导人出访的代表团成员，于12月初乘坐中国民航伊尔18包机由北京起飞前往昆明。由广播事业局、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5人组成的采访肯尼亚独立节的记者组也搭乘这一包机，我是其中的一员。旅途中，代表团主要成员、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雨田等同志在前舱打桥牌，谈笑风生，十分热闹。在昆明稍事休息数天后，陈毅副总理在王雨田(后为我国驻肯尼亚首任大使)的陪同下先期启程飞往肯尼亚，周总理亲自到机场送行。
       由于路途遥远，英国航空公司包机在南也门亚丁机场降落加油。当时的南也门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所谓“南阿拉伯保护地”。殖民当局没有安排代表团到候机室休息，陈毅副总理走下飞机在停机坪上朝着旭日晨曦展开双臂，做深呼吸活动筋骨。加足油后，飞机继续向南飞行。当飞机飞临肯尼亚最高峰——耸立在赤道南侧、海拔5199米的死火山锥巴蒂安山时，机长特意邀请陈毅副总理进入驾驶舱，坐在副机长的驾驶椅上，透过机窗观赏重峦叠嶂、高峻陡壁的群峰奇景。陈毅副总理意趣盎然，指着终年积雪的峰顶连声赞道：“雄伟!壮观!”并招呼我们几个记者逐个与他一起共赏奇观。我们这批记者当时都是三十来岁，尽管久闻陈老总豪爽、平易近人，但真与他同乘一架飞机出访总还是有些拘束。陈毅副总理大概察觉到了我们这一心态。他不时走出前舱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拉起家常。他不爱高谈阔论，在谈到非洲形势时言简意赅，首先肯定形势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道路还很艰巨，不要认为非洲国家一独立就万事大吉，对原宗主国的势力和影响不可低估。他要求我们加强对国际形势及其演变趋向的调查研究，当一名深入采访、报道真实、有独立见解的记者。他的一番话，对我这个刚踏进新华社大门不久、半路出家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受益不浅。在我以后30多年的新闻事业生涯中，他的这番话始终对我起着鼓励鞭策的作用。
       据我所知，在我国派遣庆贺独立国家庆典的代表团中，以陈毅副总理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的规格最高。新华社总社对采访这次庆典十分重视。除了驻肯尼亚分社的两位记者外，另抽调在非洲三国分社的三位记者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加上我们从国内去的5个人，共有10名记者，阵容可算相当庞大了。在内罗毕机场欢迎陈毅副总理的是肯尼亚财政和计划部长基巴基，他是肯尼亚最大部族吉库尤族人，是肯雅塔总统的亲信。
       肯尼亚是以位于赤道高原上的肯尼亚山(当地语言意为白色的山)命名的。肯尼亚是个东非古国，赤道横贯中部，东南濒临印度洋。东非大裂谷的东支纵贯高原的西部，谷底在高原面以下450至1000米，宽5万至10万米，谷底屹立着许多火山，有些仍在继续活动。全国共有48个部落，吉库尤族占全国人口的20％，其他大部落有卢奥、卢希亚、坎巴等。这个土地肥沃、风光秀丽、气候宜人、人民勤劳的国家，在15世纪后叶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相继入侵，192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从20世纪20年代起，肯尼亚人民开始进行反殖民统治的斗争。1952年，肯尼亚爱国武装组织“茅茅”领导农民开展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同年10月，“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肯雅塔和数万名民族主义者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肯尼亚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在1963年12月12日举行的独立庆典仪式上，当肯雅塔用国语斯瓦希利语宣布肯尼亚正式独立时，聚集在庆典现场体育场上的数万名群众，高呼“乌呼鲁”(自由)和“哈拉姆比”(团结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无数的男青年手持长矛，头戴插着羽毛的草编帽，袒露上身，脸上臂上腿上都抹上用草皮和油彩混合制成的涂料，敲着皮鼓，边歌边舞。成群妇女光着脚，按着男青年的歌声节奏，热情奔放地跳起民间舞蹈。跳得兴奋时，她们卷起舌头，用特有的传统技巧，发出又尖又响的呼啸声，把喜庆气氛推向高潮。当晚，在内罗毕市政府举行庆祝晚宴，跳的是交际舞。身着元帅服的陈老总既庄重又和蔼，神采飘逸，他不时与人交谈，活跃在人群之中，过后他坐在一旁，悠闲地喝着饮料，偶尔向舞池飘望一眼，忽然转过身来对站在身后的几名中国记者说，“你们为啥子不去跳啊?”说罢，洒脱一笑。
