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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咸以降，由于外患日亟，内政窳败，凡关心时事者，莫不痛心，国人对政治的态度日趋急躁，改良政治的方法与手段也日趋激烈。由龚自珍、魏源的改革论到曾国藩的自强求富论、李鸿章的缝补论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论，进一步发展到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论，历史的发展就像从山上滚下的石头，速度越来越快，力量越来越大，势头越来越猛，以至一发而不可收，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到了甲午以后，由于社会各界普遍地流露出对清政府的失望，救亡的重心很快就转移到“驱除鞑虏”方面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反清革命声势，政府与民众间的对立日益严重，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但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思虑所及并产生激烈交锋的焦点问题就是要不要通过革命的手段除旧立新，推翻清王朝，建立新国家的问题，至于革命以后，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秩序，则多无暇顾及或语焉不详。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虽被推翻了，但新秩序并未建立起来，整个国家乱糟糟。不但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旧势力对专制王权恋恋不舍，就是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内部，对于如何建立民主新秩序也意见不一，前后矛盾，这就在无形间为帝制复辟的逆流留下一道闸门，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丑剧一再上演。
       民国政治如此不上轨道，原因当然复杂，但与清末民初精英人士在思想理论上准备不足无疑有着重大的干系。孙中山对建立民国的问题虽然有过总体设计，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考虑的主要问题还是民族主义，他大概没有预料到革命的胜利会来得这么快，因而对新秩序还只是勾画了一些粗线条，尤其是他对从西方引进来的民主体制在中国社会里如何运作才能使之适合中国土壤，实在是考虑得很不够，而其他人在这方面的论述也不多，宣传就更少。革命党人在实践中更是有不少简单粗暴的举措，甚至党同伐异，争权夺利，公然违背革命建国、追求民主的初衷，这就难免引来有识之士的扼腕浩叹。
       近来读到章士钊的有关言论，发现这位在辛亥革命前一度留英学法律的革命志士，不但在“苏报案”后即对自己的革命态度之偏激有过检讨，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过专门的研究，对革命党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引领中国人民走出专制走向宪政有过独立的思考。武昌起义后，他立即回国，虽没有接受黄兴的邀请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希望，他表现出对舆论宣传的浓厚兴趣，先是入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秉着自己的学识和一个思想家的良知介绍新知，批评时政，甚至抨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有“暴民专制”倾向；在遭到同盟会排挤后，又另办《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袁世凯掌权后，章士钊开始也和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迁就现实，寄望于袁世凯把中国政治带入民主宪政轨道，但在袁世凯使用阴谋手段刺杀宋教仁、又挥舞屠刀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让袁世凯这样的旧人物把中国政治带入西方式民主宪政的轨道根本不可能，是与虎谋皮。二次革命后，他流亡日本，这种寄寓他邦的日子反而使他有了冷静反思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何以如此混乱不堪的机会，他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月刊上，发表了《政本》《政力向背论》《调和立国论》《国家与责任》《自觉》等雄文，对革命后如何恢复政治秩序，如何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宪政制度，以及民主宪政制度的运作原则与方法等等，多有建言，对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反民主行为也都提出了批评。他的这些言论确实不是坐而论道，而是针对民初政治的不上轨道有感而发，读来不免让人唏嘘感叹。
       “有容”乃大的政治原则
       在今天看来，辛亥革命之功败垂成，实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革命党自身的原因，也有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过于强大过于顽固的原因。但章士钊当时即能清醒地认识到，党同伐异、顺生逆死既是革命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袁世凯等旧势力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民初政治混乱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在发动革命、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由于“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群相结合，肆其抵排”（《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1、1页）。虽然革命少不了暴力行为，但如果达到了“暴民专制”的程度，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必然失去民心，必然导致失败。章士钊对革命党人的这种批评，虽然言之沉痛，但发自肺腑，掷地有声，道出了革命党失败的根本原因：由党同伐异而树敌过多，而失去民心。章士钊既批评革命党人的心胸狭隘，更猛烈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因为是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背信弃义，以武力为后盾，党同伐异，排斥异己，摧毁民初民主宪政的幼苗，毁国会，废约法，严党禁，行帝制，不断激化守旧的北洋政府与革命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逼到死角，使两者势如水火，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排斥异己，其后果比革命党人的失误更为严重，“一载以还，清议绝灭，正气消亡，游探满街，道路以目”（《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1页）。
