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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全套10册《吴宓日记续编》1965年以后各册(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1版)，会看到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唐昌敏。
       不过，这个“唐昌敏”既非教授、学者，也不是吴宓的亲友、学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务女工。
       “四清”风暴中的小插曲
       唐昌敏得以进入吴宓的生活中，吴宓在以后日记中反复提到她，是因那场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四清”运动。当时，著名学者吴宓孤身一人在位于重庆远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他年愈古稀，日常生活靠已故妻子邹兰芳过去从农村请来的内侄邹开桂帮助料理。然而，“四清”运动风暴中，各地加强“阶级斗争”，邹开桂这样据说是“地主出身”的无业人员，就成了怀疑和驱逐对象。
       1964年11月24日，西师保卫科限令邹开桂在两天内注销校内户口，搬出学校。吴宓年迈，日常生活离不开别人照料，但当时的各级领导都以“阶级斗争”为重，吴宓只得自行设法解决困难。于是，他想到了邻居田子贞教授家请的家务女工唐昌敏。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11：30回舍，与田夫人郭毓琳言明，拟以其女仆唐昌敏大姐兼助宓办取饭、取开水之事，承允。旋与开桂议定……唐大姐正式工资三元，每月发薪之日付给，宓另于每月底，秘赐唐大姐五元，助其子贺国昭学费，实共月给八元。但在每月检查清洁及宓有某种特事时，须遣其长子贺国枢来助宓云云。以上均由开桂今晚告知唐大姐照行。(《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第415-416页)
       从1965年7月2日邹开桂告别吴宓起，唐昌敏就承担起了吴宓的全部家务工作：从食堂取饭、烧开水、做菜、洗衣、打扫卫生、领取票证，甚至代吴宓寄信、汇款、存款取款……成为吴宓生活中离不开的重要角色。后来唐昌敏每月工资加为十元，以后又加为十五元、二十元，最高时还曾一度加到二十五元。
       1965年8月lO日下午，唐昌敏的丈夫贺文彬到吴宓家中拜访，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款以广柑酒，进茗，并同晚餐，各二馒、煮二鸡卵。谈次，知贺君隆昌县人，今年五十二岁，少贫，故虽保送中央大学中文系，而自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农业经济系。曾任农业银行职事，今为北碚废品收购处门市部主任，有子三人，长幼女二人，皆唐昌敏所生。(第7册，第199页)
       使吴宓甚为高兴的是“贺君愿从宓问学，其读《吴宓诗集》颇细。”初次交谈，贺文彬就向吴宓询问了“吟诗惯诵南帆句”中的“南帆”是何意，吴宓作了回答。贺文彬又问“忍使曹仓居蠹鱼”中的“曹仓”，这却把吴宓难住了，他一时“愧不能答”——因为此句是吴宓的姑丈所改。这逼得吴宓第二天一早就起来翻检《辞海》《辞源》，找到答案后，给贺文彬写了详细的解答。
       以后，贺文彬有时还来向吴宓请教英语方面的问题，或向吴宓借书看。显然，有了这层关系，唐昌敏与吴宓之间就比一般的“女仆”与主人的关系更融洽、亲近了些。
       相对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打破，比“四清”运动更为狂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吴宓与唐昌敏一家都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受了水深火热的煎熬，他们的关系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毫无“政治觉悟”的女工
       在“文革”之初，中共重庆市委派驻西南师范学院的工作组发动教师们互相揭发批判，吴宓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他的邻居田教授也不得不写了批判他的大字报。
       1966年7月20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
       唐昌敏来，密报田子贞写成(108)大字报，唐欲窥读，急掩盖之。唐谓宓亦可写大字报反攻田君’，云云。宓乃于晚饭时作短函致唐夫贺文彬，托劝告唐切勿窥读田君所写之大字报，亦勿来报告宓知，盖此举对宓非徒无益，且有害，云云。(第7册，第491页)
