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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韩国东海岸庆尚北道的安东郡，号称为韩国的精神文化之都，它之所以能够荣膺这一尊贵的头衔，是因为那里是韩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儒学大师李滉(号退溪)的故乡和讲学地，也是迄今为止韩国境内，浸染儒教文化最深厚、保持传统文化最完整、反映民风世情最纯朴的一个地区。
       今天的世界，物质文明空前发达，人们面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无穷诱惑，在享受着的同时(最热爱传统的人在这方面也是“口头革命派”，绝不会放弃这种更便捷快乐的生活方式的)，为了消减越来越膨胀的物欲、化解内心的骚动、释放生活的压力、回应精神的困惑，也不免频频回转过头去，向传统寻觅自己安顿心灵、寄托情愫的方法。
       这种价值取向，使得小小的安东儒学文化保存得最好，社会和谐，民风淳朴，成了许多韩国人心目中的“圣地”，被称誉为“海东邹鲁”、“邹鲁之乡”。
       孔夫子有云：“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我国经过近代以来百多年的折腾(尤其是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儒学传统早已是气息奄奄了。近几年虽然有不少人在那里为振兴“国学”大声疾呼，但实际上多是做表面文章、虚应故事，场面虽然热闹，效果实可怀疑，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作文化秀而已。倒不如人家韩国，不事声张地保存着儒学精神，机构祭宗庙，学界祀孔子，家庭敬祖先，规规矩矩、有板有眼地做；社会讲秩序，交往重礼貌，成了“后进于礼乐，君子也”的典范。安东正是这方面的一个样板。
       这样的样板，自然很值得去实地专程考察一番，“礼失求诸野”，本就是孔“圣人”的遗训，因此我们向这一年访学研究的资助方——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提出申请，希望在这次“韩国历史文化旅游考察”中追加一项“安东历史文化考察”。财团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乎，我们打起简单的行囊，上路了。
       有人情味的佛教遗迹
       我们这次考察其实并未局囿于安东一处，还包括了对其毗邻的荣州郡诸多历史文化遗产的观摩参观，也参观了诸多佛教寺院。《孙子兵法》上讲“以迂为直”，所以，我在谈儒教之前，先说说当地的佛教文化。
       佛教在韩国影响极大，据统计，其信众几占韩国信奉宗教人数的一半左右，多达一千余万，与基督新教、天主教教徒平分天下。佛教寺院遍布于韩国各地，笔者曾经探访过的著名佛教寺院就有庆州的通度寺、石窟寺、佛国寺，大邱的桐华寺，首尔的开运寺，江华岛的传灯寺，牙山的修德寺等等。这次到荣州与安东原先计划去三处寺院：荣州的浮石寺(一名无量寺)，安东的清凉寺、凤停寺，后因天降大雨，道路湿滑，临时取消了爬山登临清凉寺的方案，只到了浮石寺和风停寺。
       浮石寺与凤停寺的格局、规模、建筑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与此前参观过的寺院相比大同小异，可是，关于这两座寺院流传的富有人性、温馨的历史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荣州浮石寺和安东凤停寺的创建，据说都与新罗文武王时期公元七世纪的高僧义湘大师有关。相传，义湘大师年轻时到中国研习佛教理论的时候，其俊逸的风度、非凡的学识、宽厚的为人，令一位名叫善妙的年青女子对他萌生情愫。义湘也因善妙的对自己一往深情而心有所动，然而终究难以跨越雷池，一段美好至真的情感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彼此的心底。
       数年之后，义湘修学有成，准备重返自己的祖国。由于担心离别之际触景伤情，无法自己的情况，他决定悄然离去。
       善妙得悉义湘不辞而别的消息时，压抑郁结的激情爆发了，她再也无法保持少女的矜持，发疯似地奔跑到大海岸边，希望能向挚爱的人倾诉。可此时哪里还有义湘的踪影。善妙万念俱灰，纵身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故事没有完结。善妙的一缕精魂远涉重洋，悄然来到了韩国，暗地里追随义湘左右。而义湘回到祖国之后，则锁住记忆的闸门，全身心投入兴建寺院、弘扬佛法的事业。在一次与一恶魔的殊死搏斗中，义湘大师力不能支渐处下风，善妙的精魂遂化作一块巨石，从空中飞速落下，将那恶魔砸死，拯救了义湘的生命，为他修寺弘法扫清了障碍。
       位处荣州地界的这座寺院被称为“浮石寺”，就是为了纪念善妙与义湘的那一份情缘。浮石寺建成后，义湘决定为善妙的灵魂超度。他的超度方法并非焚香诵经，而是用洁白的纸折叠成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向碧蓝澄彻的天际放飞。希冀善妙的灵魂附丽在凤凰身上，飞越浩瀚的海洋，回归到自己的故土。
       这只白色的纸凤凰徐徐升空，但终于不忍永别义湘所在的这块土地，最后停落在安东境内的一个地方。义湘追随而至，在纸凤凰飘落之处修起一座新的寺院，这就是驰名韩国的“凤停寺”。
