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愿作“一字师”
眼下中国出版界几乎“无错不成书”，虽然一些名社的情况还好，但也有意外的时候，试举一例：
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出版的《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42页说到北洋政治的“府院之争”，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因“二人政治观点殊异，由朋友变为对手，时生诅语，情势渐坏。”这里的“诅语”，当系龃龉。读者阅书，如能行当年吕叔湘先生所倡导的，愿作“一字师”，出版质量或许能够有所提升。
近读蒋廷黻于1965年卸职台湾“驻美大使”后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的回忆录，中译本系谢钟琏先生所译，2003年由湖南岳麓书社收入“海外名家名作丛书”。该书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提及胡适曾在1919年五四时，“编过一个叫做《播种者》(The Endeavor)的期刊，在五四运动时曾发行了若干年。”我们知道，胡适在五四时编过的期刊有《薪青年》《努力周报》(增刊是《读书杂志》)等，并没有一个《播种者》，所谓《The Endeavor》，正是《努力周报》。
任曙和任卓宣
近日重读《沙文汉诗文选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收录沙文汉现存最早的一篇论文《驳任曙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论点》，出版者注云：这是他于1935年流亡日本时所作，当时国内有一场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托派”理论家的任曙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书中主张中国经济已是资本主义性质，而中国革命已达社会主义阶段，沙文汉则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驳斥之。
编者的注释以及书中附录的姜沛南《沙文汉对上海革命文化的贡献》一文，都说任曙即任卓宣(即后来著名的国民党反共理论家叶青)。这是把两个人混成一人了。任曙与任卓宣都是四川南充人。任曙又名任旭，在大革命时曾任陈延年的秘书，后又在毛泽东主持的武汉“农讲所”工作，曾任中共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并参加过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后为陈独秀“少数派”的成员，并担任过中国“托派”的“临委”书记。他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以及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而闻名。任卓宣曾留学于法国和苏联，返国后曾在党内担任过要职，据《郑超麟回忆录》：大革命失败后，任卓宣与浙江人王一飞“一同被捕，一同枪毙”，结果王一飞牺牲，任卓宣侥幸未死，被人从刑场上救出，不料又被发现，“又作了阶下囚，此次与前次不同了，任卓宣为了保住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与袁笃实等几个叛徒还在长沙发表宣言，进行劝降。后来，任卓宣成了著名的国民党的理论家，曾开过一家“辛垦书店”。
陈垣和陈原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在记者采访文洁若的一篇文章(第163页)中，大概是记者根据文洁若的口述，说她1972年7月被商务印书馆调了过去从事日文的翻译。原话是：1972年秋，“我听说人民文学印书馆(笔者注：这显然也是错误的，要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么是商务印书馆。根据下文文洁若的回忆，此处当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打算调我回去了，另外进了一个人。我想起原来的领导朱南铣说过：‘陈垣在打你的主意呢。’因为我曾经给陈垣当时所在的世界知识杂志社投过稿，他对我有印象，想让我调进去。于是，我便去商务出版社(笔者注：又一错误，应是商务印书馆)找刚刚从干校调回来的陈垣，告诉他，我既会英文又会日文，希望能给我和萧乾安排工作。他说：‘萧乾太大了，名声太大，也是‘臭名昭著’，我调不动，你我就想想办法吧。’果然，7月份商务印书馆就发了调函过来，就要把我调去工作。”
陈垣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校长，已于1971年病逝，显然，这里所说的应是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陈原先生曾主持过世界知识杂志社、商务印书馆等，这也和文洁若的回忆相吻合。此外，该书第212页朱健先生称1947年重庆警备司令是“孙严良”，“就是秦汉的爸爸”，应是孙元良。
又，最近拜读了郑重先生编写的《风雨文汇1938～1947》(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文汇报》的半部历史。如人所知，《文汇报》在历史上曾是一张素有口碑的、有骨头的民间报纸，拥有一批杰出的报人和记者，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它的研究可谓乏善可陈，只是在十几年前吧，才有了一本《
大事记》和两本回忆性质题材的书籍，现在郑重先生编写的这本书，虽然距离最近几年对《大公报》的研究深度尚有不及，毕竟已经迈出了可贵的一步(郑重先生在序言中说这是“‘文汇三部曲’之一)，而作为中国新闻史的“粉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部厚重的《文汇报》的报史，一定会在将来问世吧。读了本新书，感到略有微疵，最突出的和最触目的，是其中一些人名的错误。如：第52页的“酆梯”(应是酆悌)，第78页的“周绍”(应是周劭)，第86页的“徐纡”(应是徐讦)，第136页的“周黎安”(应是周黎庵)，第137页的“陈炳稣”，第160页的“张万生”(应是张厉生)等。这些人名容易讹误，需要特别留心，希望作者和编辑、校对特别加以重视。
金庸为什么要去剑桥读博士
《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第283页，陈之藩先生说：“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笔者正好就在浙江大学任教，据最近金庸在浙江大学正式担任人文学院名誉院长(辞去院长)仪式上的讲话，他所以要到剑桥大学去读博士学位，是因为“在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有教授说我学问不够，不适合担任这个职位。我也不会去辩驳，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学习。”可见，并不是浙江大学的学生认为金庸“学问不够”，而是某“教授”。金庸在仪式上还对学生们现身说法：“别人说你学问不行，你就好好努力，要跟自己比，相信只要努力学习，今天肯定比昨天好一点，明天肯定比今天好。”
林道静与余永泽不可能在公寓里同居么?