       唐昌敏大概以为这样的批判类似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斗嘴吵架，天真地想帮吴宓一把。可见她对“政治斗争”一窍不通。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始终没有与“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吴宓“划清界限”，而始终只把他当作一个付给她工钱的雇主和需要她帮助照料的老人。
       8月24日至11月底，经吴宓整编誊抄的日记全部被红卫兵拿走，看不到这段时间里有关唐昌敏工作的记载。直到11月24日的日记中才又出现了唐昌敏的名字：
       以1．80元购广柑(学校给票证)十斤，28枚；赐予唐昌敏家14枚，杨妪6枚，宓自食8枚足矣。(第7册，第538页)
       三天后的11月27日：
       近午贺国琼姊妹来，云：其母唐昌敏须休息两月养病。宓以广柑14枚交付贺国琼带回家……(第7册，第540页)不过，唐昌敏只休息了两天，就回来了。
       11月30日：
       唐昌敏仍来工作，今日午餐唐自制豆腐干炒肉丝(二角)……(第7册，第542页)
       由此可知，唐昌敏并未被“反共老手”等罪名和抄家、批斗之类的“革命行动”吓倒。
       难得的“美食”
       “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令吴宓这样饱经风霜的老人也瞠目结舌。先是工作组撤走了，“官办”红卫兵掌了权。不久，西师的造反派“杀出来了”，成立了“八三一战斗纵队”。1966年12月4日，造反派在重庆城里与“官办”的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保守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吴宓在12月6日日记中记载：
       十二月四日下午重庆市工人纠察队在重庆体育场开成立大会，与在场之八一五及八三一纵队发生冲突，斗殴，互有死伤甚多；昨本校之八三一纵队竟捕去食堂之厨工(炊事员)数名，送城中拘押不放，今日西南师院全体厨工一致罢工，多人无所得食——宓幸赖有唐昌敏，仍可得美食如恒。(第7册，第547页)
       每天在劳改队被监督劳动的吴宓，信息来源十分有限，而且不尽准确。在重庆体育场发生的“一二·四”大规模流血冲突是在上午而不是下午，“死伤甚多”只是当时的以讹传讹和造反派为扩大事态以打击“黑市委”和“保皇派”的宣传，实际上并未死人。不过，关于西师的炊事员(“工人纠察队”队员)被“八三一”抓去数人后引起全体炊事员罢工，“多人无所得食”的记载，应是无误的。而“宓幸赖有唐昌敏，仍可得美食如恒”，则可以从字行间体会到吴宓对唐昌敏工作非常满意。
       “一二·四”事件后不久，造反派便以其“革命的暴烈行动”压倒了“保守派”，“八三一纵队”在西师占了上风。12月23日，教师“牛鬼蛇神”劳改队正式由“八三一”接管。从此，吴宓等人便改由造反派监督劳动与学习了。
       1967年2月25日，吴宓去领取2月份工资，却被告知：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只发给15元生活费，其余“减发”(吴宓原工资为272．5元)。次日日记中说：
       下午3~4唐昌敏来，宓与细谈昨减薪至15元事，并表示宓当给予其入西南医院动手术之全部费用。(第8册，第52页)
       工资被减至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了，吴宓还要资助唐昌敏治病住院的手术费用(从他的存款中支付)，可见唐昌敏的工作对他的重要。
       3月7日，北碚区驻军宣布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
       勒令解散。次日，革联会所属的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其主要负责人被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拘捕。西师改由新成立的“春雷造反兵团”掌权。
       处于劳改地位的吴宓对这样的形势变化毫无所知，日记中没有记载，但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唐昌敏又开始给他“制送肴馔”了。
       此后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吴宓继续每天在“劳改队”劳动或学习(只是监管者换成了“春雷”的人员)。唐昌敏继续为他做家务，并不以他为“罪人”而逃避。吴宓对她工作的满意，可从4月24日的日记中看出：
       午餐，米饭三两，唐昌敏自制豆腐、鸡蛋、鲜笋汤(二角)，宓喜其素淡，叹以为美味。(第8册，第112页)
       一个平民家庭在武斗中的遭遇
       1967年6月，在西南师范学院爆发了重庆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冲突。吴宓在6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
