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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松先生获得过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两个博士学位，他在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和如何看待当今人类发展的问题上，有很深刻的见解。在田松的理论阐述中，既可以看到条分缕析的缜密思考，又能感受到一种炽热的激情与强烈的忧患意识。田松行文颇富文采，兼有自然科学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浪漫。对一般人来说，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这两种为文者追求的境界展现在论述文中，并非易事，而田松在这部专著《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传统自然观、宇宙观，传统技术及生存方式之变迁》中做到了。
       这本书选取一个民族作为个案，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为立论的依据，深入阐述著者关于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及人类的长久发展等问题，具有一种人类学所倡导的基于田野的实证精神。
       在这部著作中，田松博士鲜明地提出了“两种文明两个体系”的观点，并且根据纳西族的个案做了深刻的阐述。我觉得，他提出的“不应用西方科学的‘冥尺’来衡量中国传统文明”这个观点，对于理解我国众多民族千百年来传承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如何对待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大自然的理性和智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和精神信仰领域，如何看待这种地方性知识和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科学与智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类今后以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和理性来引导自己的发展之路的根本性问题。田松提到，“不能失去文化的自信”，“要有用自己的方式来判断自己文明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涉及如何认识自己的文明体系和他者的文明价值，还将关系到各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下和未来的命运，关系到中国能否利用多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未来之路的问题。
       田松书中的很多观点是值得学术界深入思考的。比如他指出，现代科学和技术是超越性的，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国家……科学对世界的解释不会因民族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更，机械化、标准化的技术也常常是全球一统的。但是传统知识体系则具有丰富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也有不同的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田松还以纳西族为例，讨论了传统文明融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探讨了传统文明对当今现代社会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以为，正是因为这些多样化的古老的生存智慧，在历史上常常使一个民族防止或消弭了很多人为的灾难，一个民族能够持续发展千百年，而且营造出非常和谐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说明在这个民族赖以立身的传统文化中，必定有其合理的机制和慧根。比如，纳西族、藏族等依赖他们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圣境”(sacred landscape)信仰，以及在这样的信仰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社区环境、资源管理机制，保住了家园的青山绿水；千百年来他们在这一信仰的约束下，保证了他们的社会和谐地发展。如果我们执迷于那种全球一体化的当代科学知识体系的理念和常识，可以居高临下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信仰和传统知识是一种“不科学”的东西，是“迷信”，但恰恰正是这些各民族传承千百年的多样化文明体系，保证了他们的人地和谐与家庭社会的和谐。这不能不促使我们思考，当今人类的和谐发展是否需要汲取不同文明机制中的智慧，不同的文明是否需要相互汲取别人的合理因素，才能促成人类更和谐地走向未来。
       我在2004年到埃及参加了一个国际大会，大会的主题是“衡量的标准与认识论：在多元的生态系统评估中搭建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桥梁”。这个会议讨论的正是田松博士所探讨的如何建立“科学”精神与各民族本土知识之间对话与合作的桥梁。来自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家、本土知识专家对过去的“科学主义”做了深刻的反思。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事例都已经证明了，如果把科学作为宗教崇拜，作为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难题、一切困惑的万能钥匙，而轻视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这对于追求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追求各民族之间的和谐，追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互补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同时，也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滇西北少数民族的信仰和传统知识被斥为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很多当地年轻人便开始造传统信仰和社区管理机制的反，开始放肆砍树、放肆打猎，仅仅丽江黑龙潭这个过去人们认为不应该“冒犯”的神灵居住之地和丽江古城的水源之地，水潭里的鱼不几天就被捉光。而在我的少年时代，大人告诉我们，这些鱼类是属于龙王或纳西人的自然神“署”的，随河流涨水漫到四方街上的鱼，我们都会把它放归河里。于是，在这种与政治相结合、以“科学知识”为靠山的强势话语的断然否定下，卓有成效的传统文明机制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我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涉及到社区的山水河流资源管理问题时，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回答：“人管不如神管”。这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本土的信仰力量和机制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力，这种力量往往超过政府所制定的种种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在当今时代，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资源管理的最佳效果。
       在这本书中，田松博士还讨论了现代文明中传统的价值问题，阐释了现代文明产生的问题是导致其文明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保存传统的三种模式。1、阿米什模式：完全拒绝现代化；2、保护区模式：将传统作为保护传统的资源；3、平行模式：将传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包含在制度化学校教育中。
       我觉得，完全拒绝现代化的“阿米什模式”是不现实的；而“保护区模式”和“平行模式”，则可以探索和逐步实现。我近年来也通过一些研究项目，在丽江的乡村完小开展了一项老师学生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参与式”的本土知识教育项目，同时在乡村里采取传统的“师徒相承”方式开展了一个培养民间文化精英东巴祭司和“白沙细乐”乐手的项目，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和云南的一些同事还进行了在乡村里建立“生态文化保护村”(或称为“区”)的实践。这些可以归类到田松博士所说的“保护区模式”中。
       田松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从工业文明转向一种新的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文明，人类文明将面临毁灭。新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新文明必须从传统中借鉴古老的生存智慧。所谓传统，就是流传下来的某种生存方式。一种传统能够流传，流传百年千年，就意味着这种生存方式是能够在其存在的区域之内延续的。”
       我以为田松这个观点与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是吻合的。我们需要在多样化的文明中寻找有利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智慧和理性精神，寻找因不同区域和民族特点而异的多样化发展之路。现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也证明了，在同一个知识模式中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当他们回到各自的故土工作时，其知识结构面对具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不
       适应。这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只有一种“现代化”的模式，需要考虑特定区域形成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能够吸纳各种文明的智慧结晶，将极大地有助于培养能够适应不同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的多样化人才，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现代化”社会的实现。
       田松自称原来是学物理出身的“强科学主义者”，但其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在后来的思考研究问题实践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对过去常被某些“科学家”斥之为“愚昧落后”的多民族传统文明进行冷静客观的审视，看到了各种传统文明在促成人类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主张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互补。这对当今时代的学者如何看待科学与传统文明应该有所启示。
       田松研究问题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从人们所忽略的细小问题人手，深入挖掘，得出不同凡响的结论。比如他在对社区垃圾处理方式做了大量调查之后提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地球有限，不仅资源有限，容纳垃圾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考虑人类的发展，努力尝试建构一种新的文明时，如何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承载能力，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纳西学以其突出的文化学术的个性特点，已经成为当今国内外人类学中的一门“显学”。田松以纳西族为个案，利用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纳西人的宇宙论和自然观，并以此为出发点，对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这也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拓广了纳西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纳西学的内容。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价值之所在。
       田松把他的研究阐释为科学人类学，并且也进行了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尝试。当然，就如他本人所说，与真正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田松能够在纳西族村寨进行更长时间、更严谨的人类学调研，收集更多的人类学第一手田野资料，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领悟、发现和创见，对纳西族文化的个性和特质，做出更具其个人独到之见的洞察和解读。或许，这是他这部专著的一些不足。
       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在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仅仅靠单一学科视野来分析当今的人类社会问题，已经不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常常看到，由于学科背景的囿限，不同学科专家在分析研究某一个社会和民族文化问题时，存在着观点片面的弊病。田松的这部专著，使我们看到了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所显示出的一种新的学术视野和特点，对于人类学来讲，有像田松这样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史专家的加盟，对开拓学科的学术视野，拓广理论分析的力度都是大有裨益的。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纳西学研究的学者，我也真诚地希望有更多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加入到纳西学的研究中来。
       (《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传统自然观、宇宙观，传统技术及生存方式之变迁》。田松著，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