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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父侯宝林自1940年在天津电台崭露头角，到他1993年去世，一生中半数以上的时间是通过广播的形式服务于社会的。从父亲开始，我的两个哥哥——耀华、耀文、我的侄子侯军、我的儿子介行——他6岁时即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栏目录制节目，我们侯家三代人都与广播结了缘。这里仅说说我父亲解放前在天津上电台的情况。
       天津解放前共有18座电台，第一座是日本人开办的“昌义”广播电台，而官办的第一座电台是1927年5月15日开播的北洋政府的天津无线广播电台。这些情况我没有认真考证过，只是简单介绍。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就在华北地区构建了无线电台网络，并且是华语、日语双轨制。为其进一步扩张侵略和统治进行准备。到1940年3月18日截止，在天津警察局登记备案的收音机用户是2万余户。粗算下来，平均七八十人有一台收音机。这一统计数据的获得，缘于当时天津的伪警察局为对市民购买和使用无线电器材进行控制所做的强迫性规定：凡购买无线电收音机的都必须到警察局登记，填写申请书，并由主管部门审核，审核后发给登记牌证。登记期满的。要按新装户重新登记，如未及时登记，一经查出，即刻没收。这就是我父亲到天津前，官方的电台和民间拥有无线电收音机的大致情况。由于当时天津还没有出现用文艺节目拉广告、播广告的纯商业电台，所以天津市民要听杂耍，还是以收听北平的中央广播电台为主。
       我曾查到过当时媒体对百利维电台的一篇报道：“本市百利维电台近来情形颇为不良，放送机器时出毛病，以致收听不利。又演员时常请假，所空之时间只以刘宝全《大西厢》、梅兰芳唱片补放，听众颇为啧有烦言……”这说明当时电台的技术和设备都很有限，正常运作得不到保证。演员的出勤似乎也大打折扣，令听众颇为不满。但对当时在电台比较走红的相声演员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中央电台从前的相声演员有绪德贵汤瞎子陈子贞广阔泉很受听众欢迎。后来绪德贵出京，陈子贞受了外伤，一直没能痊愈……陈子贞被公众认为是继焦德海之后唯一的相声艺人。其间还有一位“大烧鸡”也是位名人，可惜所说的近于文绉绉的，现在已经身归那世去了。后继的高玉峰和金晓山也很有人缘。近来又有不少新编的相声本子出现，想来还要大兴其道。这段报道揭示了听众对相声的情有独钟，并预示了不久即将到来的相声新一轮的辉煌。
       父亲是1940年6月应邀赴津的。他在《自传》中说，他和郭启儒先生在“燕乐”登台的首日(6月10日)即赶上电台实况转播，他俩那天使的活是《改行》，十四个节目中他们的场次被排在第六。我想这应该是父亲一生中的“首播”。可惜我没能查到当天的节目单，只查到不久以后的另一场转播的预报：
       《天声报》1940年6月19日
       (一)于瑞凤、常旭久莲花落《长亭饯别》
       (二)程玉兰　河南坠子《七子登科》
       (三)侯宝林、郭启儒对口相声《戏迷杂学》
       (四)郑蝶影　京韵大鼓《审头刺汤》
       (五)谢瑞芝　弹弦《庄子点化》
       (六)王佩臣　乐亭大鼓《二仙得道》
       (七)花四宝　梅花大鼓《杏元和番》
       父亲刚到天津时，报纸刊登的电台整场转播“燕乐戏园”的节目预告。那时，父亲还是“新人”，他的节目都被排在前面。而且，他和郭先生也不能单独接受任何一家电台的邀请，完全被一纸合同束缚。有一天晚上，正在转播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由于天气的缘故，父亲和郭先生的相声《戏迷杂学》被迫中断。“各听户纷纷电询”，致使剧场表示“遗憾”，最终同意改日“补放”。