       闻名韩国的佛教古刹浮石寺、凤停寺由来的传说，竟是这样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在我们眼里，佛门清净之地居然源于爱情故事多少有些出人意表，然而。韩国的民众却没有这种观念。在他们看来，义湘“发乎情止乎礼”，令人敬佩；善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使人唏嘘!所以，他们在介绍这些寺院的历史之时，总是坦坦荡荡地渲染这个故事，还在“凤停寺”寺院内专门兴建了一座供奉善妙的庵堂。
       这样的境界，透露出韩国佛教中承认世俗温情，它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训诫，而是亲切平和、善解人意的心灵契合。而正是这种世俗化的亲和力，使它拥有无数的善男信女。
       儒教文化博物馆
       当我们仍在对儒学的性质是“学”还是“教”作无谓的笔墨之争的时候，韩国早早地就把儒学升格成为了儒教。安东是韩国儒学的中心，乡校犹存，书院林立。地方当局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这种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和珍贵性，使它在从事社会治理和风化教育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安东儒教文化博物馆的设立就是证明。
       其实，重视儒家文化不是安东特有的现象，韩国各地都一样。像荣州绍修书院就附设有绍修博物院，供奉的也是孔子、朱熹以及李滉、周世鹏等中、韩两国的儒学代表人物。但是，就布展场面的宏大，布展内容的丰富，构思设计的缜密，宣传力度的强化而言，还得首推安东。
       安东儒教文化博物馆是迄今为止韩国唯一一家专门的儒教博物馆，由韩国国学振兴院创立，2006年6月才正式开馆。展览以儒学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主题，分六个普通展厅，两个专题展厅。在普通展厅中，除了第一展厅“相识儒教”，简明扼要地展示了东亚地区的儒教年表，介绍以韩国儒学发展演变的源流与学脉为重点儒教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其他的五个展厅都是儒教实践行为的再现，如第二展厅“儒教与修养”，介绍的是儒教实践论出发点(通常所称的“功夫论”)的具体方法，通过实践场所模型“五伦村庄”以及《活人心方》等途径，十分形象地展示了儒家倡导的修身养性主张。第三展厅“儒教与家族”，集中展示的是作为儒教文化共同体实际基础的传统家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对“冠、婚、丧、祭”等礼仪形式及其实施过
       程做了形象的说明，完整地体现了家族形成、维持及分化的过程。第四展厅“儒教与社会”，是以士人一天生活的动作、“书堂”与“乡约”、书院教学等模型以及科举制度解答等来反映儒教在韩国社会生活中的指导作用。第五展厅“儒教与国家”，展现儒教在政治现实中的作用。如观众通过参观《王世子入学图帖》，便可以了解到朝鲜时代官僚制度的各个方面。同时还能通过现代化的视听设施环视古代韩国的宫殿建筑艺术。
       很显然，安东儒教文化博物馆立足于介绍儒家原理如何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和发挥影响，让参访者能够直观生动地了解儒教的传统与实践如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始终是学人激烈辨析、莫衷一是的重要命题。如果拿中国的儒学文化传承与韩国安东的儒教文化博物馆的学术旨趣做一番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似乎更侧重于“知”的层面，把儒学儒教当作学理探索、研究的对象，执着于梳理儒学的理论体系，发覆儒学的微言大义。而韩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更为关心和重视的，是促成儒家学理教义的平民化、社会化，在实践操作的层面上，努力实现儒教基本原则的具体生活转换。前者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传承上的“精英路线”，而后者则似可以理解为儒家文化传承上的“草根特色”。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儒家文化的延续与传播。
       事实上，倘若没有“精英意识”作思想导向，“草根文化”就会流于平庸、浅薄，但是，如果没有“草根文化”作为雄厚支撑，所谓的“精英意识”也会陷入孤立、僵化。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更为欣赏韩国儒教文化所透露的“草根”色彩。因为只有在千千万万胼手胝足的小人物都充分教化于儒教精神、高度认同于儒教基本价值的情况下，那些精英们的理论诉求、价值体系才能够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儒学真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否则，躲在象牙之塔里钻故纸堆，只能被社会边缘化。用流行歌曲的歌词来形容就是，“当孤单已成为一种习惯”，其结局必定会是“一个人的精彩”了!
