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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文二三事
       1929年8月6日：
       宋子文昨天忽然辞职来上海。他托索克思邀我今早去谈，我去了，他把他的辞呈给我看。我看了两遍，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话。我递给在座的贝祖诒、李铭看了，他们也不明白。子文要我代他起草，我辞不掉，起了一个稿子，后来子文即用此稿发出，所谓“鱼电”是也。
       能帮他草拟辞呈，也可以说是有一点交情了吧。抗日战争爆发，胡适受命出使美国。宋子文大约是为了谈判借款的事，到美国来了。这时，他就对老交情也摆起官架子了。1941年1月10日：
       W.先生来谈，那一天(11月29日)S先生(按：指宋子文)夫人等共六人，买了车票去纽约，刘符诚已先到车站等候了。J.J.忽然打电话来，说，明天日本承认汪伪，美国要有所表示，一万万元大借款也许即可发表。S.先生听了，立刻说，“赶快打电话找到胡大使，说，我有要紧事要和他谈，请他今天莫回来，请他在纽约等我，我半夜可到。”这真是“公忠体国”的大政治家的行为!他找不到我，留了电话在我旅馆，还不放心，又分头打电话给李国钦和夏屏方，托他们转告我，务必在纽约等他!我早就明白了他的“巧计”。今天W．先生证实了此意。
       宋子文在美公干期间，重庆宣布，由他接替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长。1941年12月24日：
       我对他(按：宋子文)说，郭复初(按：郭泰祺字)来时，我曾对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你知道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现在你也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他说：“我不是你的上司，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这态度岂不是很够朋友的吗?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
       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12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
       昨日我复雪艇(按，王世杰字)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
       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由此可以看到，当初宋子文说的要同老朋友合作，就是这样做的。1942年9月，胡适交卸了驻美大使的职务，由魏道明接任。事前不久宋子文向胡适通报这一人事变化的情形，胡适在1943年11月5日的日记中说：
       去年我八月二十日回到美京，子文邀我午饭，只有我们两人，他说，你要知道，你的继任者不是我的选择。我这外交部长是假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就如新放的土耳其公使，我连姓名都没有听见过。当时我以为子文是爱面子的人，他说的话也许可信，但他说去胡换魏是(原文下缺)
       近来几个月之中，我得着两个可靠消息，才知道魏道明确是宋子文保荐的。其实他何必对我自辩?他的“撇清”，只是使他成为一个说谎的人而已。
       这一来，胡适算是看清了宋子文是个怎样的人。1944年12月4日：
       下午报纸登出宋子文代行行政院长职务。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
       胡适后来的日记中还提到过宋子文其人。这里只转录一个甘介侯说给他听的故事。1947年9月10日：
       介侯又谈宋子文媚外人的事。他有一个时期和介侯很亲密，有一天他说：“你下回打电话来，可用英文，说你是Mr.Kane，因为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Kane，他们就会直接接上来。我吩咐过，外国人打电话，直接上来；中国人打电话，要先问了我，再接上来。”
       宋美龄的一幅速写像
       胡适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宋美龄访问美国。在他1943年3月的日记里，一连好几天都记下了这事。
       1日：
       今天蒋夫人到纽约。市长兰纳迪在市政府招待，我去了一去。
       2日：
       晚上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
       4日：
       今早黄仁泉打电话来，说蒋夫人要看我，约今天下午五点五十分去见她。我说，于总领事的茶会五点开始，她如何能在五点五十分见我?黄说，她要到六点十五分才下去!
       我下午去见她，屋里有林语堂夫妇，有孔令侃，有郑敏秀(后来)。一会儿她出来了，风头很健，气色很好，坐下来就向孔令侃要纸烟点着吸!
       在这些人面前，我如何好说话?只好随便谈谈。她说，她的演说是为知识阶级说法，因为知识阶级是造舆论的。(指她前天的演说)原来黄忠马失前蹄的古典是为知识阶级说的。
       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作恶心。
       我先走了，到下面总领事的茶会，来宾近千人，五点就来了，到六点半以后，主宾(指宋美龄)才下来，登高座，点点头，说，谢谢你们，就完了。有许多人从波士顿来，从普林斯顿来，竟望不见颜色1
       5日：
       得参议员埃尔伯特·D·托马斯一短札，其中有云：“拜访高贵的夫人给我留下一点小小的遗憾。努力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最大的希望之一。出于真诚的愿望，我们会通过长期努力的工作，以使我们自己和英国政府明白这一正义的要求。难道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一较低的要求遗忘了吗——我有点疑惑?”