       到了1942年，侯、郭的相声已从前半场挪到全场倒三(倒数第三场)很快又过渡到天津人说的“压轴”即倒数第二场。下半年，情况有了更大的转变。父亲说：“1942年后半年，天津有了商业电台，通过做广告，我们可以到电台去说相声，挣点钱贴补生活”。这样一来，侯郭的相声打破了由“燕乐”一家垄断的局面，开始在白天“上电台”。虽然都是通过电台说相声，上电台播音却与实况转播有本质的不同。首先，与电台签约的演员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为挣钱的手段是报广告，如果没人爱听你的节目，自然就不会有人收听你报的广告。此外，电台与剧场演出最大的不同是演员要对着麦克风表演，既然没有观众，也就没有台上台下的交流，得不到观众的反馈，也就无法对自己的表演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缺少播音的经验，很快有人在报上写文章，批评他和郭先生在特殊电台的表演：“侯宝林的相声是后来居上，论他的嗓子很可听，不过他与郭启儒(如)播音经验缺少，常有同时住口、同时起口的现象，郭启儒的下手不太利落，数来宝一段，他俩从未动过。”对于听众的批评，他们始终保持虚心接受的态度，不断改进自己的不足，被同行说成是“不怕摘毛”，也正因如此，他们进步很快。
       1944年3月20日京津两地搞第二次交流广播。第一次相声界交流，由高德明小蘑菇出台……第二次交流原定于3月20日举行，出台者原定京方为张寿臣，津方为戴少甫，因少甫病故，津方乃改为侯宝林，已于30日举行云。(《纪事报》1944年4月15日)关于这次“京津交流”，父亲自述“并不成功”原因是使用电话连线，对方的声音很小，根本听不清楚。曾有人把这次异地合作说成是“侯宝林在天津说(逗哏)、高德明在北京说(捧哏)”我估计，这是把两次活动混淆了，只要查一下当年的《纪事报》就清楚了。
       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市面混乱，物资匮乏，许多报社都已无法维持而倒闭，因此，这一年可供查阅的资料很少。日本投降前夕，父亲回到阔别5年的北平，在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上海游艺社演出，同时在电台说相声、报广告。
       到了1946年，无论国民政府还是大小商人都看到了商机，一时间，商业电台四处林立。有人曾这样形容上海的电台，说它们“如过江之鲫；似雨后春笋；像虹口的东洋女子；更像马路上的吉普英雄。”北平、天津也不例外。父亲对这一时期为电台做广告感到尤为无奈，他说：“这些电台主要搞商业广告，资本家用电台做广告推销商品为了赚钱；电台靠做商业广告赚钱；第三个赚钱的是广告社，他们替商业资本家出主意宣传赚钱。像卖药的广告是最能赚钱的，那些药要在普通药铺里值一角钱一丸，他要单独提出来做广告，说这家药铺专卖这种药，怎么怎么好，他再弄好几种名称：什么加料、双加料、特制……就能卖好几种大价钱。其实这些药都是一种药，或者多少有一点区别，这些名称都是骗人的。”尽管如此，为了生存，他别无选择。
       在1947年夏秋季节父亲曾短期返津，7、8月份除在大观园、群英两家园子演出外，最多时，同一天要为5家电台播音。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认为“侯宝林是当时电台最走红的演员”的结论。而我对父亲一天里在两家园子和五家电台同时出演表示极大的困惑，尽管那时父亲还很年轻，只有30岁，但一天7场演出绝非寻常人的体力可以支撑的。直到我看到《纪事报》上的一篇文章才弄清事实的真相。文章的标题是：“某家电台放出空气要对侯宝林不利!”内容说：“侯宝林此次来津，原本除大观园、群英两家园子外只想上天津和中行两家电台。但其余各家均欲其播音……竟有某家放出空气，如侯宝林不继续在该台播音，将对其不利!”原来，父亲一天演出7场，并非自愿，而是受人胁迫。文章还说：“观此，吃开口饭的艺人真不容易，艺事不好，无人问津；艺事好的红艺人则你抢我夺，应付为难，得罪了哪一方面就许给一个样儿看看。故红角之麻烦，较黑角之无人问津尤为难受。”此后，父亲很少再去天津演出，直到全国解放。尽管他对天津这块土地充满了爱，对培养他走上成功之路的天津观众和同行充满了感激之情。
       1954年年底，父亲从西南地区慰问修建川藏公路的解放军归来后，应邀加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直到去世。可能父亲以前没有料到过，他与电台的合作，竟然成为他一生的归宿。