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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四百九十年前，66岁的孔子结束周游列国的旅程，怅惘地踏上了归国之路。一位名叫接舆的楚国隐士悄然而至，高歌：“鳯兮鳯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唱完，人就飘然而逝。又过了825年，41岁的陶渊明挂冠隐去，留下一首千古传颂的《归去来兮辞》，开篇言道：“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意即退隐。站在儒学传统精神的立场上，接舆、陶渊明的态度，无疑是抛弃士人天职的妥协和退让。然而，翻开中国历史，更多的却依旧是少年意气风发，老来遁隐田园、诗书自娱的文人雅士。甚至，所谓的“老”也并非真实年龄的老迈，只不过是心态的苍老罢了。饱读儒学典籍的士人，从骨子里有一种“作圣”的欲念，淑人救世的情怀，但现实政治往往无情，一腔济世救民的热情，最易被碾压成碎片，于是，一心弘毅的士人只好顶礼膜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自唐宋科举制度大兴之后，士人一方面竭力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一方面苦心经营“归去”的退隐之路，顺进逆退，出处自如，历时千年苦心维系着他们理想的精神家园。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创立现代学校制度，现代知识分子逐步走出古代士人非仕则隐的旧路径，从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苦苦寻觅新的社会位置，塑造自己崭新的社会品格。政治思想史名家萧公权(1897—1981)晚年的回忆录《问学谏往录》，为理解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现代转变提供了一份可信的文本。
       和许多头角峥嵘的同辈知识精英相比，萧公权的人生经历显得非常平淡，没有跌宕起伏的奇异色彩。萧公权出身于江西泰和的一个大族，早年接受中西教育，1920年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在康乃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此后42年问先后或同时在国内、国外的十三所大学执教。从学生而教授，终其一身，没有脱离学校和学术。1948年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首届中研院院士共8l位，大体囊括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学术精英。萧氏留下的代表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他晚年从华盛顿大学退休，应台北《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之约，写作回忆录《问学谏往录》，追怀往事，寄慨良多。《问学谏往录》以萧氏少年受教、青年游学、壮年问学的学者人生为主轴，记录了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尤其侧重展示他与师友们频繁的学术往还。萧氏本人的思想大致成熟于五四以后，因此回忆录对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激烈的文化主张，时有平心持正的批评。著名史学家钱穆(1895～1990)晚年作有《师友杂忆》，其思想旨趣和文化观念颇有可与《问学谏往录》相互印证之处。
       据萧公权自述，他在出国留学以前，即确立了影响一生的两个基本信念。一是：“读书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二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做了现代性的阐释，“我认为古人‘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有其真实性，但在现代生活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不必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政治不是人群生活的全体，政府也不就是国家。‘从政’以外尽有个人效忠于国家、于社会的行动场地。‘匹夫’可以对祖国的经济、教育、科学、文艺等工作有所努力而肩负了‘兴亡’的责任。如果我们把‘仕’字解作做官，而说‘凡读书而有好成绩的人都去做官’，在现代普及教育发达的国家里面，‘高才生’不啻‘车载斗量’，那里有许多政府机关去容纳他们?不但如此：一个‘自了汉’如果真能自了，乐业安分，仰事俯蓄，不为国家增加社会、经济或政治负担，使政府减少内顾之忧，可以放心放手，用全力去办理内政外交的大事，这何尝不是匹夫略尽兴亡责任之一道?这不是说‘自了汉’不关心兴亡。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他虽不从政，但可以留心政事。在选举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的时候。他可以本着自己的见解和良心去投票，去执行‘选贤与能’的义务。这更是匹夫尽责之一道。正应为他自己避开‘仕途’，具有‘管理众人之事’才能的领导人物便可以登进仕途，畅行无阻，充分地用其所长。至于‘干禄’的政客，未作官时放言高论，做了官以后不辞‘自求多福’，同流合污，所谓‘穷则兼善天下，达则独善其身’。他们对于‘兴亡’未必比‘自了汉’有更真实的贡献。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这个评语是否确切，我们不必在此讨论(李鸿章做官时曾替满清政府应付一些外交内政的疑难)。但我相信，一般拼命做官的人不但不为国家解决问题，甚至为国家制造问题。说得不客气一点，他们都是‘亡国大夫’的胚子。孔子曾说，‘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他称许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他严斥‘子张学干禄’，准许其他门人‘鸣鼓而攻之’。我对于‘仕’的认识，似乎尚不违背圣人之教”(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44～45页)。
       读书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口号，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也许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而重新诠释“学而优则仕”则是独出心裁，具有深沉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萧公权把“仕”解释为“服务社会”，而不是“投身政治”，这正是关照到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社会差异。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古代士人失掉了附着的土壤，沦为无所依靠的浮萍，理想的精神家园也在迅速凋零，敏感于这一时代变迁的萧公权，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勾画了新的社会使命。如果说，古代士人是以娴熟经典、通晓礼法牢牢占据四民之首的位置，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以其专业知识服务社会，扮演专家的角色。萧公权的新“仕”观，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社会使命感和人世精神，同时又以现代观念拓展了知识分子关怀社会人生的领域。尽管从观念上，萧公权不反对学者从政，而他自己则基于个人才性的考虑，长期坚守专业知识分子的本色——教书和治学。三四十年代以后，一批欧美派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事务中非常活跃，萧公权也在《每周评论》《观察》等有影响的政论时事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从个人专业背景和比较思考出发，对民国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提出看法。他借用孔子的话，把这些活动称之为“是亦为政”。自然，所谓的“为政”，按照他的认识来说，就是“服务社会”，即从一个专业知识分子的角度，针对社会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影响社会舆论。
       近代社会变迁冲击了知识分子的许多传统观念，知识分子透过观念调整，在社会中重新界定自己的坐标，这一观念的调试过程，对于濡染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同时又接受西方近代教育和文化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变。可以说，到了萧公权生活的时代，人们才开始冲破古代士人狭窄的社会选择，以一种现代精神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而不必借吟咏《归去来兮辞》来化解精神上的苦闷。萧氏刻意反古人立意，用《问学谏往录》作为回忆录的胚名，在有意无意之间为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转变“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