       闻唐昌敏言：(1)昨日校内之战，八三一死八人，伤二百余人。(2)大雨，暂止；然今日仍有战斗。(3)大小校门已摧毁，故今日出入无阻。(4)校内电话线已割断；自昨晚起，不复闻八三一之广播矣。(5)昨日下午军工队来援八三一者，为八一兵团阻击于井口，战斗死伤。(6)八三一今势蹙，故凡家中有大人或子女为八三一队员者，其家今皆栗栗危惧，恐春雷及其友军来抄家、捕人；吾邻左右数家，已将重要衣物送至校外藏匿，且送幼孩至乡间暂住云云。(第8册，第150页)
       唐昌敏向吴宓报告的消息中，有关死人的多系不实传闻，其他情况则大体属实，特别是“凡家中有大人或子女为八三一队员者，其家今皆栗栗危惧”，实际上也代表了唐昌敏的心情。吴宓很快就听到了她告急。
       6月8日：
       夕，唐昌敏率其长女贺国俊来，贺国俊系八三一队员，今惧为春雷方面搜捕，决即逃走，而旅费尚缺l5元，求宓赠助，宓袋中仅有9．30元，即以九元与之。(第8册，第151页)
       6月9日：
       唐昌敏之次子贺国昭为八三一队员，本月六日校内大战中，有人见其左颊负微伤，仍续战斗。是日，战前，曾来见其母(唐昌敏)，以其八三一队员证章等交其母，且为诀别之辞。……至今日下午，犹不见回家。悬知必已战死矣!……唐昌敏告宓时，涕。(原文到此中断，以后部分日记被抄走后失去。第8册，第152-153页)
       唐昌敏之子贺国昭，当时是重庆市第十三中学(在北碚)初中学生，说他是“八三一队员”其实不确，只能说是“八三一”这一派的人员。十三中“九八战斗团”，是与西师“八三一”有着相同观点并且在“镇反”运动中一起受到过打击的学生组织，是北碚地区“砸派”(“反到底”派)的主力之一。
       吴宓大概也为之担忧、焦虑了一夜。
       6月10日：
       宓谓唐昌敏云：贺国昭或未战死，而随八三一军撤退。果尔，下午贺国昭竟生还，来见其母，匆匆又去，将续在八三一军中作战，以潜伏校内之军工队之援助，准备抗击再来攻击之八一兵团云云。(第8册，第153页)祸不单行。1967年7月4日，吴宓又记载了唐昌敏家新的不幸消息：
       上午8-10菜圃上班；到者四人(同昨)，所闻……(2)在碚市，两派沿街挨户搜捕敌派人员(唐昌敏言：其长子贺国彦已被捕，送至江北安置)……(第8册，第172页)
       武斗造成的紧张局势，使唐昌敏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吴宓7月8日日记记载：
       唐昌敏今日上午10时入校，曾见其次子贺国昭来同午饭。下午4时回家，被阻于大校门，不放出(谓‘恐为春雷报告消息’)；4：30宓教其再往求查明放出归家(不再来校)，须详说伊子女皆八三一队员，今长子被春雷捕囚，次子贺国昭(曾奋战受伤)今在校，请寻来认明、作证、保释其出校云云。唐去，至晚未返此间当已得放出回家矣。(第8册，第177页)
       吴宓深为唐昌敏的安全担忧。7月9日日记：
       作短函与贺文彬，请劝阻其妻唐昌敏勿再来西师为宓服务……唐昌敏(已得出入证)复来，宓责令速回家，勿再来校(恐市中春雷疑彼为敌谍报) ……(第8册，第178页)
       为了唐昌敏的安全，吴宓甚至“述生活安适情况”来让她放心。实际上，离开了唐昌敏的工作，他的生活是很难“安适”的。
       吴宓发火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老先生与家务女工唐昌敏一家人，在这“全面内战”的日子里已经建立起患难与共的友谊。但是，不久因一偶然事件，吴宓却对唐昌敏大发了一顿脾气。
       事情原由是吴宓托老友、已故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女吴汉驺买英译本《毛主席语录》，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局里继续研读英文用，而他们“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却“擅代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袖珍合订本，还给他寄来“宓向不佩带”的“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吴宓为此而“怫郁”、“甚怒”：
       1967年12月7日：
       宓今日特为悲愤，似觉死期将至。以驺禀，怒不可遏，遂迁怒于唐昌敏，责其生姜桔皮汤不早煎就，且告之以宓不日即死，健康已大损(唐云：伊已察知)，且将受全院斗争，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云云(盖已不能控制自己矣)。(第8册，第310页)
       吴宓赌气说自己“不日即死，健康已大损”，朴实憨厚的唐昌敏竟天真地回答他说“伊已察知”(她已经看出来了)，读到此处真叫人忍俊不禁。
       唐昌敏当然会明白，吴宓发的无名火只是“迁怒”于她。但她决不会想到引起吴宓发怒的原因会是一本“红宝书”。
       转眼又是春节。在1967年春节除夕之夜，吴宓曾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
       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第8册，第38页)
       而在1968年春节之前，吴宓的心情就大为不同了。他在1月21日日记中写道：
