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看十年前的《读书》杂志，读到康正果先生《浮世的炎凉风光》(1995年第11期)一文。文中，作者提到晚明色情文化泛滥的原因时说：“很多学者往往喜欢把淫书的盛行归罪于当时社会的全面腐败。”他认为这夸大了现实生活中的淫风与色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因果联系，并认为出版牟利的动机是不可忽视的。
康先生的讨论主要围绕《
金瓶梅》展开，而我由此却想到了民国时期的性文化兴起问题。民国时期，有关性问题的著作大量涌现，形成了一种“性话语”。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社会科学(总类部分)”的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性图书约有400余种(按照《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分类有性卫生、性教育、性学、性社会学等)之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与性问题有关的文章则不可胜数。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言言斋性学札记》一书。此书收录的是周越然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上海《晶报》撰写的性文化小品，此次经其孙周炳辉整理出版，使人们有幸一睹民国性话语之一斑。民国时期的涉性作品与晚明的淫书不同，其作者多以介绍性科学、性文化、倡导性教育为出发点，但是这类作品出现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在性话语兴起的背后，当然有思想解放的原因。如张竞生在《十年情场》中就曾经说过：“确是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后，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所以我想提倡性交自由”，“我以为性交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就可帮助情人制的发展；就是把旧时婚姻制打垮了。”(《张竞生文集(下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1925年，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周作人在《晨报副镌》撰文指出：“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致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但是，性话语背后的商业动机也是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伦敦大学的Frank Dik 6 tter(中文名字为冯客)教授在其著作《性、文化与现代化：民国时期的医学与控制》(Sex，Cul-ture，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urst&Company，London,1995，)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对大众消费者来说，性的确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题目。”所以，当时许多期刊在名称上也大做文章，引人注目。潘光旦在《(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5月5日)一文中曾经指出，“民国十五年与十六年之间，假名‘性教育’或‘性知识’之刊物，充斥社会，其影响及于思想及风纪者实非浅显。”在《性教育者的资格问题》一文中，潘光旦又指出，“近来以介绍性智识自命的定期刊物，雨后春笋似的，忽然增加了好几种，如《新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多的不及半年，少的是最近一二月或一二星期内才出现的。”(《学灯》1927年6月24日)潘光旦毫不留情地指出：“发表关于性的文字决不外两个动机，或目的。一是真欲提倡性教育，解决性问题。二是借此沽名谋利。”在他看来，张竞生及其《新文化》无疑是这第二种动机的代表。
2007年1月，江晓原先生十年前的旧作《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由东方出版社再版了，新版的书名前面加了两个吸引眼球的字——云雨，其实原书名本来很好，增加“云雨”二字不但累赘而且让人联想起商业运作。
有一次我到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访友，正碰上一家著名媒体前去采访。后来提及性教育与媒体的关系时，那位朋友颇觉得无奈，说不少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所以才对性教育格外热心，大有“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感慨。我想，当下在媒体上频频露面的性学研究者与媒体的关系，也大抵如此吧。一些媒体所关心的，或许仅仅是性话语背后的商业价值。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