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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第9期《博览群书》杂志发表我写的《藏书家李盛铎》一文后，引起一些朋友的兴趣，与我谈起李盛铎的一些轶闻往事。一位老先生说，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看到过李盛铎任京师大学堂总办时的署名文书。一位熟读清史的朋友则告诉我，李盛铎是晚清官场很走红的官僚，亦是戊戌政变中的风云人物。
       我对李盛铎在戊戌变法中的所作所为颇感兴趣，因此检索了一些晚清史料，对他的那段从政经历有一些了解。
       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殿试一甲第二名，即那年进士科的榜眼。他原是依附于帝党官僚的，所以也曾经有过维新倾向。1898年春天，各省旅京人士纷纷成立以省为单位的学会，如闽学会、陕学会、蜀学会等。维新派遂将各省学会联合起来，宣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并拟定章程30条，组织了已经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保国会。保国会由康有为发起，李盛铎出面组织，于当年4月12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当时列名入会者186人，以后又陆续有人加入，保国会的成立将维新变法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李盛铎此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过从甚密。可不久，顽固派官僚接连上奏，攻击保国会“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咒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李盛铎惶恐不安，又闻御史潘庆澜欲参劾首倡成立保国会诸人，便急忙检索名册，自削其名。慈禧太后的政治态度越来越明朗，一再对维新派人士进行打击，政治力量对比明显对维新派人士不利。于是，不少会员纷纷退出保国会，该会处于自然解散的境地。李盛铎为求自保，乃抢先连奏三本，抛出保国会诸人，以后又投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在“百日维新”期间，他受荣禄指使，上本奏请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去天津阅兵，企图实现后党顽固派官僚以武力胁迫光绪帝退位的阴谋。戊戌政变后，李盛铎一度任清朝驻日公使，负有监视康有为等一批逃亡日本的维新派人士的秘密使命，曾经多次派密探跟踪并伺机抓捕康有为。所以，李盛铎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可以说与袁世凯相同，是彻头彻尾的投机政客。他们都一度接近过帝党维新派，但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又很快出卖维新派，并且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步步高升到显要职位。李盛铎出任过驻日公使，归国后又担任过顺天府丞。1905年还受清朝政府派遣，出洋考察过宪政。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时，清廷又将他由山西按察使擢拔为布政使兼护理巡抚，已经相当于代理省长的职位了。他在民国建立后，还担任过山西省民政长、总统府顾问、参议院参政，以及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等要职。
       我曾经看到一个电视剧本《戊戌年》，里面也描写了李盛铎在戊戌变法中政治态度的变化，但作者过于强调他是在荣禄的压力下才变节的。我不知道作者的史料根据是什么。如今，关于戊戌变法的论文和书籍已有很多了，但是辑集的具体史料仍嫌太少。史家过于着眼对重大事件的研究，而对于历史风云中许多投机派官僚们的研究却微乎其微。据我所知，当时的投机派不仅有袁世凯、李盛铎，还有王文韶、刘坤一等大官僚，都曾经捐银参加强学会，政治气候变化后又退出。其实，仔细研究探讨这些投机派官僚的心理变化过程，既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专制政治体制的阴暗腐败，也能察觉传统道德文化所出现的不可弥补的裂痕。特别是戊戌年间那一批投机政客，后来在民国初期大都成了高官显宦，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共和的紧要时期，却由这些政客操弄权柄，假公济私，以致误国误民，把国家拉入一片战乱中去，难道其中就没有历史教训可吸取吗？
       1997年11月7日的《北京日报》曾经刊登一篇文章《大英图书馆发现中国手卷伪作数百件》，其中披露一事：大英图书馆手卷藏品负责人苏娜·怀特菲尔德宣布，经新的科学检测方法揭示，目前在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一万五千卷中国字画中手卷伪品达600件。这些赝品中的一部分是由李盛铎伪造的。由于李盛铎是声名显赫的大藏书家，所以外国购买者对其经手的古董不至于发生怀疑。据说，此事大概发生在辛亥革命后，李盛铎曾经将一批运往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手卷珍品私自拿到家中，然后作伪。后来他将这批作伪的敦煌手卷卖给了日本人，又辗转流传到了伦敦的大英图书馆。
       到了20世纪末期，默默无闻已久的李盛铎又重新出现在各国的报刊上。可是，这名是丑名，玷污了他做为一名藏书家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