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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当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外地颁给两位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时，国人在惊愕之余，掩饰不住欣喜和兴奋。从某种程度上讲，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之间的那些潜在冲突，正好与我们长期以来对西方经济学的那些抱怨有着异曲同工的默契之处。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已经看到快速走入国际经济学主流视野的希望所在。一时间，国内涌现了一大批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译著、教材和研究论文，大有以此追赶国际前沿之信心。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行为经济学将是埋葬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最后掘墓人，把握这一发展机遇将使得国内经济学在不久的将来迎头赶上国际研究水平。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最基本的科学探究精神，追本溯源地去思考最初的行为经济学从哪里来?当初为什么会有对主流经济理论的不满与偏离?这种暗流是如何走向对主流的挑战地位，最终又会走向何方?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将有助于我们梳理一条更为全面、系统地理解行为经济学的过去、一现在以及将来可能性方向的知识主线。只有对这一新兴学科有着全局性的方向把握和系统理解，我们才有高屋建瓴的思想和知识超越。
       本着科学、务实的研究精神，我们应该去读读另一位行为经济学缔造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教授的早期著作《赢者的诅咒》(The Winners’Curse)。三十年前的经济学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强大，整体格局也不如现在这般多元化，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地位。它对其他边缘化的经济学流派态度是非常傲慢，甚至充满着敌意的。为了传播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行为经济学这一崭新领域，《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的创始人之一、首任主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特别邀请理查德·泰勒在这一新刊上以“异常现象”(Anomalies)为主题开专栏，撰写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总结和介绍行为经济理论在不同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以及各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作为经济学界不可撼动的老大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副刊，《经济展望杂志》一开始就拥有良好的声望，再加上泰勒、卡尼曼等人的辛勤耕耘，使得这一专栏给整个经济学界带来了微妙的变化，人们由此开始改变原先对行为经济学的固有成见，纷纷转入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阵营之中。这一思潮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现代经济学单一的格局，最后也才有二十年之后卡尼曼等人步入金色大厅的最高荣耀。由此可见，当初泰勒与他这个普及行为经济理论的专栏对整个经济学界具有非凡的意义。当然，卡尼曼等人的获奖更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种肯定和褒奖。不过，国内经济学家看到行为经济学的潜力更多还是因为卡尼曼获得诺奖时的光环，而忘记了像泰勒、马修斯·拉宾(Matthew Rabin，2001年具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得主)等行为经济学缔造者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对于学术的发展，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这样的思想原创者固然重要，但像泰勒这样解构和普及原创思想的工程师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思想的原创性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像科斯、卡尼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或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出一位，但这并不能阻挡我们对知识的探索和创新。我们今天的研究可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进一步推展，把巨人的思想用更加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的人来共享这种思想的魅力，或者把他们原来模棱两可的概念或者假设推向更为纵深、更为细致的知识研究层面。
       更难能可贵的还在于，泰勒继承了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传统——“发现开始与对反常现象的认知，通过这种以某种形式偏离预设轨道的认知，来指导正常的科学发展。”现实世界中的异常现象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只是正常工作中出现的一种常规的干扰，是某些正常的现实世界中应该竭力排除的一种“噪音”而已。尽管法玛、詹森等人也在他们的论著中多次提到了库恩的异象概念和范式革命，但却违背了当初库恩对社会科学家的那些告诫：任何机械挪用他的理论去指导“前科学”阶段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分明是在误用他的这一框架。而且，虽然他们对异象的重要性也有足够的重视，但可惜的是将其看成理想状态的一种特例。而泰勒显然已经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他的专栏能带动其后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也是在所难免的。一专栏中的故事紧密地围绕那些传统理论与现实世界背道而驰的“异常现象”这一突破点，再用当时比较时髦但并不为人接受的行为经济理论，透过新古典理性人背后的惊人本质来解释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这些通俗化的文章让人们对传统主流观点与行为经济的新理论有了耳目一新的理解。当然，在对于行为基础的探讨上，很自然地会涉及到对“新古典主流的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假设的争执和讨论。比如，在拍卖市场上，经常会出现拍卖的中标者并不能实现预期的完全收益，甚至还会蒙受不明损失的情况。泰勒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罐子拍卖”例子：假如你把100枚1元的硬币放到一个密封的罐子里，然后进行拍卖，低于100元的出价，你肯定不愿接受，而高于100元的出价，则会使中标者蒙受损失。这说明理性的赢者必然会受到不可避免的诅咒。而且，他们的实验证据表明要想避免赢者的诅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还存在着不止一类“诅咒”现象。他认为，至少还存在两种诅咒：
       (1)所有投标人的平均出价会呈现出明显低于硬币价值的下偏性，因为出价者大多都是风险厌恶型的；
       (2)中标的赢者出价往往会高于罐子中的硬币价值。
       同时，卡森和道格拉斯(1980)在运动员转让市场，米德、莫西德尔和索伦森(1983)在墨西哥湾的租赁合同，罗尔(1986)对公司接管市场的大量实地研究都表明，这两类诅咒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无所不在。但是，这在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只要是理性的，行动决策者就能毫无代价地知道所有的知识信息，就能完全计算可能出现的任何收益和损失，并正确权衡之，因此也就不会出现现实中的实际损失。为此，泰勒不得不回到放弃阿罗一德布罗的宇宙范式，力图解释那些企图寻求最佳决策的行为主体仍会陷入超级理性、算计与情感的复杂纠葛之中而无法自拔的现象。这便是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总会遇到“赢者诅咒”这类不可思议事件的真实原因。
       有意思的是，邀请泰勒写作这一专栏的斯蒂格利茨教授等人也对这些拍卖市场中的“异常现象”提出自己的独立看法。他认为，造成。“赢者诅咒”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性所造成的。也就是说，
       假如出价者和拍卖者都非常清楚对方的真实情况，那么理性的出价就应该是100元，而不是大量实验中出现的50～75元。尽管斯蒂格利茨等人试图把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结构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知识框架中，是20世纪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性发展，但他们一方面要用信息不对称性来反对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借助理性的框架来求解不对称信息约束下的均衡解。尽管这样的思路已经改变了新古典世界中的均衡情况，但仍然没有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固有思维模式，仍然无法打开自“边际革命”以来的理性黑箱。换言之，信息不对称的物理结构只是造成“赢者诅咒”现象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中间还有可能存在其他更加本质的心理问题。
