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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科举可能只是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那种把人变得可笑、可悲的制度，所考的内容也只是八股文的记忆，而诞生的状元，这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恐怕也只是戏曲中虚构的“张生”之类。中国科举及其状元们的真实面貌到底怎样呢？李传玺《状元的故事》应该说是了解透视中国科举及其状元的一个便捷窗口。
       从隋朝创立科举制度，到清末1905年废除这一制度，科举走过了1300多年的历史旅程。科举的创立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到底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作者没有单纯地说史，而是把这些科举知识糅粹在一个个状元故事里，因此此书完全可以当作科举史来读，但又因为这样架构，又完全克服了单纯史书的艰深，你会随着一个个状元的精彩人生自然而然地将科举的历史脉络尽收脑海。从而对科举也会产生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科举作为官员选拔制度，它的诞生，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有序流动，从而也促进了民众对读书与文化的重视和教育的普及，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了在皇权的限度内对自己的命运的把握，依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刻苦，改变自己的人生走向，在历史大舞台上定格下自己的身影。它也影响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然后再出口转内销，当我们现在说公务员考试制度是借鉴西方时，岂不知背后隐藏着自己老祖宗的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废除科举才二十多年一点时间，高举新文化旗帜的胡适之先生就不无惋惜地说：“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出来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书院的教育》)。到了上世纪40年代，他又说：“由进士科考取的人才，多数是天才，天才除了做诗赋和八股之外，当然还可以发挥其天才做其他的事业，所以这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制度”(1947年《考试与教育》)。
       科举共产生了六百多位文状元。作者选取其中或在某一方面具有特别的才华，或在科考的过程中留下独特故事的近百位加以介绍。这既可以让读者多角度地透视科举，也以个案的方式再度论证了科考的历史合理性，也即通过科举考试出来的状元以及广大的进士们构筑了整个社会稳固的制度基石。但他们并不都是一副“八股”的僵死面孔。这里需要给“八股”正名的是，八股并不能代表整个科考的内容，即使在八股成为一个主要考试方式时，充其量也只是一次考试的一个要求，就好像我们现在高考或公务员考试所需要考的政治论述题。因为所考的是官员，这就要求这些未来的官员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治国理政的才能，要有坚贞的政治品格。纵观大部分状元甚至进士们，他们做到了，他们真正把儒家的信条化作了从政的自觉要求。敢言直谏，清廉自律，对待政务往往鞠躬尽瘁，对待百姓往往有为民情怀，当国家有难时往往会挺身而出，在民族立场上往往有不屈的气节。
       由于科考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文化知识，比如书画诗词歌赋等基本功，以及一定的分析推理等逻辑思辨能力，这些状元以及大批进士们往往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还展示出一个文化人的魅力。有的具有军事外交才能，有的成为了诗书画大家，有的成为了杰出的史学家和学问家。当我们只记得柳宗元是文学家时，谁又能否认他是一个政治家呢？吴潜是文状元，但他在最早抗击倭寇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智慧至今让人赞叹；文天祥的诗词成就同他的民族气节是无法分开的；张謇是状元但更是一个开启中国工业和社会事业现代化的实业家。当状元、帝师翁同龢因支持光绪百日维新而被打回老家，另一位状元、帝师孙家鼐则用自己的严正与机智保住了京师大学堂，这是变法留下的惟一成果，这才有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品牌——北京大学。作者以正史为依据，参酌笔记小说和一些传说，既不失人物的历史品貌，又使得人物的面貌鲜活生动。因此，真的希望读者不要把它只看作一本通俗故事书，在故事里，你可以咀嚼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可以让你反思，甚至可以在读书、做人、做官上给你以很多的启迪与充实。
       （《状元的故事》，李传玺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