       风声雨声中的书院
       书院是安东(也包括其毗邻的荣州)作为韩国儒教文化的中心的象征之一。那里有许多著名的书院——绍修书院、陶山书院、屏山书院……
       绍修书院地处荣州，是著名大儒周世鹏当年教授学生的地方。
       屏山书院公元1863年受赐朝廷颁发的“屏山”匾额，至今仍悬挂着，尚存的主要建筑有福礼门、晚对楼、东斋(高年级学生的宿舍)、西斋(低年级学生的宿舍)、人教堂以及供奉柳成龙牌位的尊德寺。这个书院的前身是丰岳书堂，著名大儒、曾经在朝廷里担任过宰相的柳成龙曾在此处讲学。柳成龙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这里改造为屏山书院，供奉柳成龙的牌位，并进行四时的祭祀。
       安东最有名气的书院首推陶山书院。这是由于它的历史最不平凡：它是由韩国儒家第一人李混(李退溪)兴办的。
       陶山书院面对清澈的安东湖水，左、右、后三面为郁郁葱葱的松树林所环绕，清幽寂静，确实是一方静心读书、修身养性的胜所。其主要的建筑物，有当年退溪指导学子的陶山书堂，受业弟子居住的陇云精舍。退溪先生去世后，其弟子陆续增建兴修的典教堂(讲堂)、尚德寺(供奉和祭祀退溪及其高足月川、赵穆的牌位之所)、光明室(珍藏退溪遗墨手迹与其他重要的儒家典籍之处)、东西斋(学生宿舍)、试士坛(举行“陶山别科”考试的场所)、藏板阁(收藏“陶山十二曲”刻板)等等。
       李退溪在韩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如中国的孔子，甚至还要更高。韩国最常用的面额1000元的纸币，就是以他的肖像作图案的。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李退溪都极受朝廷与民众的尊奉，他当年讲学场外陶山书院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儒教的圣地。在李氏朝鲜王朝宣祖八年(公元1575年)，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韩石峰奉国君之命为陶山书院专门题写了匾额，从此，陶山书院也被人们称之为“赐额书院”。如此殊荣，在韩国众多书院里绝无仅有。
       古代韩国的书院的主要功能有两项：一是课徒授业，二是祭拜典祀。自从近代西方教育体制引入韩国之后，课徒授业便渐渐消逝，至今已不复存在，但祭拜典祀活动依旧悄然延续。
       书院在韩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蔚为大观。据相关资料，在李氏朝鲜王朝后期，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书院居然多达一千余所，而当时整个朝鲜王朝的辖境也不过20万平方公里。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熟悉儒家典籍、秉承儒家传统的行政管理人才，又为社会提供了众多从事儒学教育、推广儒家文化的普通知识群体，为儒教文化在韩国社会的推广与弘扬奠定了基础。而遵照儒家礼仪进行的各类祭祀活动，也为公众提供了儒教文化实践上的具体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书院的薪火相传就不会有今天的韩国社会儒教文化的普遍存在。
       不过，书院过多过滥也不可避免造成一些弊端。比如，人书院研读的士人可以蠲免赋税徭役，书院过多，导致生产第一线的青壮劳动力流失；而众多士人免赋免役，又使得国家府库收入剧减。
       此外，我个人还有一个大胆的推测：书院过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符合做官条件的士人数量骤长，而朝廷和地方的官职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相对有限，遂使得相当多数量的士人没有入仕的渠道(就如同今天我们的大学扩招，导致大批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求职困难的情况一样)。读书人失去了通畅的入仕途径，就不免无事生非。聚在一起就不免大发牢骚，议论政治，指斥朝廷，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现象在所难免。本来，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读书人实属凤毛麟角，“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固然不错，但立足点首先还在个人利益上。
       基于增加赋税收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尤其是有效消除读书人放言清议、批评时政以至破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考虑，大院君曾在十九世纪后期下达命令，撤销了全国绝大多数书院，只保留了寥寥几十所。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得有个限度，过多过快难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即便如此，韩国民众对他们的书院文化还是充满着自豪的情绪，尤其是前些年孔子第七十七代裔孙到韩国安东访问，留下了“海东邹鲁”、“邹鲁之乡”等题词，更让他们有些忘乎所以了，认为儒教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独独在韩国一地，汉官威仪也只有在韩国才得以再现!
