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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北大》，钱理群主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3月版，29.80元。
       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钱理群主编一本书，取名为《寻找北大》。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呢?钱主编在序言中解释说：这本书“包容了几代人(从‘30年代后’到‘80年代后’)的北大记忆”，并展现出“北大的伟大在于其丰富”。但“出于现实的不满”，“对理想，信念，以至信仰的追求”，大家还是要“寻找北大”。因此，“寻找北大”几乎是“每一个老北大人、新北大人共同的心愿”。
       既然如此，那就看看他们究竟有哪些不满和追求，究竟在寻找怎样的北大吧。
       翻开该书，首先看到的是《北大最美的十棵树》。作者王立刚，1994年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留校至今。他之所以把三角地的柿子林排在“十佳”之首，是因为这些散发着“蓬勃之气”的柿子林被消灭以后，人们就再也看不到那种酷似“青年们的脸颊”的高贵的柿子了。而这些脸颊的“气色是如此饱满，就像是神在他们的灵魂里涂了一层金子”一样。从此，许多人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连东草坪的松柏，也“如履薄冰，如临大敌，而且似乎朝不保夕”了。
       这些最美的柿子林为什么被消灭呢?我想可能是为了“营造”、或日创建“世界一流”吧。但是王立刚认为：“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北大园林中最精彩的部分要么是明清的遗迹，要么是当初外国设计师的意匠，新近的北大营造只是在不断增加笑柄。”于是，在列举北大最美的十棵树之后，他引用古人的话感慨地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与王立刚相比，1932年出生的谢冕教授在《依依柳岸》中写了另外一番景象。他说：许多北大人有个习惯，就是围绕未名湖散步。尽管天下美景无数，但是北大人却好像“中了邪”似的，只是对未名湖情有独钟。由此他想到旧北大的校址并不在这个地方，所以也没有湖。“但从前人的记述来看，当年沙滩红楼、汉花园、故宫沿御河一带，也少不了北大学子的足迹。他们或是绕着院子，或是沿着宫墙，也是如此这般走了一圈又一圈，也是如此这般地谈理想、谈学问、谈人生、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他觉得，“北大人的这种课余行走，原不在有湖没湖，只是自由心灵和活泼思想需要借助一种方式予以释放”。
       1971年出生、199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的冯永锋，是谢冕的学生。他在《北大需要荒凉感》中说，一个学校的人文精神，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上的互相启发和碰撞，二是自然界的亲切关怀。”但是有些人却“老想盖大楼种新草，老想整治，老想重装，老想皇家化、富贵化、庸俗化，觉得拆迁和建设能让学人得到更好的‘修行场’。其实这纯粹是痴人说梦，是平庸者的本能，浅薄者的短视。”
       书中有大量篇幅谈到北大的教师，其中陈恒舒的《先生》非常感人。陈同学是1984年生人。他说：“写中文系的事情，先要从一个非中文系的老师写起”。这个老师就是为一年级新生讲中国古代史的刘浦江先生。开学第一节课，刘先生往往要说：“我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比较没有文化”，同学们听了这话，总是一片哗然。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大家才发现中学的历史教育给我们“灌输了不少陈旧甚至错误的结论。而刘先生在课堂上常常能为我们破除这些‘虚妄’。”但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北大中文系从2004年开始，就不再给一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史了。这不是要让中文系的学生继续没有文化吗?此外，邵永海先生的严谨幽默，钱理群先生的慷慨激昂，钱志熙先生的名士风度，孔庆东先生的嬉笑怒骂，李家浩先生的愤世嫉俗，张鸣先生的一袭长衫，也都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本书以钱理群的讲话稿压轴，标题是《承担，独立，自由，创造》。讲话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其中谈到他曾经向同学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在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和心理上是疏离的，那么你不过是徒有北大学籍而已。在第二部分《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中，他谈到“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人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哪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出版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了。
       他还说：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说到这里，全场活跃起来。于是他又说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紧接着他告诉大家，过去的教授都有许多怪癖，有许多趣闻轶事。比如曾昭伦先生就不修边幅，还面对电线杆又说又笑，在下雨天提着雨伞走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费孝通语)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会把学问当作谋生的职业，当作追逐名利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对自己钟爱的学术，才会献身，才会拼命。
       此外，钱理群还指出：“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话不仅是对梅贻琦“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补充，而且还道出了培养创造力的真谛。通观全文，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精彩。只是限于篇幅，我只能说：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和钱先生的讲话，你就会发现，在庸俗化、衙门化的北大之外，还有一个精彩的有血有肉的北大。因此，如何继往开来，是时代赋予每一个“北大人”(而不是北大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