       独立庆典一结束，陈毅副总理就启程前往开罗，陪同周总理进行14国之行。原先包用的英国航空公司客机因内罗毕机场在独立日之际飞机起降繁忙，只得停候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机场。不料这架包机突然出现机械故障，陈毅副总理一行只得转乘班机。令人诧异的是，肯尼亚政府竟未派一名官员前往机场送行。时隔一两年后(注：1964和1965年)，事实才让人明白过来。这不是一个由于疏忽而造成的独立的外交失礼事件，而是日后两国关系恶化的潜伏预兆。
       独立日前不久，肯尼亚有关部门安排外国记者前往一山区，采访同意出山的一部分“茅茅”成员把武器交给政府的仪式。我们记者小组也在被邀之列。仪式是官样文章，不能引起人们多大兴趣，而印象深刻的倒是“茅茅”成员的漠然神态和一身装束。他们披着长发，光着脚，上身盖着树叶，乍一看犹似长年藏居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野人”一般。仪式一开始，他们按着信奉的原始宗教教规，俯伏在地，面朝太阳，默默祈祷。他们脸无表情，但目光炯炯，缓缓放下长矛和枪枝。忽然，已故“茅茅”领袖基马蒂的夫人出现在山坡上，她深情地凝视着这些被政府招安的“茅茅”成员，然后一转身疾步奔向山坳，消失在密林之中。据政府官员私下解释，基马蒂夫人尚未下定出山决心，想看看出山后的“茅茅”成员受到何等安置后再作定夺。据说，当时仍有不少
       “茅茅”成员及其家属因对政府的招安心存猜疑，更担心英国人在背后耍花招而拒绝出山。独立后没有彻底解决“茅茅”运动问题，无疑成了肯尼亚当权者中实力派的心腹之患。
       独立日后，新华社总社让我留在肯尼亚，接替原来的两位同志任分社记者。我于是成了1963年至1965年中肯关系演变的见证人，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政治漩涡之中。在初期，由于我国在肯尼亚尚未建馆，那时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当艰巨，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市区的公寓楼里(我爱人许惜惜1964年夏才抵达肯尼亚)。向总社发稿，自己用打字机打好英文稿，然后开车到邮电局，付完钱把稿子交给他们，由他们发出。至于发不发走，那真是天地良心的事了。与现在的发稿条件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的非洲局势十分动荡，刚果(利)卢蒙巴被害事件震撼全球。肯尼亚是刚果(利)调解委员会主席，我去采访会议新闻时带上我的唯一采访武器——打字机，稿子写好后，就在会议厅里把稿子发走，免得在途中来回折腾。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当地朋友电话通知，说在英国大使馆门前发生群众示威，抗议西方国家支持刚果(利)政变当局，酿成杀害卢蒙巴事件。我连忙身背照相机前往采访，只见上百名肯尼亚示威群众向英国使馆大院内投掷石块。忽然数名青年把装满汽油的酒瓶点燃后抛向停放在英国使馆大门旁的外交车辆，顿时浓烟滚滚，数辆汽车着火燃烧。我本能地调整相机焦距，连忙摄下这一镜头。这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字记者来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是个难逢的好机会。后来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难免使我有点沾沾自喜。
       肯尼亚的交通和电信事业在东非来说比较发达，常驻在肯尼亚的外国记者不少，绝大部分是西方记者。哪里有事他们就往哪里跑。中国记者无此便利条件，因与我国建交的东、中非国家不多，要办一个出入境签证是件大难事。肯尼亚有个外国记者协会。当时的中美关系是敌对的，中美两国记者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而且中苏关系又不好，所以协会主席只得由法国记者担任，对此大家都能接受。我当时在外国记者群中有点“孤军作战”的味道。当地的新闻媒介尚未摆脱英国影响，第一大报《东非旗帜报》是英国人办的英文日报，不时发表攻击我国的文章。另一家由印度人办的《民族日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真是步履维艰。
       肯尼亚政府对我国使馆人员加以限制，只准派驻10人。回忆起来，主要由英国人掌管的机场移民当局，对我国过境人员多次故意刁难，有的性质相当严重，成了涉外事件。如：新华社的杨翊同志和另一位印尼朋友都是亚非记协负责人，他们从乌干达途径肯尼亚前往索马里，在内罗毕机场办理边境手续。按国际惯例，像这样的国际旅客可在过境城市停留48或72小时。内罗毕机场移民当局对那位印尼朋友予以放行，可进城过夜，而硬是把杨翊同志扣在机场的一间小屋里，将门倒锁，不准他进城。我当时去接机，经再三交涉无效。后经我使馆向肯尼亚外交部正式交涉，机场移民当局才不得不让被扣了一夜的杨翊同志进入内罗毕市区。