       在屏山书院，一位韩国中年妇女在尽义务向我们介绍了屏山书院的基本功能、历史沿革、以及书院文化在韩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之后，有意无意地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询问我们怎么看待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视安东为“邹鲁之乡”的评价与期许；二是问中国现在是否还有书院，中国人又怎么看待书院文化。
       她的潜台词我们当然听得出来，无非是暗喻中国早已没有书院传统，书院文化
       只是在韩国独得其传。这是韩国人特有的韩式“自大与自囿”(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语)。我们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书院在中国虽然不如韩国这样的普及，但是并未绝迹。事实上，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长沙岳麓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嵩阳书院、睢阳应天书院等，“其气势与规模、其文脉与神韵，又怎得几个小小的绍修书院、屏山书院可比”(王先明教授语)。
       不过，话虽这么说，与韩国民众对儒教文化的呵护相比，我们对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的忽视和慢待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岳麓书院，今天也以每年门票收入达一千余万元而沾沾自喜。所以，与其厌憎与责怪人家的自大自囿，倒不如老老实实地反省自身，清醒地看到自己和人家的差距。讳疾忌医、固步自封，永远是进步的大敌。
       歧路彷徨，儒教文明向何处去
       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农业人口的锐减。就以韩国为例，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年轻人绝大多数拥入了首尔、釜山、仁川、大邱、大田等大中城市，留守农村故土的只是一些老人与妇孺。
       驱车在荣州、安东的高速公路上，丘陵绵延起伏，绿树成荫，田野平坦，但就是一路上很少见到车辆和行人，即使是在著名的河回民俗村参访，偌大的一个村子里，我们也没有见到几个当地的村民，真给了我们一次远离城市喧闹，亲近自然本色的机遇。但是，从更深的层次去想：建立在农耕文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儒教文明，也只能和谐地存在于安东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它的悠然自得，它的诚实纯朴，根本无法适应充满激烈竞争的当代社会生活节奏。据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朋友介绍，安东乃是韩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确实如此，我们驱车经过安东的闹市区，看到大街两侧都是比较简陋的二三层楼，没有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质朴自然。在安东的饭馆就餐，当地最有名的一道菜“安东煮鸡”，其分量之大，价格之低，让人有些难以置信。这一切，往好处讲，是田园牧歌式的宁静，而从另一个角度，则不能不说是落伍。
       安东地区还有不少保留着传统色彩的宗宅，比较著名的有重建于1929年的李退溪宗宅，老山金氏礼安派嫡裔居住的乌川遗址，朝鲜王朝时期著名学者鹤峰金城一的鹤峰宗宅，位于河回民俗村之内的柳成龙宗宅(忠孝堂)和柳云龙宗宅(养真堂)，以及我们下榻的聋岩宗宅等。
       这些宗宅具有典型的民族建筑风格，保留着先辈大量的遗物，那些珍贵的典籍、手迹，让参观者感受到浓郁的书卷气，在那里拧立片刻，便能暂时忘却掉人世间的烦心之事。可是，如果再追问自己一句，如果真让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居住，使“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成为现实，你愿意吗?恐怕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人可以留恋过去，但却永远无法退回到昨天；人可以抱怨现实，但却永远不会放弃了今天。这是一个悖论。
       再一个悖论是，儒教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弘扬，是否必须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就像今天韩国的安东一样?难道要纯朴就必须闭塞吗?这样，儒教文明对于安东又究竟有多少意义?
       是“率由旧章”?还是“器惟求新”?这的确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