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多么富于诗意的日子，提到她，总让人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联想到青春和生机!然而，2007年的五月则不然，她带给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学校里吃粉笔灰的，是沉重乃至悲怆。
在这个五月，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断传来国内高校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各个层次均有)跳楼自杀的噩耗，真的教人心情沉痛。
就以北京地区的高校来说，5月13日，清华大学一硕士生从高处坠落，命归黄泉；5月14日，北京农业大学一本科生纵身一跃，一了百了；5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一硕士生(据说还是火遍全国“学术超女”于丹教授的学生)撒手而去，了却尘缘；5月16日，敝校(中国人民大学)一女博士生告别尘世，香消玉殒。一天一个死于非命，这景象又怎么一个“惨”字了得!以至网民们竟编撰出这样的联语：“实验楼宿舍楼教学楼，楼楼皆跳；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生生不息”!
汤显祖《牡丹亭》有词云：“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杜丽娘有如此感受，今人也一样。春季万物复苏，风光明媚，容易让人触景生情，感春伤怀；加上毕业面临失业的阴影，学业过于沉重的现实，家庭个人特殊际遇的曲折坎坷，等等等等，让年轻脆弱的心灵承受不了，结果做出不理智的选择，这也就是有这么多的年轻生命黯然消逝的深层契机了。面对这样的悲剧，简单地责怪这些年轻的死者“心理脆弱”、“不负责任”是很不公平的，更是极不人道的。社会大众，尤其是教育管理者应该心存愧怍，反躬自问：我们的教育到底失败在哪里?我们该怎样设法尽可能减少(要杜绝恐怕不现实)这样的悲剧发生?
在韩国，接触了当地校园里普遍流行的“抗议”文化之后，我觉得自己忽然有所感悟。原来中国高校的学生自杀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普遍感受压抑，而又没有畅通的宣泄渠道，这真的应了《国语》中召公的那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
韩国的人均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高于我们中国，约十万平方公里的小小国土面积上，林立着数以百计的高等学校。韩国的大学生毕业后，难觅工作岗位的程度，比起我们中国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我在韩国整整一年，却从不曾听闻有韩国高校学生跳楼自杀的消息(或许是我本人孤陋寡闻的缘故吧)。从韩国媒体的职业精神看，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就说明学生跳楼这种现象的确是近于绝迹的了。
是什么导致了韩国高校校园里绝少自杀事件的出现?我刚开始时颇有些纳闷，但是，随着我对韩国校园文化的逐渐了解，终于多少明白了这中间的某种奥妙。归根结底，是韩国独特的校园文化氛围，给韩国高校的莘莘学子提供了最畅通的宣泄渠道，让怨恚、不满、困惑在没有形成心灵风暴之前化解与释放，从而最大程度地减轻了学生们抑郁苦闷的负面心理情绪，使他们比较顺利地走出了情感的漩涡，成为人生旅途中的进取者与主宰者。
韩国高校校园里业余活动之丰富，各种名目繁多的节日之夸张，真让我们这些外人瞠乎其目。
以春光明媚的五月为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庆熙大学、汉阳大学、西江大学、东国大学、建国大学、梨花女子大学、淑明女子大学等著名高校(更不必说弘益大学这样的专业型艺术类大学了)，可以说不是校园而是游乐场，男男女女的学生“穿着各色T-shirts，筹办各种Festivals，布告栏、楼梯、地面，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广告，风格各异的音乐伴着群情激昂的宣传声，着实让人感到青春真好，有的是时间可以挥霍”(摘自于“韩国策”的博客文章“下雨、蹄膀和凌晨4时半”)。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中男主人公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享受生活每一天”，在这些韩国在校大学生的身上，获得了形象生动的体现。
这样浪漫的情怀，这样宽松的氛围，这样幸福的感受，使他们心中所有的郁闷得以宣泄一空，哪里还会有迈不过去的坎?有的只是自由不羁的心灵，挑战自我的精神，追求快乐的自觉意识!只有蓬勃的生机，璀璨的年华。
当然，对韩国高校学生而言，生活中也不是只有光明的一面，他们也有烦恼，个别人甚至也会遭遇各种打击，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有排遣心中郁闷，化解心中压力的途径，这就是颇具特色的校园“抗议”文化。
我第一次在高丽大学美丽雅致的校园里散步观光时，就注意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庄重肃穆的高丽大学行政主楼前，搭着一个蓝帆布的大帐篷，上面还张贴着好几条韩文书写的标语。在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校园里存在这么一个“怪物”，实在显得很不协调，甚至可说是大煞风景。
我向陪同我散步的高大亚细亚研究所的朴教授询问，这顶帐篷是怎么回事?他笑着对我解释说：这是几个受校纪处分的学生在抗议。原来，这几个学生在某一次考试中作弊，学校当局依据校纪相关规定给予其以开除学籍的处分。他们不甘心接受这样的裁决，就到学校行政办公楼前抗议。校方不予理会，他们在办公主楼跟前支起帐篷，打持久战，希望通过这种手段，迫使校方撤销有关处分的决定。校方不愿让步，他们也不愿退却，于是抗议行动也就这么日复一日持续了下来，帐篷也始终支搭在办公主楼跟前。时间一长，双方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受处分的学生也顾不得更多，白天轮流外出打工，解决基本生计问题，到了夜晚，则倦鸟归巢，到帐篷中休息，周而复始，大家就拼耐心了。
到了2007年春节前，在蓝帆布帐篷旁又支起两顶圆形的白帆布帐篷，上面同样张贴着醒目的韩文标语。一位懂韩文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那些标语上书写的是这几位抗议学生有关自己斗争行动的周年纪念感言，说明搭建两顶帐篷乃是为了纪念他们这一周年来的抗议经历。直到2007年8月，我完成访学任务回国时，那些帐篷依旧静静地立在那里，学校当局没有去干预，就当作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抗议学生也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仍然在帐篷里进行持久作战。双方还在比耐心，熬时间。至于结果究竟会如何，现在只有天晓得。
然而，就在这样的相持之中，这些受处分的学生心中的戾气，通过“抗议”的方式也多少得以释放了，他们把“抗议”当作一种过程，从而避免了因心理的抑郁而可能导致的走极端的冲动。而校方当局的容忍，不作强制性、暴力性的行政干预，也给这种“抗议”方式留下了回旋的空间，使得矛盾不至于激化到发生悲剧的地步。
2007年4月的一天，我前往汉阳大学拜访该校哲学科的金炳采教授。进入汉阳大学校园后，见到其行政主楼前也支着一顶帐篷，同样是几位受校纪处分的学生在那里作持久性的“抗议”。看来，这种校园“抗议”乃是韩国高校中普遍流行的现象，而决非高丽大学所独有的一道风景线。
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这些学生的“抗议”是否有道理，仅仅就这种校园“抗议”文化现象而言，它的存在，给那些本来容易走极端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合理宣泄的渠道，释放了其内心深处偏执性、对抗性、破坏性的能量，从而使冲突有了比较有效的控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像国内高校里相当常见的轻易走上绝路，动辄跳楼自尽的极端行为，自然要在韩国高校的校园里近乎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