       章士钊认为，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们，之所以如此仇视对手，难以妥协，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政治传统紧密相连的。自三代以至清亡，中国就缺少立宪的政治传统，缺少民主妥协的精神，而富于“强人之同于己”的专制恶习，“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专制”（《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7页）。当专制压迫得人们生活不下去时，就揭竿而起搞革命。但可悲的是，革命的结果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并没有在政治上找到新的出路，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专制政治的基础，中国社会也因此长期停滞不前，因循旧辙。
       章士钊在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们党同伐异的“尚同”、“无容”政治进行检讨之后，提出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观点，这就是他认为“有容”、“尚异”乃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根本原则。章士钊指出，为政有容、尚异不是一般的政治原则，而是为政之本。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页）。可见，政治上的“有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好同恶异，就是“使异者各守其异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诱致异者使同于我也”（《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47页）。在章士钊看来，20世纪的政治，各种力量都必须遵循有容尚异的政治原则，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不搞好同恶异的意气之争、门户之争，一国的政治才能日臻民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否则，仍流于几千年一贯的好攻异端的恶习，政治必趋于专制，即使获得一时的成功，也终将招致败亡。章士钊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上的“好同恶异”，主要是指执政的人只接受那些和自己认识相同的意见，容纳那些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反对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以公权消除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章士钊认为，“好同恶异”的政治就是尊孔的政治，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顽疾，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自由原则显相违背，是人类政治史上兽性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好同恶异”的弊病，影响极为深远，革命党人深受其害，袁世凯等旧官僚也因之作茧自缚。
       20世纪的政治为何要“有容”？章士钊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引用英国法学家布赖斯·詹姆斯运用力学原理说明社会政治同样有同心、离心两种相反之力的学说，说明在政治上至少存在着相互对抗的两种力，而“两力相排”是“大乱之道”，“两力相守”是“治平之原”。为何？因为两力相排，则易造成两种力量的激烈冲突，往往导致以暴力的手段解决双方的矛盾，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专制局面；两力相守，则会循法律的途径，用民主协商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使政治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因此，他期望中国能制定一部能够充分容纳国内所有不同政治力量和不同意见的体现现代精神的宪法，在这一宪法之下组织相对立的两大政党，两党大体可以代表全国范围内进步和保守两种主张，并在法律范围内就各种社会问题展开争鸣，最终达成一致或谅解，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如此，各派政治力量也就都会有机会、有条件“自觅其途以入于政”，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充分渲泄自己对政治的不同意见；如此，中国政治就会摆脱“兽性”，更加“人性”，摆脱专制，走向民主，在循良的宪政轨道上健康运行。他十分自信地说：“有容之说，为用至广，必一国之人，群解是道，然后为国可进于近世宪政之林”（《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308页）。人们的有容尚异精神增进一分，宪政即前进一步，“行宪政一分，即须有容之量一分”。可见，在民初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章士钊对北洋政府的独裁专制是多么地不屑，对国民党的狭隘偏激是多么地惋惜，对有容尚异的民主宪政精神则是多么地神往。他凭借一只秃笔，向各派政治力量，向全国民众声嘶力竭地呐喊，为政要“有容”，为政要“尚异”。
       
       以私权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
       专制独裁也好，暴民政治也罢，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以某种政治伦理（在传统社会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在民初的革命党是除旧布新的革命正义）为幌子欺骗民众，而在实际上是以国家的政治强权压迫甚至剥夺公民的自由与人权，堵死了民众意志表达的孔道。因此，章士钊提出“有容”、“尚异”的政治观，其理论底色就是要在“有容”的前提下，限制公权侵犯私权，捍卫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是一种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为基础、以私权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
