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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听人讲到信任或与其密切相关社会资本的问题，我都会想起我的启蒙读物，林汉达先生撰写的春秋战国故事，想起里面所记录的商鞅变法的故事。
       商鞅为秦变法之初，以丈木立于都城南门，告示说有愿意把木头扛到北门的，可以赏赐十金。人们以为是骗局，无人愿意当傻瓜让别人看笑话。商鞅下令将赏金增加到五十金之后，有一个人想，闲着也是闲着，何妨一试，就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出乎众人所料，他居然得到了五十金。商鞅以政府立信于百姓作为变法的起点，不得不让我无数次地佩服他的智慧。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来，商鞅首先为秦国增加的是社会资本，政府以五十金的代价，得到民众的信任。这种信任减少了政府组织和民众群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使变法的目的能较快地实现。
       信任问题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市场中的和企业中的信任。在社会学中，它常常和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信任其实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社会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1986年的一篇论文中将资本分为三种：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以后他还研究了符号资本。大体说来，经济资本是指金钱和物质财产，社会资本是指能带来直接和潜在资源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政治资本被看做是一个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指知识、本领、所受教育等，而符号资本是指荣誉和地位所能带来的资源。这几种资本可以相互兑换，如朋友(作为社会资本)介绍工作(经济资本)，教育(文化资本)增加收入(经济资本)，校友联谊(文化资本变社会资本)等。但是，为了维护自洽性，这几种资本也可能相互贬斥。如君子不言利(文化资本贬斥经济资本)，情谊无价(社会资本贬斥经济资本)，文人无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贬斥文化资本)。信任首先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正值的社会资本。
       当信任成为一种问题时，常常是不信任的文化在上升，对正常社会构成挑战。如美国政治科学家蒲特南(Putnam)的重要研究，“各玩各的——下降中的美国社会资本”(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一文，起初发表于1995年的《民主学刊》，后来在2000年他把它扩展成一本书，对许多美国人震动很大，也使得社会资本一词变得更加流行。蒲特南在1995年发现，虽然过去20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多了，但成群结社去打保龄球的人少了。证明美国人越来越不喜欢社团活动。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原来蒲特南关心的是150年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到的问题：美国的民主得益于它的民众的社团主义精神。如果这种文化精神减少了，就势必对民主的基础和社会的秩序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一次和笔者的谈话中，组织社会学家格拉斯维兹(Joseph Galaskiewicz)把社会资本分为两种：集体的社会资本和个人的社会资本。他把蒲特南的研究归类为集体的社会资本。其实商鞅在两千三百多年前所关心的何尝不是集体的(秦国的)的社会资本。但他没有在意自己的个体社会资本，得罪了秦国的王孙贵族，落得个被处死的下场。这些王孙贵族及其帮手的小集团的社会资本，其实是社会变革的大敌，可惜商鞅没有在为秦国增加集体社会资本的同时，把贵族小集团的社会资本予以剪除，以致后患无穷。
       个体的社会资本是从个人出发来看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在一些学者看来，美国的个体社会资本也在处于急速的下降之中。如迈克菲尔逊、史密斯一罗文和布瑞时尔(McPherson，Smith-Lovin，and Brashears)在2006年《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美国的社会孤立”一文，报告了他们的经验研究结果。他们发现，20年前，美国人中有大约10％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生活中重要事情的朋友，但现在，几乎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平均来说，美国人的知心朋友从20年前的3个下跌到今天的2个。的确，现代人可以用电子邮件、即时消息、手机、网络部落等方式交流情感和排遣不意，但这些可以取代可以当面交流的朋友吗?美国人不再相信美国人了吗?
       社会学家潘米娜·潘克斯顿(Pamela Paxton)，在1999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文章“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下降吗?”不同意蒲特南关于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结论。她以信任为例，指出个人既可以信任其他人，也可以信任体制。和过去相比，美国人虽然不怎么相信其他人了，但对体制的信任却没有明显的下降，美国人依然对社团有浓厚的兴趣。显然，潘克斯顿把集体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资本来反驳蒲特南的论点。不过她对个体社会资本的下降也是承认的。即，对个人来讲，美国社会确实变得孤立。
       格拉斯维兹关于个体的社会资本和集体的社会资本的分类，有助于人们理解信任不但是一个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但我对此分类意犹未尽——如果信任的对象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组织或体制)，那么信任的主体也应该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这样，社会资本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仍然可以将人与人的信任和互信作为个体的社会资本，但集体的社会资本却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人对集体的信任，集体对人的信任以及集体对集体的信任。过去学术界关于信任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到一种类型的信任，而忽略了对不同信任类型的整体研究，从而忽略了信任其实是个相互的过程。我理解过去研究者所关心的个体的信任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与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密切相关，且不论民主基石之类的宏大命题。不过，我更关心的是集体对个人的信任问题，设想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对人的极度不信任，把成员当懒虫、投机分子、低能儿；另一个是对人的高度信任，把成员当主人、君子、有特殊技能的人。哪一个更可能长久存在，并且更容易地达到集体的目标?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事。人与集体之间的互信，按经济社会学的术语来说，也是个嵌套性的问题，但集体在制度上和在物质上常常比个人更占优势，所以信任问题上也应该要优先。当然，我们应该知道，集体的行动是需要有代理的，代理也常常是个人，——这似乎将集体对个人的信任问题转化成了个人对个人的信任问题，其实不是——集体对个人的信任问题是组织和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普通个体的信任问题，而不是泛泛的个体之间互信的问题。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都是基于美国的文化背景和数据库的。当然也有精彩的关于中国的研究，如guanxi(关系)一词已经成了一个英文词，常常以人际联系及社会网络的同义词出现在社会资本的文献中。一些研究者可能已经忘记，关系在中国经常含有贬义，如对拉关系的轻蔑，反映了人们对利益群体的封闭式社会资本的不齿。这种利益群体的社会资本对于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是个负值。有些可能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数据被忽略了——按照密西根大学提供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中国人的个体信任从1990年来是逐渐下降的——增加经济资本是否要以社会资本为牺牲?还有，中国人的个体信任度比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要高很多，约10个以上百分点。我问过迈克菲尔逊和潘米娜·潘克斯顿等学者，他们都对此没法解释，勉强地归于数据可靠性的问题。我期待着更好的有理论的经验解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就可以提供一个解释，费孝通在他的“差序格局”一文中谈到“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更容易生活在家人和私人的圈子里，所以比起美国人有更多的对别人的信任?如果不是，那么数据显示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个体社会资本确实比美国人的更高。我不是专攻社会资本的行家，但对信任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将十分乐意看到这方面的经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