       若但论宓个人生活(饮食起居)，今冬实较安适如意，而前冬(在中文系劳改队受八三一管制，值唐昌敏又重病久请假)则最劳苦困穷之时也(就宓一生作比较)。(第8册，第360页)
       因此，这天“唐昌敏来，宓付给一十二元为赠助其全家过春节(阴历年)。”
       从“惟祈速死”到“安适如意”，两个春节、两种心情的巨大反差中，也可看出唐昌敏对吴宓生活上的细心照顾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相濡以沫
       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然而，两大派武斗并未因此停息。6月18日下午，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为表现自己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召开批斗“走资派”、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第8册，第480页)。在大会上，吴宓不断挨打，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
       (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批斗会结束后，吴宓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中，身边没有亲人，他的痛苦，他的怨愤，都只能向家务女工倾诉：
       以所历简告唐昌敏。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第8册，第482页)
       次日：
       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之下尖，肤色红肿，未破)。(第8册，第483页)
       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当天大雨，学生还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回家后，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
       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寻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来，以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第8册，第488页)
       这时，唐昌敏俨然是吴宓女儿一样的精心照顾、护理他了。孤独的吴宓真是万幸，在这样“千夫所指”的恐怖日子里，总还有一个善良的唐昌敏在他挨斗挨打后听他诉说，为他疗伤，为他寻取被人恶意扔掉的草帽……
       吴宓并非不懂人情世故的迂腐学究，他也对唐昌敏表现出了应有的关心。
       7月16日：
       唐昌敏病假，遣其幼女贺国琼来代治馔。宓午饭毕即遣琼归，命勿再来，而自约定曾媪(104室之女工)暂兼为宓治三餐，每日烧开水二瓶(余事宓自为之，或暂停)。(第8册，第502页)
       唐昌敏与吴宓之间，早已超越了雇主与雇工的关系。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成了他们之间很自然的事情。当吴宓因工资被扣发打算少吃鸡蛋时(他的习惯是每天早上吃两个鸡蛋)，为了吴宓的健康，唐昌敏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减少她的工钱。
       从“已成半死”到“死去复生”
       1969年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两个将吴宓“揪”着押进会场的学生恶意将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断。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他仍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批斗结束，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5月9日日记，第9册，第104页)。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5月10日、11日日记，第9册，第104页)。就这样，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1969年6月，吴宓在交待材料中写道：
       自1969六月二十一晚起……宓皆在本室安居，养伤、休息。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仍得过安适闲静之生活，有如死去复生。(第9册，第127页注2)