       在章士钊之前，严复曾探讨过西方的富强之道，比较过中国落后的原因。严复认为，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并不是“汽机兵械”、“天算格致”等方面的不同，而是精神上的差异。西方文化在学术上讲求“黜伪而崇真”，在政治上讲求“屈私以为公”，而且此二者又以追求个人与国家的自由为前提（《严复集》第1册，第2页）。中国则不是这样，“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严复集》第1册，第53页）。这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社会笼罩在专制政治与专制文化的双重高压之下，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长期不得伸展。长期的专制政治的结果，就必然导致民力日衰，民智日败，民德日薄。所以，他提出，当今的治本之策就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民初的章士钊比严复更进一步，他在《甲寅》上发表文章，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私权与公权的关系、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作了新的深一层的阐发，把个人的自由与人权的保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章士钊指出，视国家为帝王个人的产业是中国传统的观念，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自由的人民为公益而结合，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于他人的集合体。章士钊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组织政府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束缚人的自由权利，而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增进个人的幸福，因此造国设政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国为人而设，非人为国而设也。人为权利而造国，非国为人而造权利也”（《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406页）。这一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国家观念截然不同。那么，个人又有哪些权利需要得到国家这一组织的保护呢？章士钊重点谈到了思想言论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和司法平等等问题，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形成、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还是一个国家能否强盛不衰的根本途径。因此，他认为，人类要进步，就必须容忍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如果人们的自由意志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就能逐渐进步，“自由意思发展一次，而国家状态变易一次”；反之，国家社会就没有多少进步的希望。在此，他摒弃了中国传统的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政治伦理观，明确提出了个人在国家政治领域的独立地位问题。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章士钊特别的反感。他认为，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是：国家造宪法，宪法产生政府，政府遵循国家意志“敷陈政事”。而北洋政府的新约法却将总统权力置于国家之上，是要在国家之上另建个人权力，这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家天下国家观的翻版，而且新约法不是由人民代表的宪法会议制定，而是由总统本人召集的约法会议制定，这就使得新约法不能“笼罩一切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反可操纵“根本大法”，说到底就是总统高于法律，官府高于社会，个人没有自由，宪政失去基础。这与传统政治没有任何差别，是从一开始就在立法的源头上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颠覆了民主政治的逻辑，是假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
       章士钊认为，“人莫不自私，而有权者尤莫不欲滥用其权力以自恣”（《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20页），因此，国家既要从法律上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更要从法律上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假执法之名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章士钊提出的办法就是实行西方式的代议政治。代议政治的好处就在于“有容”、“尚异”，在于在政党政治的体制下听任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从而对政府形成一种权力制衡关系。章士钊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缺陷莫过于崇伦理而轻法律，结果导致损私以奉公，公与私莫能兼顾。中国古来圣贤，“类皆略心理潜滋之势，而崇伦理矜持之义，举世习焉而不敢以为非。既不敢以为非，而又无法以通其欲，公私不得其平，弛张一无所当，而国家根本问题，坐是无由了处，而真正之和平幸福，举冥冥堕坏于名分经制诗书礼义之中”（《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80页）。意思就是，人虽有欲，但这种私欲被一张强有力的伦理政治之网束缚住了，从而失去了合法解决的路径，个人的自由、权利、幸福等就被无情地扼杀了；但另一方面，掌握权力的人，又口是心非，以私害公，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毁坏着国家的利益，侵害着他人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政治失序，民怨沸腾，以暴易暴，政权消亡。章士钊还指出，人的欲望不可能被消灭，总要有渠道解决，“不以正通，必以变通；不以缓通，必以急通”，历代的官场腐败可谓以“变通”，历代的人民起义可谓以“急通”。因此，章士钊说，“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苟能以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国利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漏，则其国之文化，已达于观止之境，无可更高”（《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84页）。因此，理想的治国之道，就是“不在毁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于相当之位”。在他看来，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保护公民个人的私权，实行西方国家的代议制。
       调和乃宪政的精神