       这信涉及的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签署了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及有关特权的条约与换文，孙中山遗嘱中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已经达到。大约是这位参议员拜访宋美龄的时候，她对不久前发生的这么一件大事并无反应吧。
       6日：
       作书答参议员托马斯，另作书与S．K．霍恩贝克，说话真不好说。不知道胡适答托马斯的信是怎样说的，作了怎样的解释。总之，宋美龄是给出了一个难题。
       金圆券的成败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下令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收兑濒于崩溃接近废纸的法币。它实际上不过是面值更大得多的法币而已。一张面值一百圆的金圆券就是一张三亿元的法币。在发行这种换过花样的大钞的同时，另一措施就是强行收兑人民所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待到金圆券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贬值的时候，那些将自己储存的金银外币兑出的人就被洗劫一空了。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呢?胡适同蒋介石的评价正好相反。
       1948年10月13日：
       我九月十六日南飞，其时共产党的大攻势已开始。新币制行了四个星期，还没有呈现大失败的情形。
       九月廿三，济南陷落了，人心为之大震动。但我廿九日见总统，他还说币制是大成功，收到了壹亿四千万美金价值的金银外汇，殊不知此壹亿四千万须用五亿六千万金圆去换取，此即新政策崩溃之一个大原因。
       14日：
       上海情形甚不佳。
       我在《新闻报》上发表一个谈话，主张速请经济学者检讨两个月的成败得失，当修正者速修正，当废止者速废止，必须虚心，不可护短。
       日记里，胡适用了“崩溃”一词，这话他稍微说早了几天。发行金圆券的时候，即以不惜杀人的强力冻结物价。是到11月1日才取消限价的规定，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金圆券即步法币的后尘，更快地变成了废纸。胡适这两天日记里写的，他和蒋介石的谈话，他在《新闻报》上发表谈话，想的还是请经济学家出主意，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行将崩溃的金圆券。这时他已经看出来，这回的币制改革是失败了。
       难道蒋介石看不到这一些吗?当然他是看见的。只是，这时，他思考的出发点已经和胡适完全不同了。他比胡适更了解当前的形势，他知道，这已经是他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些日子了。他关心的已经不是货币的信用，人民的生计，民心的向背这些事情。他想的是怎样收兑金银外汇，作为他到台湾以后的“第一桶金”。胡适担忧的那五亿六千万金圆，印制成本是并不要多少钱的。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乘不了电梯
       内山完造的《上海霖语》中讲了鲁迅的一件轶事，那是1933年九月间，鲁迅到沙逊旅馆去会见前来出席远东反战会议的英国马莱爵士，大约是他的衣着不怎么讲究，开电梯的工人不许他乘电梯，他只好一步一步爬上七层楼去。看胡适日记，才知道他也有过这样的遭遇。
       1930年11月19日：
       今天为弗雷德里克·怀特先生的事，去访C.弗里茨女士，到了中国大厦，走进电梯，开梯的人忽然不肯开，说管事的人说过不许中国人上去。我很奇怪，因为这屋子我来过多次，向无此等事。我回到柜上，柜上的人说，先把名片送上去。名片送上去之后，回来说，“请上去。”我又走进电梯，那人仍不肯开。我气极了，走到柜上，要见主管人。柜上人才送我上电梯。我的初意本不愿上去了。想走到外边去打电话来告知弗里茨女士。但我细想，此事宜注意此屋何以骤变向来对华人的态度，不是一怒而去所能了事。故我仍上楼，把 这事告知弗里茨，请她查问详情。她说，主管人若不追究此事，必有许多人立即搬出去。
       这事的结果，是胡适收到了两封道歉的信。
       胡适日记中这样有趣的材料还不少。什么时候我再抄出一些，以公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