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之一《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8月出版)，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如此，大概就是因为书中展现了作者的真性情。不过，用了真性情来回忆往事，也可能会犯主观的错误。
书中第135页说到杨沫的《青春之歌》，以为“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何来此说?何先生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指出：小说故事主人公，即林道静与余永泽曾在沙滩北大公寓里同居为不实，因为何先生的两个姐姐曾是北大的女生，住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去过好多次”，
“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就是男学生，“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的?”何先生还说：“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我觉得何先生的这个判断，有点主观了。不错，“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杨沫的《青春之歌》就是以她自己的阅历为素材的，至于当年在沙滩北大公寓与人同居的事，还可以证之于张中行先生晚年的回忆录《流年碎影》，在该书“婚事”一节中，张先生回忆自己考入北大后，住在沙滩略南大丰公寓，期间结识了一位叫“杨成业”的女高中生(不是北大女生)。在述说两人结识的过程时，张先生回忆道：“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及见面，发现对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等，于是，“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果然，此后“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并且不再分离。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她回来，就住在我那里。”也许，张中行的个案，是“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至于那以后，所谓“而且还换了人”等，张中行的回忆中也有提及，即所谓“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等等。可见，何先生当年的阅历可能还不能包括这一切。其实，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类似的故事就不绝于耳，尤其是在上世纪30年代。在我印象中，师陀写的小说《马兰》，也取的是同样的题材，而且也是以实事为依据的。
当年张竞生看过的一本奇书
王开林先生的《“性博士”张竞生》(《书屋》2005年第11期)一文，提及张竞生当年在京师大学堂“礼教森严的藏书楼发现一本德文的奇书。此书将世界各民族的女子阴户影印为图像，赘以说明，多方比较研究。”王开林以为：“这本书让张竞生大感好奇，也大开眼界。他日后从事性学研究，这可能是最初的起因。”或许这是张竞生成为性学家的起因，不过具体说到那本书，却有些问题。
张竞生在《浮生漫谈》中回忆他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两年，期间“除再学习一点法文外，其余毫无所得，可说是白费了少年的有用光阴”，“我于是无心功课，只到学校的藏书楼乱看许多佛书”，“那些佛书，翻来覆去，无非是空空色色，色色空空，白嚼舌头，在我觉得讨厌。”不料，“还是在藏书楼中得到一本德国人游历世界专门搜集妇女身上的奇形怪状，如‘布袋奶’哪，如荷忒托民族的广阴大部哪，这些图像，较可消遣我一时苦恼的情绪”(《张竞生文集》下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63、85页)。这本图集，其实就是德国人类学家施特朗茨花费了数十年时间在世界各地拍摄的各族妇女的人体照片(这本影集中的中国女子部分，只有二三位来自澳门或混有马来血统的女子照片，其余则是穿着典型晚清服装的妇人)，并非专门是针对“女子阴户”。那本曾让张竞生“大开眼界”、并促使他开始“从事性学研究”的“奇书”，说白了，也就是如同后来经常能够看到的女子“人体艺术”的图集。这本图集在199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重新出版了，书名换成了《永恒的女性人体》。
关于尤炳圻
上海藏书家(民国版本收藏家)张泽贤先生的新著《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在李健吾条目(第97页)下有李健吾致陶亢德的一封信。据作者考证，系抗战爆发前(或抗战胜利后)的1937年(或1945年)1月21日所书，内容是李健吾云：“本学期校课已结束，当可抒写数行，唯生活沉闷，心与境两恶，难得满意文章为歉耳……内弟炀圻，常有信来，彼得与知堂先生朝夕盘旋，为福无限，此等机遇为不得人也!!”张泽贤先生注云：“此信中讲到了‘内弟’，这两个字一开始实在看不大清楚，反复猜度，才得出‘炀圻’两字……李健吾先生的太太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校友尤淑芬女士……那么，在1937年前，在周作人身边朝夕盘旋的姓‘尤’的先生是谁呢?仍然无法弄清楚，只得存疑。”其实，张泽贤先生如果翻阅一下有关周作人的书信集或者传记，就不会“存疑”了。李健吾先生的“内弟”，即尤炳圻(不是尤炀圻)。
尤炳圻(1911～1984)，是钱稻孙的学生，对日本文学很有研究，或者说也是一位“日本通”，他曾留学日本，翻译过英国童话《杨柳风》、岛崎藤村的《破戒》、夏目漱石的《梦十夜》《我是猫》等，并曾翻译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1935年11月东京学艺书院出版，其中译本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36年8月交开明书店出版)。鲁迅也曾与尤炳圻有过交往，尤炳圻还将《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赠送给鲁迅。在1936年3月4日的信中，鲁迅对尤炳圻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竞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另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遗憾的是，尤炳圻在随后的民族战争中与周作人和钱稻孙一样，未能保持气节。周作人“落水”后，他也附和当上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的秘书，成为周作人的部属；1941年周作人率“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访问日本，尤炳圻亦是成员之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夏，周作人被公审，以“汉奸罪”判处14年徒刑(后减刑为10年)。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被保释出狱，随即在南京友人马骥良家住了一宿，次日便由尤炳圻父子接至上海，借住尤家的亭子间。8月12日，周作人在尤炳圻的陪同下返回北平，又借住在太仆寺街尤炳圻家中。直到10月18日，才由其子周丰一接回八道湾。
尤炳圻还曾与人编校过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1930年北平文化学社)，书后附录胡适论黄遵宪诗的文章及丰子恺的插画，尤炳忻曾将之赠给正在北平留学的日本青年文学家竹内好。尤炳圻晚年在兰州师范学院教授欧洲戏剧，晚境甚凄凉，1984年病逝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