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日记，觉得其中有些材料颇有一点意思。下边随手摘录一些，也许会有读者感兴趣。
自述作文经验
1934年3月1日：
想为《大公报》作星期论文，试作两题，均不满意。演说作文不难，难在得题；题目想定时，文已大半成了。
我想，凡是有作文经验的人，大约都会赞同他的这个说法。
1939年8月8日：
写演说稿，不满意。写到天亮五点半，才完。我写文字，无论是中文英文，都很迟钝。人家见我著作在三百万字以上，总以为我的文思敏锐，下笔千字。其实我的长处正在于“文思迟钝”，我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
我觉得最容易写的文字是考据的文字，例如我写《辨伪举例》，一点钟可写一千字，比抄手还更快。但这是因为搜集证据，整理判断的工夫，都早已做了，故坐下来写，毫不费力。即如《醒世姻缘》的考证，写时不大费力，但材料的收集，费了我五年多的时间!
《科学与人生观》序的最后一节费了我一个整天!
胡适的文章写得精彩，不但当时受到重视，而且能够流传下去，在后世也受到重视，原来他是这样用大力气写成的。
作文是这样，准备演说也是这样。1939年12月23日：“预备我廿九日的演说：日本和中国的近代化。”12月28日：“把演说稿勉强写成。晚上又改了一部分。”29日：
今天中午，我的演说《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一个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有许多人说好。这题目是我说过写过多少次的，但这一次费了我四整天的工夫，才写得成。(两个晚上到4点才睡!)所以费如许大力量者，只是极力求明白清楚，求人人都能懂，都能跟着我的思路走，这比什么都更难。结果可算很有成功。
再举1940年11月他应邀到纽约市政大厅作的一次广播演说为例。11月25日：“今天把这几天预备的稿子全丢了，叫菲利普斯夫人来，我口授一篇短演说。下午写成，我又改了几遍，将定稿寄与纽约市政大厅。”26日：
在克罗泽将军和夫人家吃饭，客人为莫里斯·卢埃林·库克先生和夫人，这四个人是很高知识的人，所以我把我的演说稿大致请教他们。他们要我演习一遍，他们都很赞成我的主张，库克说，我说的波兰一段是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的。克罗泽将军也如此说。
我半夜回家，又请刘锴兄听我演习一遍。昨天需要十一分钟，故又删去一些文句，今天只需七分半了。行了。
27日：
今天又演习两遍，约需八分钟。
28日：
到市政大厅参加广播，题为《我们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同说者为H．G．韦尔斯，威尔伯校长。这两人都不曾好好的预备，故成绩很不好。我这九分钟广播，共费了七天工夫预备，删了又删，改了又改，故当然最受欢迎。
事后有许多人来说，今晚的广播只有我一人说的话人人都懂，都明白。我为此事，不得一文酬报费了七天工夫，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因为我得着绝有用的训练。
胡适有一个意见是很值得急于求成的年轻著作家参考的。1943年1月4日：
读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美国的成长》下册，甚感兴趣，我读这种历史书，总想到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可读的“本国通史”，深觉惭愧。我自己久有此志愿，总不得工夫实行。
凡著书，尤其是史书，应该留在见解成熟的时期。我的“中国思想史”，开始在一九一五年～一七年，至今足足二十七年了。上卷出版在一九一九，也过二十三年了。但我回头想想，这许久的担阁也不为无益。我的见解，尤其是对于中古一个时期的见解，似乎比早年公道平允多了。对于史料，也有更平见的看法。我希望这二十七年的延误不算是白白费掉的光阴。
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感触甚深。回想自己年轻时急于著书，还不要说见解成熟不成熟，1956年出版的那一本《鲁迅传略》可说是毫无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人云亦云。后来自己的见识逐渐有所长进，“觉今是而昨非”，五十年之后还要把这题目拿来重新做过一遍，这就是教训，这也就印证了胡适此说大有道理。
三言两语的书评
胡适在日记里常记下他正在读的书，有时也写上一句两句评语，或褒或贬，大都中肯。也许对某几位后来享有大名的作者评语稍苛，今天的读者自有自己的评判，知道胡适曾经有过怎样的评价，也可供研究中参考。
1930年7月27日：
夜读沈雁冰先生的小说《虹》，此书作者自说要为近十年中的壮剧留一纪录。前半殊不恶；后半写梅女士到上海后的演变，似稍突兀，不能叫人满意。此书未写完，不宜骤出版。
作者的见地似仍不甚高。
读《虹》后，更读他的旧作《幻灭》。此篇浅薄幼稚，令人大失望。
1930年7月28日：
读沈雁冰的小说《动摇》与《追求》。《动摇》结构稍好，《追求》甚劣。
1930年8月14日：
前几天到青岛大学图书馆，看见架上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约百余部，我讨了一套来，病中重读一遍，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我想代他整理一遍，作一新版本。
夏曾佑的这部著作，最初的书名是《中国历史教科书》，胡适在青岛大学图书馆看到的大约就是这个版本。后来改名为《中国古代史》，为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印“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也收入了这书。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收《而已集》)一文中说到夏曾佑其人：“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他]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可以知道鲁迅也是“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的。
1930年10月23日：
徐一士先生来谈，我很称许他们兄弟的《随笔》(《国闻周报》)，劝他整理出版。
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在《国闻周报》上连载的《随笔》，有不少当代史料，后来结集出版。有几种版本不详。十年前山西古籍出版社编印“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三辑第一种即为《凌霄一士随笔》。
1931年3月31日：
我现在渐渐脱离今文家的主张，认西汉经学无今古文之分派，只有先出后出，只有新的旧的，而无今古文分家。