又如：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朱穆之同志和总社的汪家桦、沈毓强二同志在坦噶尼喀(注：1964年4月26日与桑给巴尔合并，国名改为坦桑尼亚)举行的东非记者座谈会结束后，乘机前往西非。因无直达航班，需在内罗毕转机。我随同他们从达累斯萨拉姆一起来到内罗毕机场。前往西非的机座已订妥，约凌晨2时离境起飞。王雨田大使来到机场贵宾室迎送朱穆之三同志。不料，约在半夜11时半，一名印度籍机场移民官员闯入贵宾室，奉命通知朱穆之三同志必须于12时改乘另一班前往苏丹喀士穆的班机，提前离境。王雨田大使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严重违背外交惯例的无理要求，当即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我起草外交照会，向肯尼亚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
       在我担任记者的两年半里，中肯两国高级官员互访不多。在肯尼亚独立一周年时，我国派遣以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为团长的政府贸易代表团前去庆贺。肯尼亚副总统奥廷加是第二大部落卢奥族的领袖，被舆论视为既是“亲苏派”又是“亲华派”，与属于最大部落吉库尤族的肯雅塔总统政见不一，貌合神离。受奥廷加的邀请，代表团盛情难却，在王雨田大使陪同下前往他的老家——位于景色秀丽的维多利亚湖畔的基苏木市参观访问。我随同前往采访。基苏木一带是卢奥族的集聚地，老百姓都居住在圆顶茅草屋里。奥廷加也不例外，当然他的茅屋陈设讲究，冬暖夏凉，四周是他家人的大小不等茅屋。当地的部族头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头人的茅屋居于中央，他想安歇在哪里，就钻进盖在周围的其中一个妻室的房里就寝。
       回程路上，代表团的两位同志乘坐我驾驶的汽车。由于黑夜迷路，没有跟上卢绪章副部长乘坐的轿车。一路上漆黑一片，当时的公路质地较差，不宽也不平坦，汽车越过东非大裂谷群峰隘口，穿过猛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险象环生。车里一片寂静，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能见度很差的前方，唯恐出现意想不到的险情。那两位同志比我还紧张，屏着气，一不喝水二不充饥，怕干扰我，在驾车中走神。好不容易，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行程，只见远处闪烁着零星灯光。顿时车内出现交谈声，听到舒气声，我那一直紧握着方向盘的双手也由僵硬变得柔软起来了。一看地图，我们已到达地处基苏木和内罗毕中途的纳库鲁市郊区。进入城区后，绕了几圈，忽然发现在一家饭店门口停放着卢绪章副部长等人乘坐的汽车，原来他们十分焦急地在那里等候我们。进入饭店，那两位与我同行的同志，赶紧要来一杯热咖啡，给我压惊，那时我们的脸上才真正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现在回想起来，代表团不该专程去基苏木，这不在于我个人可少冒一次晚间行车的风险，而是无谓地又加深了一层肯雅塔对我国的猜疑。
       时光易逝。一眨眼，45年过去了。我35岁那年首次出任驻外记者，晚了一些，采访经验明显不足，又身处那样的复杂环境，要独当一面，的确有点难为我了。1965年后，肯尼亚领导层内部矛盾越来越深，枪杀政界人物的事件时有发生。为安全起见，我使馆领导决定我们夫妇两人白天去城里的分社住所上班，晚上在近郊的使馆馆邸内住宿。事态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肯尼亚方面不断发表反华言论，调门也越来越高，甚至发展到单方面采取不友好的外交行动。1965年夏，首当其冲的是不持外交护照的我，后来我使馆的临时代办和一些外交官也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中肯两国关系进入低谷。
       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我国在世界的政治影响和威望不断扩大和增强。庆幸的是，从1971年起，中肯两国关系出现好的迹象，逐渐走上正常化道路，近年来两国关系更是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记得1975年6月底，我们新华社记者一行5人，在结束莫桑比克独立日的采访任务后，奉命前往西非，接受顺访几内亚(比绍)和专访佛得角7月初独立日的新任务，途中要在内罗毕机场转机。那时的新华社驻肯尼亚分社记者徐洪福同志特地到机场看望我们。徐洪福同志深情地对我说：“老王，你是不是想进城看看你过去工作过的地方?”我对他的好意，淡然一笑。是啊，离开肯尼亚整整10年了(注：1965年，我离肯尼亚回国)。肯尼亚毕竟是我记者生涯的起跑点，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内罗毕令人迷恋，如能与多年未遇的肯尼亚老友重逢叙谈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