       吴宓这段时间的日记被工宣队、专政队抄走后“丢失”。好在这些交待材料和报告，保存下来一点对当时情况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看到吴宓“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和唐昌敏是在何种情况下服侍他的。
       1971年3月3日，闻西南师院将奉命搬迁，原址让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吴宓日记中记载：
       午餐，米饭三两。唐昌敏送来青菜头素烧一罐……曾、唐皆以因宓去而全失业为忧。唐尤以与宓别离而伤心泣下，始悉唐所最苦者，为彬之嗜好烟酒，不善经营，虽子女皆已成立，而所欠曾、钱、孙诸家借债至120元之多。(第9册，第205页)
       3月4日：
       唐昌敏送来肉屑炒豆豉一罐……唐已在家午饭，遂在此为宓补蓝棉袄。又缝小被，其白布里、棉絮，皆旧物。原蓝布面，几经补缀多破，此次拆洗后，唐径弃之，而易以新布面(红色杂景印花布面)，乃唐用其子所购而赠宓者也。(第9册，第206页)吴宓因担心搬走后与外地亲属通信不方便，托唐昌敏继续为其收转信件。
       4月4日：
       唐送来海带片汤一罐。唐惟恐连累及其夫妇，不愿为宓代收信及汇款。宓答以“今后决不再渎烦”。(第9册，第241页)
       但从后面的日记中可知，此后唐昌敏仍然继续为吴宓收取和转发信件。
       最后的交往
       腿伤致残的吴宓在梁平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令人胆寒的运动不了了之，吴宓没有再挨斗。他一再报告、请求，终于获准返回北碚。
       1972年7月25日，吴宓从梁平搭乘返校的汽车回到了西师。他当天日记记载：
       夕晚唐昌敏来，持手喜极欲泣。(第10册，第151页)
       犹如大难之后的亲人重逢，“持手喜极欲泣”，寥寥六字，欢欣激动之情跃然纸上。
       这时，“九一三”事件已经在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荡。许多人从盲目迷乱的政治狂热中摆脱出来，或者觉悟，或者感到幻灭。一些年轻人开始学习久已被冷落、鄙薄的文化知识。
       1972年lO月4日：
       晚餐……唐命贺国彦送来煮豆花一大罐……贺国彦喜诗词，好读书。宓为讲说“中国古体近体诗之形式、格律”。至晚8时，始去。(第10册，第197页)
       10月5日：
       晨，为贺国彦撰写《中国诗之形式与格律简说》，附图。午餐……唐命贺国彦送来豆腐羹一罐。始知，好读书而欲学诗词者，非贺国彦，而为其弟贺国枢也。4时，贺国枢送晚餐馔(炒菜)来。遂授以《中国诗之形式与格律简说》，并为讲解。(第10册，第197页)
       吴宓分不清贺国彦、贺国枢兄弟，是因为他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经常看不清来人的模样，在梁平时就曾因此被人骗走过钱物。
       在唐昌敏的儿子贺国昭下乡当知青时，吴宓曾给过资助。这时，贺国昭想争取调回来又遇到困难(办事需“走后门”)，吴宓又决定给予资助。1973年1月7日的日记记载：
       贺文彬与唐昌敏之幼女贺国琼已回家，现随父在废品公司任职，月薪18元余。今惟幼子贺国昭仍在农村劳动，1973九月可望归家，每月须交际费10元，即购茶叶等，馈献其在乡之领导人，以求得放归，云。宓当允议，愿在宓月薪收入为今之三十九元时，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五元；宓月薪收入为二百七十二元时，每月当济助贺文彬此项十元云。(第lO册，第275页)-当时吴宓尚未恢复全薪，无力拿出更多的钱来资助。
       1月31日：
       贺文彬又为谋贺国昭得由农村调回，求宓月给10元，买茶叶等送贿领导人。宓答以，新年一次则可，长期则嫌多，X--Z-。(第10册，第296页)
       2月1日：
       今夕，付与贺文彬10元，为新年送贿在乡领导人(以后每月五元)，俾贺国昭得早日释放回家。(第10册，第297页)
       2月3日是春节，日记中说：
       唐昌敏来拜年，行礼。见其面容浮肿，似病患甚深!(第10册，第298页)
       此后几天，都是贺文彬为吴宓送来唐昌敏做好的菜肴或元宵、面条等食物。在生病的情况下，唐昌敏仍然坚持每天给吴宓变换着花样做菜，如：2月7日是煮芋头片汤，8日是豆腐丝，9日是豆花，lO日是木耳金针烧猪肉……
       《吴宓日记续编》中有关唐昌敏的最后一则记载，是她为吴宓做菜，由其丈夫贺文彬送来。时为1973年12月31日：
       今日正午，贺文彬送来(一)红苕四块(二)鸡蛋豆腐蔬菜汤。宓以(二)加入红苕重煎为晚餐。(第10册，第564页)
       因为此后的日记无存(或许是本书编者暂未找到)，不知唐昌敏与吴宓的这种雇佣加亲人般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中断的。
       吴宓晚年生活中的这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