廖平之《今古学考》(1886)实“创为今古二派”，但他的主张实甚平允，说“汉初文行于民间，其授受不传”；说“今古诸经，汉初皆有传本传授”；“古学之微，非旧无传，盖以非当时所贵尔”。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始走极端，实不能自圆其说，故不能不说《
史记》也经刘歆改窜了。
1931年7月27日：
读吴汝纶集子。此公很有见地，有不可埋没之处。他晚年考察日本学制，归来不久即死了，竟没有实行的机会，甚可惜。这里胡适所说的，当是指吴汝纶的《东游丛录》。
1934年1月23日：
读徐世昌《颜李师承记》，此书组织甚混乱，但用颜李《年谱》及《文集》等材料，以人为主，较便检阅。
1935年5月21日：
看郑振铎的《
中国文学史》三、四册。此书材料颇好，但他写得太糟，判断既平庸错误，而文字太不修饬，使人不愉快。周岂明说他受著作之累，是不错的。
1936年7月18日：
读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区》，太失望。
此君先有理论，然后去寻材料，其方法至松懈可骇，其结论亦幼稚的可笑。他的材料根据于各省通志，但取其《水利》《沟洫志》诸卷中一切治水修堤之材料，列为一表……此表中，四川居第十四，而福建居第二，江苏居第七，此可证此表完全无意义，而作者奉为至宝……此真是睁眼不认得事实，强要曲说以助成一己之臆说！
1937年1月17日：
读汤锡予(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
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宇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
我校读完，为他写一信介绍给云五先生。又写一长信给锡予。他不主张佛教从海道来之说，我以为此说亦未可完全抹杀。
胡适接着谈到当时的海上交通与民间佛教流行的可能的关系，这里就不加摘引了。王云五是极尊重胡适的意见的，商务印书馆当然乐于接受胡适极力推荐的这部书稿。
1937年2月lO日：
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金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态度很不好。
《雷雨》显系受了易卜生、奥尼尔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
《日出》是一大进步，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如“小东西”，金八早要淫她了，而她卖到下处，却总因为“太小”，接不着客，岂非矛盾?《日出》写胡四、顾八奶奶都不太近情理。
品评人物
1929年1月19日晚上九点多钟胡适赶回北平，原来希望还能够见上梁启超一面的，却不知道他已经于这天下午两点一刻去世了。胡适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
今日任公大殓，在广慧寺。我同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赶来迟了八点钟”，也不觉堕泪了。
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按：1919年)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金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1929年2月2日：
作挽梁任公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在君作挽任公联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目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
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竞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
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1930年2月9日：
李石曾提议，要合筹四百万元，一半保存北平古物，一半用在南京“创造文化机关”!此人毫无常识，毫无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岂非一大怪事!
我第一次见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见他，便同他作对(为里昂大学、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费大力引他入北大，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真是引狼入室。
这里说的“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是说李石曾极力促成大学区制，曾经下令将北京大学改为北平大学一事。关于这人，胡适在这年8月15日的日记中还说到：“李石曾来谈，此君又不知在这儿玩什么把戏了!”10月24日日记：“我问起昨日所发表之中国文化实业社事，司徒雷登博士不肯说什么。此又是李石曾的把戏了。”
1931年1月25日：
十二时，船到青岛，杨金甫、闻一多、梁实秋、杜光埙、唐家珍医生来接，即住在疗养院中。
我同一多从不曾深谈过，今天是第一次和他深谈，深爱其人。
1931年3月28日：
北大新聘的理学院长刘树杞博士(楚青)从南京来。叔永约他和梦麟和我们吃饭，饭后他和梦麟谈理院教授人选。不到两点钟，整个学院已形成了。院长制之效如此。
刘君是湖北蒲圻人，密歇根大学的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治化学甚有成绩，曾任厦大、武大、中央各校教授。其人很可以做事，北大得也，可称得人。
1934年终的回忆：
刘半农之死，是很可惜的，半农的早年训练太不好，半途出家，努力做学问，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他的风格(taste)不高，有时不免有低级风趣，而不自觉。他努力做雅事，而人但觉其更俗气。但他是一个时时刻刻有长进的人，其努力不断最不易得。一个“勤”字足盖百种短处。 1940年3月6日：
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年七十三(1867N1940)。与周鲠生兄谈，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的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