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德]雷马克著，朱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版，19.00元。
2008年是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诞生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正直的作家。
爱情与死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只是个概括的说法，此外，应该还有其他“永恒主题”。我觉得，复仇即其中之一。就震撼力而言，复仇很多时候是超出爱恋的。《
水浒传》之《武松斗杀西门庆》、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是中外文学中描写复仇的典型。我们在阅读小说或观赏据它们拍摄的影视时，复仇的快意油然而生。
并非在下崇尚暴力，在某些法律无能为力的环境中，复仇许是伸张正义的惟一途径(就是法院根据法律对罪犯作出的惩罚不也隐含着为受害者“复仇”的意味吗)。
雷马克的《凯旋门》是一部爱恋与复仇交错融汇编织成的撼人心魄的小说。它是雷马克所有流亡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人在旅途的寂寞忧伤和爱情的缠绵悱恻是《凯旋门》的亮点，而复仇故事是读者目光聚焦之处。小说主人公拉维克是德国一名外科医生，1933年因帮助朋友逃离纳粹追捕而被盖世太保头目哈克滥施酷刑后关进集中营，女友茜贝尔也因此而备受折磨、侮辱而自尽。拉维克侥幸逃离集中营流亡巴黎后的一天，撞见了他搜寻已久的盖世太保哈克，心头骤燃复仇的怒火……
《凯旋门》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描写拉维克的流亡生涯和他与琼·玛陀的曲折恋情。表述“复仇”情节的，先后只占全书七分之一的篇幅，可我觉得，这些却是整部“交响诗”似的小说中的最强音。如果没有它，小说将大大逊色。历史的创伤、时代的悲剧、人生的无奈以及道德与正义的最终伸张，凭借雷马克以忧伤、细腻的笔触，围绕“谋杀哈克”前后的情节设置与心理剖析，得到了充分、深刻的阐发。
从柏林潜入巴黎搜集情报顺便寻欢作乐的哈克，撞到了拉维克——哈克已认不出这个被他残害过的人。拉维克乘着夜色将仇人诱进“万籁无声的黑沉沉的森林”，杀死了他。雷马克详尽地描述了极为紧张的谋杀全过程(包括将尸体毁容、消灭痕迹)，但这并非暴力犯罪的宣扬，而是借助大量深入细致的心理刻画，让读者逐渐认同这不是“谋杀”，而是正义的伸张。
为坚定自己的复仇信念，从未杀过人的纳粹受害者拉维克对他的好友莫罗佐夫说：“……今夜就不知道进行着多少杀人的勾当，鲍里斯。每一夜……都市在燃烧着，垂死的犹太人在什么地方呻吟，捷克的民众在森林里悲惨地挣扎，中国人在日本的汽油里被烧死，给鞭笞得奄奄一息的无辜，在集中营里爬行——难道，当我们可以铲除一个凶手的时候，反变成了婆婆妈妈的神经质女人了吗?我们要找到他，消灭他，那就得了。”在守候等待仇人出现之际，一种思绪又从拉维克内心涌出：“那决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复仇行动，而是假如他不干，他会对一桩滔天大罪负有责任”；“这不再是他个人的一件小事”，“比他个人的事重要得多”!这就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个普通百姓的个人复仇行动，也体现了国家、民众乃至历史的正义。
杀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来说并非易事。但当酒醉的哈克在驰往黑森林的车里醒来，他那双冷酷的眼睛和刺耳的嗓音，让开车的拉维克触电般骤然记忆起“灰色的墙壁、惨白的灯光、鲜血的腥味、皮鞭、汗水、痛苦和恐惧”……这些惨象扫除了拉维克复仇行动之前的“那踌躇，那烦躁，那动摇”。他随即毫不犹豫地加速，再猛地刹车，利用惯性撞昏了要求他“开回去”的哈克，然后用活动铁扳手将他击毙。当拉维克看到用一块浸透了油的破绒布盖住的哈克的脸，被自己砸得稀巴烂时，他的心理活动是：它“好像(难友)里森费尔特的脑袋。他感觉到自己的牙齿咬得很紧。但也不像里森费尔特的脑袋，他想。里森费尔特的脑袋还要惨得多，那时候他还活着咧”。
对昔日无辜受害者的惨状的回忆，消解了他使用暴力复仇时所产生的罪恶感。复仇之后，拉维克“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这样的自在和轻松，好像打开了关闭着往事的一把锁”。他发现，这是一个恬静的夏天的早晨：白杨、开满矢车菊的田野、新烤面包的香味、小学校里传出的儿童歌声、洗好的衣裳在风里飘动、燃烧过的田野开始返青……
