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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关]本特利等著，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120.00元。
       写作全球史无疑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世界史或者全球史的写作出现甚晚，在以地理单位为范畴的历史写作中，国别史和地区史一直是大宗。对全球史的写作而言，显而易见的障碍来自史料和史家。从史料的角度看，一旦全球史的写作成为可能，来自各地的史料就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所能把握和处理的限度；从史家的角度看，有能力驾驭来自广幅地域的不同文字、不同类型、不同写作传统的史料的史家向来屈指可数。正由于这种难得的才能的限制，我们并没有看到全球史写作的大量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到全球史的写作时，仍然动辄言及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原因。
       比史料和史家的限制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史写作的法理地位。为什么需要写作全球史?全球史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记录世界的历史吗?“全面记录”国家的历史尚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遑论全球的历史?因此，从一开始，全球史的写作就是一种“宣示”写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以全面补充新材料为卖点的全球史，每一种全球史展现的都是史家对史料的取舍判断和裁剪、编辑和陈述的方式。从国别史和地区史升格而成的全球史不可避免地以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心取舍材料和进行叙述，这个意义下的“全球史”实际上是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世界的历史，本质上与国家史无异。以往的全球史名著遭遇诟病也多出于这个原因。但是，抛开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真的存在泛世界的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进程吗?在这个问题上，向来众说纷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特利和齐格勒主编的《新全球史》的意义也就在于提出了全球史的一种新读法。
       《新全球史：文明的传统与交流》的译本书名略有调整，可能反映了中文本出版者力图与诸如《全球通史》等名著作出“新”“旧”区分的用意，也恰好暗合了作为《新全球史》写作的学术背景的全球史运动。写作结构无疑是作者史观的最好的诠释。在《新全球史》中，作者们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将全球史的框架表述为建立在“主题”上的“结构”。此处的“结构”指时代结构，即在时间轴线上对全球史的划分方案。而“主题”是形成时代结构划分的动因。《新全球史》的作者们将历史区分成为七个主要的时代。无论是将历史划分成为若干段落的想法，还是在具体的划分方案上，七个时代的划分都已经有学者提出过。若干重要的分界点的选取也有前例可循。如以公元前500年早期复杂社会的全面出现作为第一个时代的终结，以公元1500年地理大发现为全球近代历史的起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为全球当代史的开始。仅从分期方案上看，最显著的变化是第四个时期的命名，传统上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没有沿用。一方面，新的研究揭示中世纪并非是个“黑暗”时代，而另一方面，即使确属西欧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但也不具有全球性意义，这个时期的东亚和伊斯兰世界丝毫没有“黑暗”的迹象。
       在有几分类似的时代划分方案背后，作为七个时代的基础“主题”是与此前的全球史写作截然区分开的特质。作者们提出了一组对应的词汇“传统”与“交流”。他们进而解释，“传统主题，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的组织、维持和衰落”，而交流则“关注于交通运输、贸易往来和交互影响等能够维系某个社会组织与其相邻组织和周围更广大地区联系的手段和方法”。这两个词汇的选择是颇费思量的，与作者们，以及新全球史运动的主张密切相关。在新全球史运动之前，全球史写作的主题多是沿着两个思路写作，一种思路是从宏观的范围对文明的命运的跨地区研究和反思。这种具有“资治通鉴”倾向的研究缘起甚早，20世纪上半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可以看成一个范例。晚近的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也属于这个类型。而另一种思路则是全球史掩盖下的国别史或者地区史。这种写法曾经普遍流行于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全球各地的历史是否被纳入叙述之中取决于是否和本国本文明相关。历来为人诟病的“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写作方式其实不仅见于西方，在任何社会中都有类似的视角。在《新全球史》中，作者们小心地避免采用任何具有政治联想意义的词汇，因此使用“传统”而不是习惯上常常使用的国家或者地区，而“交流”则是不同“传统”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往历史写作中的具有主从关系的移民、贸易、战争、传播等等都转换成为平等关系的“交流”。
       在《新全球史》中，虽然叙述内容上也有重要的调整，但是相对于框架和关键词的变革，反而显得不够突出了。不同地区的文明都被等量齐观地视为不同的“传统”，在公元1500年之前的文明的写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们没有为古典文明，以及由此上溯的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预留一枝独大的地位，不仅南亚、东亚的文明都占有足够的篇幅，甚至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等地都专门提及。同时，在各个时期之间，以往一直被强调的西方文明的连续性基本隐而不论。每个时代的“传统”的组合各不相同，也不存在一个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连贯的传统。
       《新全球史》的原版在美国颇为流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本大学教材，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学术流派的正名之作。现在被称为新全球史运动的兴起，以1982年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成立和1988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历史学刊》杂志为标志，将全球史从一个教学科目转变成为真正的研究领域。一些重大的课题，如人类历史上的迁移，饮食，经济结构，营养结构和健康等，也只有在跳出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局限之后才变得更加清晰起来。本特利教授和齐格勒教授都服务于《世界历史学刊》，本特利教授于1988年创办这个刊物，并一直担任主编，而齐格勒教授长期以来主持这个刊物的书评部分。另外，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两位作者都来自夏威夷大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很多学术潮流一样，新全球史运动起源于美国中西部地区，很晚才得到东北部精英文化圈的回应。夏威夷大学在新全球史运动中占据了同样重要的地位。可能由于地缘关系，夏威夷大学很早就关注太平洋两端大陆的文明的交往和沟通，也一直致力于建立不同于任何大陆体系的世界历史和文化观察视角。这里不仅有颇为独特的东西方研究中心，也出版了诸如《亚洲观察》、《佛教一基督教研究》和《东西方哲学》等众多知名杂志。无怪乎这里也成为新全球史运动的中心和实践前沿。
       由于身处其中，我们很难判断《新全球史》所表达的反西方中心观念和大尺度研究视角是否矫枉过正，是否有待于未来的新的学派予以修正。但是，《新全球史》所表达的时代感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