       很明显，泰勒的野心与经济学抱负要比斯蒂格利茨等人的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更大，也由此走得更远。他希望在真实视野中的决策者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或者修正过的理性主义者，他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也不可能知道全部的知识信息，而且他的决策判断很有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很容易解释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也不是偶然的悖论，而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泰勒并没有反驳在情感纠葛中的决策者仍有可能遵循的理性趋向。换成比较流行的话语就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其实，有限理性的概念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由行为启蒙大师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但大家对它仍然只停留在引而不用的阶段，如同对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的一样。直到1984年威廉姆森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把“有限理性”概念内升到“交易费用”的一个维度中，才使我们开始重新理解决策过程中理性的不完全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而有限理性研究的另一支派，则以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启发性决策”模式为开端。泰勒等人在这一方向上揭示了现实世界中有限理性的真实性洞见，发现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不在意绝对损益水平，而只会在意相对某个参照点的损益水平；人们经常会放大各种对自己有利的小概率事件，而低估对自己不利的大概率事件。所有这些基于心理活动的实验结果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有限理性的重要性以及抽象解析。
       实际上，当二十年后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等人纷纷摘取诺奖桂冠的时候，他们显然已经受到卡尼曼、泰勒等人的行为研究影响，认识到对有限理性的深入考察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们在颁奖的主题报告中已经将获奖的信息结构贡献总结陈述，拓展到更为本质的微观行为基础上。这在以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演讲中是绝无仅有的。据说，后来卡尼曼和史密斯等人获奖与他们的大力推荐不无关系。我们可以从经济学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看到泰勒和他的专栏对整个经济学构架的知识反哺和影响力。
       开栏十年之后，泰勒应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和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再次邀请，整理了其中的13篇论文，编成《赢者的诅咒》由自由出版社出版。此书很快成为行为经济学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几乎每位行为经济学的初学者都会选择先读《赢者的诅咒》。泰勒在此书中对最后通牒博弈、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工资差异、拍卖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博彩市场中表现出来的合作、利他以及心理活动等各种异象给出了系统的理论解释和实证证据。而且，泰勒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明确地指出了行为经济学构建发展的主要任务、研究方法、困难以及今后的各种发展可能性。这些对于我们形成系统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框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知识部件。当前有不少国内经济学者认为，行为经济学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叛者这一角色应运而生的，它的终极任务是击垮新古典主义者在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泰勒在此书开篇就对此做了澄清，“在这本书中，我希望我能实现第一步——对反常现象的认知。或许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学理论的改进版本。但是，这一新理论将仍然保留个体行为效用最大化的思想，但同时又能兼容合作和友好的人性优点以及存储、加工信息方面的局限性等缺点”(理查德·泰勒，《赢者的诅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很显然，泰勒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为行为经济理论是以颠覆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者面貌出现的，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让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洞见更贴近现实。或者说，行为经济理论仍是保留新古典内核模式下的一种拓展和延伸。就如当初制度经济学发现交易费用一样，行为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是希望把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观察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法律、金融领域，从而形成更坚实、更贴近的经济学理论架构。
       另外，泰勒在此书中的思维策略和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有时候真的很难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囊括之，至少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胜任。泰勒经济学研究的思维策略往往是从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出发来剖析一些引人入胜的话题：首先把经济理论重新界定和分类为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ies)、描述性理论(de-scriptive theories)和经验性理论(pre-scriptive theories)，然后反思经济学理论的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而再以人的行为研究为突破口，诠释经济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各种差距。回头再看看国内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探索，不是研究者的理论不够深，也不是他们的研究没有现实意义，而是在我们看国内的研究文献的时候，感觉多少有些杂乱无章。如果没有一条清晰的研究主线和合理的研究策略，不但无法形成一个学术发展所需要的研究共同体，也很容易走上“文人相轻”的老路。
       泰勒那时的行为探索对于今天的经济学者来说，或许已经是最普通不过的经济常识了，但在当时要普及这些“背经离道”的“异端”解说是何等的艰辛!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知道当初泰勒及其行为经济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困境，但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思路与发展策略对于我们学习研究行为经济学仍具有借鉴意义。即使在这个数学、计量模型大行其道，光怪陆离的技术工具走上神坛的中国经济学界，泰勒开疆辟土的勇气和思想的厚重仍然令人景仰。
       《赢者的诅咒》出版已逾十年，但泰勒的勇气和思想洞见仍然让我们这些沉溺于数学模型的中国经济学者暗暗自卑。如果我们对理论的洞见和思想的解构能像经济学大师那般出神入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大家都能看懂的语言来表达呢?这恰恰反证出我们对行为经济学认识的浅薄和心态的急功近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经济史学的开创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曾经说：“对于一个学者所做出贡献的真正检验，并不在于他的名声，而在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要看是否能够真正激励他人，是否能够促进新的研究，能否使整个学科充满生机以及它本身是否有能力长期存在下去……”(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无论从那个角度讲，泰勒都是一位非常的优秀经济学家；而我们重读这本经典著作时不能不认真反思：国内经济学研究与其差距究竟在何处，又有多大。
       (《赢者的诅咒》，泰勒著，陈宇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