对于因他而自杀的女友，那个“曾经像六月的黄昏那样出现在他生活里”的茜贝尔，拉维克以前从来不敢回想哈克传她到刑讯室的那一天；从来不敢回想到她脸上那种惊慌恐惧得发疯的表情。但此刻，他不再“抗拒回忆”，“什么东西已经松开了……她那扭歪的嘴开始在闭拢，眼睛消失了那种呆板的表情，血色温柔地回到了她那铅粉似的苍白的脸上，再也不是一张永恒的恐怖的面具。”而拉维克设想的在杀死哈克前与他进行的对话：“你认识我吗，哈克?你知道我是谁吗……”，让雷马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复仇的快意，成功塑造了一个复仇者(而不是杀人犯)的形象。
《凯旋门》，因爱情的缠绵与凄美而动人，更因正义复仇的行为和快意而永恒。所以我说：复仇，也应该是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行文到此本可打句号了，但还想补充一下：我不是个复仇主义者——冤冤相报何时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之间、集团之间，尤其是民族、国家之间，难免因利益摩擦、冲突乃至战争而造成彼此间的仇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们尊敬的南非开普敦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如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像中东发生的冲突正是这样极具破坏性。这样做和平与安全不可能真正到来。复仇和暴力只能生发出更多的复仇和暴力。”图图盛赞南非令人宽慰的经历：“人们表现出真正的宽宏大度。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图图：《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序言》，江红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版)。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加害者必须直面真相，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这是对受害者人格和记忆(也就是历史)的尊重。
图图在书中举了个智利剧作家阿利埃尔·多夫曼(Arie Dorfman)的戏剧《死亡和少女》的例子。我正好看过根据此剧改编的电影。它描述一个少妇的丈夫刚被任命为国家真相委员会成员。一天，少妇在厨房忙活时，有个人因车子抛锚，进来求助。少妇看不到他，但从他说话的声音，辨别出他就是在集中营蒙住她的眼睛折磨、并强奸她的那个家伙。在丈夫出门为来客去找修车工的时候，少妇设计把他捆绑起来，也蒙上了他的眼睛，然后审问他当年的罪行。此人开始百般抵赖但后来还是承认了，等着少妇复仇将他一枪毙命。出人意料的是，少妇却将他放了。图图分析说：罪犯“矢口否认，击中的是她(少妇)人格的核心、她的整体和她的自我，而这一切都是和她的经历、她的记忆密切相关的。否定真相无疑颠覆了她的尊严和人格。”我们“力图恢复和肯定那些长期被缄默不语、被变成了无名氏和边缘人的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格。”这位少妇一旦恢复了“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格”，就重新有了宽容的能力和勇气，最后放了那个曾加害于她的人。
但是，也正如图图所说：“那些被指责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群体，总是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承认自己能干出种种暴行，……他们采取否认策略，声言某某事根本没发生过。”“罪犯应该承认真相，准备并愿意道歉。这大大有助于宽容与和解的进程”(《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第32页)。这不禁令人想起今日之日本。对待“二战”罪行，日本与德国截然不同。日本不忘“原子弹爆炸”给他们造成的灾难，却对疯狂屠杀他国人民的罪行矢口否认。在如此不对等的基础上，让人如何侈谈宽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