       民初的章士钊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宣传西方的代议制，高张“有容”、“尚异”的旗帜，其现实背景是当时活动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缺乏“有容”、“尚异”的政治度量，而在理论上则是因为他崇信“调和”乃民主宪政的根本精神。章士钊说：“调和者，两利之术也。”“调和者，两让之谓也。”“欲祸之不起，惟有保其离心力于团体之内，使不外奔，断无利其离而转排之之理，苟或排焉，则力之盛衰原无一定，强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展转相排，展转相乱，人生之道苦，而国家之命亦将绝矣。由是两力相排，大乱之道，两力相守，治平之原”（《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89页）。他认为，要使政治上轨道，就要有“调和”的精神，善于调和，善于吸纳反对派的意见，政治就会循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不善于调和，甚至拒绝调和，政治就会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危机四伏。他提出，“调和者，立国之大经也。美儒罗伟，谓为政制传之久远所必具之性……吾国惟懵于此义，故共和三年，徒尸其名，而远离其实。吾民之厄于淫威，失其自由，舆情不彰，冤苦莫诉，较之前清末季，专制未改，万万有加”（《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53～254页）。把“调和”提升到“治国之大经”的高度，在民初只有章士钊一人。由此可见，章士钊对“调和立国”的思想主张是思之既久，视如至宝的。
       为什么说调和是“立国之大经”呢？章士钊说，“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克异以存同则退。”他认为这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规律。就西方国家近代以来之所以取得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是因为政府“恒设法保护反对党，使得尽情攻击政府”，并“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从而使得不同政党、不同利益团体都有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但也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谋求自己的利益，并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共同推进政治向前发展。他还特别强调，政治上的过激举措，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此，他既批评中国革命党人的“暴民专制”倾向，也严厉谴责袁世凯政府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专制独裁。为了让人信服，他还罗举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史实，说明偏激、狭隘、“无容”的政治必然失败的道理。他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丧命的法王路易十六、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迷信强权，好同恶异，处事绝对，专横霸道，以己之是为是，昧于调和之道。他由是得出的结论：心胸狭隘、党同伐异、好走极端、拒绝调和的政治，必然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而善于妥协、“有容”、“尚异”的政党政治，则有强大的生命力。
       问题是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调和”的状态，建成“调和”的社会呢？醉心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章士钊对西方的两党制政治模式称誉有加，他认为，唯一的路径就是向西方学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有容”、“尚异”的政治原则，发展政党政治。他不厌其烦地介绍西方政党政治的好处，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因为在政党政治的体制下，持不同政见的两党对于国家的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一守其正，一守其反”，一方赞成，一方反对，相互角力，相互争胜，在社会上就都能获得一定的支持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就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野党，为争取多数议席，“日伺现政府之隙而攻之，且谋倒之，取而代之”，所以广大民众就可以从两党的交锋中决定取舍，表明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不会形成谁吃掉谁的零和局面，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和平共处的双赢局面。而且，他认为，政党政治生动地体现了对立统一的原则，执政党与反对党相互依存，一亡则两亡，两存则两利。“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不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己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础，而进一步夯实了民主宪政的理论大厦。
       其时，他不仅大力提倡调和立国论，而且热衷于调和各派政治势力，由衷地希望他们能够回到政党政治的轨道上来，以“有容”、“尚异”的心态，恢张“调和”的精神，开展和平有序的竞争，放弃你死我活的武力攻伐。他说：“今日政局惟一解决之法，乃在觅一机会，使全国人之聪明才力，得以迸发，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范为国宪，演为国俗，共通趋奉，一无诈欺”（《章士钊全集》，第277页）。他特别奉劝当局，“立国于二十世纪，亦当稍顾国家原理，使国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以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努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堕和平进步之基”（《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371页）。因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相互之间掐得你死我活，谁也无暇理睬章士钊的良苦用心。不过，我们当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尤其是一种理论或一种思想，要取得实际的成效往往需要多种因素的配合。在民初，政治局势风云激荡，章士钊提出的“调和立国”论实在过于温文尔雅，各派政治势力都置若罔闻，就没什么奇怪了。但时过境迁，我们重新审视章士钊提出的“调和论”，就不能不承认它在经过历史之河的淘洗后所具有的历史性贡献。
       （《章士钊全集》（全十卷），王均熙等编，文汇出版社2000年2月版，10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